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蘇聯士兵的聲音，重建二戰東方戰場的真貌
史坦貝克曾說，戰爭本身是無法言傳的……
 
「我不再感謝上帝饒我一命，因為我每小時都看見死亡。」
「我們有什麼好抱怨的呢？他們徵召我們，他們訓練我們，他們送我們去死。」
「有什麼理由可以讓一個士兵從射擊中撤退？」「唯有死亡。」
 
二戰的蘇聯士兵，是德軍眼中的鋼鐵人，是不知疲倦的紅色猛獸。

「我不明白蘇聯士兵怎麼有辦法在那樣的地獄中生存。」
「他們不是人，是某種鐵鑄的生物！」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有史以來死傷最慘烈的戰爭。
蘇聯有2700萬人死於這場戰爭，其中有800萬名是紅軍士兵。
他們是所謂戰爭「英雄」，背後卻有許多不能回首的故事。
俄羅斯史專家梅里杜爾走訪英國、德國、俄羅斯、白羅斯等地，
訪問兩百多名當事人，重現你我不知道的戰爭面貌。
讓我們聆聽蘇聯「伊凡」們的神話……

★《戰爭與和平》中勇敢堅忍的俄國士兵
　　「伊凡」在俄國是男性常見名，也是二戰期間蘇聯基層士兵的通稱。這些上場作戰的士兵「伊凡」，在敵軍德國眼中，有如紅色猛獸，個個堅忍不拔、無所畏懼，彷彿自拿破崙戰爭以來從未改變，仍是《戰爭與和平》中描繪的樣貌。二戰期間德國人甚至用血統、種族來分析為何俄國人如此勇猛。這樣的方式在冷戰時代，甚至成為美國人分析俄羅斯人的基礎。
 
★他們是戰爭機器、戰爭英雄，也是戰爭中的砲灰
　　二戰在蘇聯的官方說法中是場值得一再歌頌的「偉大衛國戰爭」，因為勇敢的士兵與人民擋住了希特勒的攻擊。但現實卻是，戰爭初期的蘇聯軍隊設備簡陋、缺乏組織訓練，他們節節退敗，以人肉對抗坦克，死傷無數。
 
　　因為在這場戰爭中，只能容許光榮與勇敢，沒有投降與退卻。官方只顧製造假新聞、宣傳裁切過的正面訊息，忽略當時一度有七千萬蘇聯人民受困於德軍的佔領區。而戰爭中因圍城戰餓死的百姓紀錄被抹去，戰爭的死亡人數也被短報，一百個士兵死亡，只會有三十座墓碑。
 
★用一生演出「伊凡」的故事
　　原本節節退敗的紅軍，在戰爭中學會新武器、學習組織部隊、導入獎懲制度。他們開始向西反攻，一度打入德國境內。這些勇猛的士兵，更在戰爭期間蘇聯官方的塑造下，成為完美的「伊凡」。當時黨部挑選年輕英俊教育程度高的軍官，以高貴的士兵、勇敢的俄羅斯人、不屈的游擊隊員等形象包裝，鼓勵士兵上戰場。這些如明星般的「英雄」倘若死亡，將會成為受人緬懷的紀念碑，倘若活著，則是戰後官方活生生的宣傳工具。
 
　　而這場戰爭對於退役的老兵，也是他們一生榮耀之所在，難以割捨，更成為他們面對集權統治時的麻醉劑。當他們回憶戰爭時，往往只記得曾在衝鋒時呼喊：「為祖國而戰，為史達林而戰。」
 
★以個別士兵的聲音重建二戰歷史
　　過去，戰爭史往往都是官方聲音，個人檔案僅能補充片段資訊、呈現部分微觀視角，本書作者卻成功採取正統歷史的框架，用時間為序，以基層士兵的故事為血肉，重述二戰期間東線的戰爭史。不僅有以往常見的德軍攻入俄國土地的故事，更完整描繪蘇聯紅軍反攻入波蘭、德國時所造成的慘劇。今日的輸家，也許是明日的勝利者。本書企圖回歸「人」的視角，引領讀者思索戰爭的意義與代價，和極權政治下的處境。
 
| 目錄 |
 
前言：真實的戰爭故事
第一章　邁著革命的步伐前進
第二章　一場燒遍世界的火
第三章　災難撲翅
第四章　戰爭的黑路
第五章　一磚一瓦地
第六章　一片成為荒場的土地
第七章　願兄弟情誼得祝福
第八章　狂喜、悲痛和汗血
第九章　掠奪屍體
第十章　老劍入鞘
第十一章　我們記得一切
大事年表
資料來源說明
注釋
索引
 
