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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先生生前精選了十二篇論文,定名為「中國文化史通釋」。這些論文全是關於中國文化史的探討和論斷,而且每一篇都集中在一個特殊的面相,思想、政治、商業、宗教、民間文化、文學、醫學、科學、藝術、科舉、俠等盡在其中,涉及的範圍相常廣闊。另一方面,每一篇論文都是從宏觀角度對中國文化史的某一特殊面相,提出一種長程的貫通解釋。我們既能看到中國文化的常中之變,也能看到其變中之常。文化雖有種種面相,它本身畢竟是一整體,諸面相之間必然是密切相關的。本書各論文互相關涉的地方很多,並不彼此孤立絕緣。這是本書命名「通釋」的另一命意之所在,即除了歷史時間上的貫通之外,還有文化空間上的旁通。

 

| 目錄 |

 

序 (董橋) 
1 綜述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2 從政治生態看宋明兩型理學的異同
3 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4 中國宗教的入世轉向
5 明清小說與民間文化──柳存仁《和風堂新文集》序
6 原「序」:中國書寫文化的一個特色 
7 古代思想脈絡中的醫學觀念 ──李建民《生命史學》代序
8 環繞着「李約瑟問題」的反思
──陳方正《繼承與叛逆》序
9 從「遊于藝」到「心道合一」──《張充和詩書畫選》序
10 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11 俠與中國文化
12 關於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觀察 
後 記

 

 

| 內容節錄 |

 

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

 

我很榮幸應邀參加這次「涉澤國際儒教研究會」。我的基 調演講的題目——「近世中國儒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是陶 德民教授建議的;這當然是因為我以前寫過一部《中國近世 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並且已由森紀子教授譯為日文 (1991)。一九八七年以後,我又繼續在這一領域中作了更進一 步的研究,同時用漢語和英語發表了不少論文。最近的一篇是 〈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已收入我的《現代儒學論》(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8)。所以在這篇講詞中,我準備根據這些研究的 成果作一提綱式的報告。

 

但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我要特別對涉澤榮一先生的《論 語與算盤》表示我的敬意。我在寫完《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 人精神》一書以後,偶然讀了《論語與算盤》的漢譯本。我驚 異地發現,我關於明、清商人精神的歷史觀察,竟和涉澤先生 在《論語與算盤》中的主張不謀而合。因此我在《商人精神》 日本語版的〈自序〉中特別指出:他所創造的「士魂商才」(《論語與算盤》卷一) 的觀念完全可以用來描寫明、清時代的 中國商人。當然,中國的「士」是指「文士」或「儒士」, 這和日本的「武士」是有區別的。但是涉澤又告訴我們:日 本「武士道」所體現的道德價值包括正義、廉直、俠義、禮讓 和敢作敢為等等 (卷八);而這些價值大部分都可以從《論語》 中找到來源 (卷一)。因此從比較的歷史和文化角度說,日本的 「武士」和中國的「儒士」所扮演的社會功能是確有很多相似 之處。至於《論語》是中國「儒士」的精神泉源,那更是不在 話下了。

 

如果我的理解大致不誤,《論語與算盤》的中心論旨是主 張儒家倫理在現代必須與企業經營互相支援、互相配合,以造 成一個經濟富裕和道德修養交相映發的社會。正如本書「導 言」作者草柳大藏所指出的,涉澤投身實業界以後,便宣稱 「以《論語》為商業上的聖經。」他說以現代企業經營的特殊 角度來讀《論語》,發現孔子並沒有把「仁義道德」和「生產 謀利」放在互不相容的絕對位置;以「義」與「利」不能並存 的極端觀點毋寧是後世儒家對孔子原始教義的曲解或誤解。涉 澤關於《論語》的現代解讀是相當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