| 內容節錄 |
 
前言　真實的戰爭故事
 
七月的庫斯克市中心沒有半片遮蔭的地方。要做到這樣很不簡單，因為論肥沃，庫斯克的土壤──向南和向西延伸至烏克蘭的黑土──在俄羅斯是數一數二。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以生出白楊，而入城公路兩旁長滿剪秋羅和攀緣至高及人肩的紫色野豌豆。這土地也很適合種植蔬菜，例如俄國人愛用醋和蒔蘿來醃漬的黃瓜，以及大白菜、馬鈴薯和南瓜。每逢夏日的星期五下午，城市會立刻變得空蕩蕩。市民紛紛到他們的鄉間小屋「達恰」度週末，這時，處處可見婦女在田裡彎腰澆水。到了上班日又會倒過來，度假人潮又湧回城市。離市中心幾步之遙，你會找到叫賣大草菇、家製餡餅、雞蛋、黃瓜和桃子的路邊攤。在大教堂後面（教堂是十九世紀為慶祝俄國打敗拿破崙而建），有一些小孩坐在草地上，旁邊是一群瘦山羊。
 
這番活潑景象是中央廣場看不到的。一百年前，廣場區原本有一些建築物和覆滿藤蘿的庭園，但如今完全是柏油碎石路面。天氣很熱，讓我無心計算步數，所以不確定廣場是兩個足球場還是三個足球場大。但它真的很大很大。它的規模和廣場邊緣上的建築物無關，也和各自過生活的本地人無關。計程車集中在廣場最鄰近飯店的一端，全是老舊的蘇聯型號，內有聖像、定心珠和假毛皮座椅。每半小時會有一輛老爺公車拖著沉重車體氣喘吁吁地開向幾里外的火車站。然而，所有活物都迴避這座空空蕩蕩、毫無吸引力的廣場。只有在廣場一邊，有些樹木種在公園的起始處。它們不是能產生樹蔭的樹種，而是藍灰色的松樹，形狀對稱且多刺，僵硬得像是塑膠製的。畢竟它們是蘇聯植物，和種在任何其他俄國城市公共空間的樹木如出一轍，都以軍隊隊形排列著。列寧的人像諦視著它們，戰爭紀念館近在咫尺。在莫斯科，盧比揚卡大樓的血紅色外牆下方也有一列這樣的松樹。
 
這個中央廣場──至今還稱為紅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形成今日的面貌。庫斯克在一九四一年秋天落入入侵的德國人手中。那些在德軍占領期間未被摧毀的建築在一九四三年二月紅軍收復庫斯克之戰中，落得千瘡百孔。很多建築又在缺乏燃料和木柴的嚴冬被剝皮拆骨。舊的庫斯克（它在一九三九年是個住著約十二萬人的省會）已經完全被摧毀。負責重建它的人沒興趣去保存它的歷史魅力。他們弄一個紅場不是為了供本地人散心（畢竟剩下的本地人已寥寥無幾），而是為檢閱軍隊提供場地。這支軍隊的人數總是遠多於城中人口。一九四三年夏天，有超過一百萬蘇聯男女參與了在庫斯克省發生的一系列戰役。向烏克蘭延伸的波浪起伏田野當時所見證的戰鬥不只決定了俄國或甚至蘇聯的命運，還決定了歐洲戰爭的結果。大戰結束後，庫斯克的市中心被改造成一個舉行超大儀式的舞臺。
 
不論怎麼想，這場大戰的規模都超過常人所能理解。數字更令人難以直視。當衝突在一九四一年六月爆發時，有大約六百萬士兵（包括德國和蘇聯士兵）準備好要在一條綿延一千六百公里的戰線戰鬥，這條戰線穿過沼澤、森林、海岸沙丘和草原。蘇聯另有兩百萬部隊在遙遠的東部整備。幾星期之內就會用得著他們。而隨著衝突在接下來兩年的白熱化，雙方將會徵召更多部隊投入這場消耗人力的地面戰。到了一九四三年，在東線任何時間發生的戰役所涉及的兵員都超過一千一百萬。
 
死傷的人數同樣誇張。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即衝突進入第六個月的時候，紅軍已經損失了四百五十萬人。這場屠殺的規模超乎想像。目擊者把戰場形容為舉目所見皆是燒焦的鋼鐵和灰燼。在晚夏陽光的照射下，失去生命的圓形頭顱就像從新鬆泥土中鑽出的馬鈴薯。大量戰俘被押解。德國人沒有足夠的衛兵（更遑論足夠的倒刺鐵絲網）去看守他們在開戰頭五個月所俘虜的兩百五十萬紅軍部隊。第一場戰役──基輔保衛戰──讓蘇聯軍隊僅僅幾星期就有近七十萬人陣亡或失蹤。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幾乎整支戰前組成的軍隊（他們在六月時曾共度最初十幾個驚恐的夜晚）不是喪生就是被俘。這個過程將會在下一輩受徵召的士兵身上重新上演：他們被套上軍服，然後被殺或被俘，要不就是得到無法完全復原的重傷。總的來說，在這場戰役裡，紅軍至少被摧毀和全面更新過兩次。軍官的陣亡率是三五％，約為沙皇軍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十四倍，所以幾乎就像士兵一樣亟須儘快補充。美國的租借法案讓蘇聯到了一九四五年獲得了刮鬍刀的供應，但紅軍大量少年新兵幾乎用不著這東西。
 
投降從來不是選項。雖然英美轟炸機繼續從空中攻擊德國，但紅軍將士從一九四一年開始便苦澀地意識到，他們是在陸地上與希特勒軍隊作戰的唯一大型軍事力量。他們渴望聽見他們的盟國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的消息，但他們繼續戰鬥，知道自己別無選擇。這不是一場爭奪貿易或領土的戰爭。它的指導原則是意識形態，目的是消滅一種生活方式。戰敗將意味蘇聯政權的終結，亦意味著斯拉夫人和猶太人被屠殺。頑強抵抗的代價高昂：大戰奪去的蘇聯人命超過兩千七百萬。死者大部分是平民，是放逐、飢餓、疾病和直接暴力的不幸受害者。紅軍的陣亡人數亦讓人毛骨悚然，竟高達八百多萬。這數字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交戰國死亡人數的總和，也和英美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的陣亡人數形成鮮明對比（兩者都不到二十五萬）。就像一名新兵所說的，紅軍是一部「絞肉機」。另一個士兵回憶說：「他們徵召我們入伍，他們訓練我們，他們送我們去死。」德國人不屑地稱之為大量生產，但紅軍就是繼續戰鬥，哪怕有三分之一的蘇聯領土已經落入敵人手中。到了一九四五年，自一九三九年起被徵召至紅軍的總人數超過三千萬。
 
這場戰爭的英雄史詩故事業已被講過很多遍，但有關那三千萬士兵的故事卻仍然無人探索。我們對英美部隊所知甚多，而我們對戰鬥、訓練、創傷和戰時求生的了解，很多也是來自對他們的個案研究。不過，對於沿著蘇聯前線進行的戰鬥，我們大部分的所知都是得自希特勒的軍隊。紅軍取得勝利已過了六十年，而蘇聯士兵曾為之而戰的那個國家亦已消失，但「伊凡」仍是個謎── 伊凡是對蘇聯普通士兵的戲稱，一如英國和德國的普通士兵分別被稱為湯米和弗里茲。在我們眼中，那幾百萬的蘇聯部隊面目模糊。例如，我們不知道他們是來自何處，更不知道他們信仰些什麼或為何而戰。另外我們也不知道戰爭的經驗怎樣改變了他們，以及戰爭的非人暴力怎樣塑造他們的生死觀。我們不知道他們在一起談些什麼，上些什麼課，分享哪些笑話或民間智慧。對於他們在心裡把什麼奉為避難所、夢想著什麼樣的家和愛著誰以及愛人的方式，我們毫不知情。
 
他們的世代不是一般的世代。到了一九四一年，蘇聯這個始建於一九一八年的國家遭受了規模空前的暴力。一九一四年之後的七年是個危機此起彼落的時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內戰帶來了殘忍的戰鬥、物資的無比短缺（從取暖燃料到麵包和毛毯皆缺）、流行病，以及列寧稱之為階級戰爭的新禍害。內戰之後的饑荒同樣可怕。不過，一九二一年的大饑荒對比於發生於十年後（一九三二和三三年間）、奪走七百多萬人性命的大饑荒，就像一個見證人所說的，不過是「小兒科」。到了那時候，蘇聯社會將被第一個五年經濟成長計畫弄得動盪不安：農民被趕入集體農場，政敵被整肅，有些老百姓被迫像奴隸一樣工作。所以，那些在一九四一年被徵召參戰的男女乃是一個不到二十年便奪去一千五百萬人性命的時代倖存者。
 
「這世代的人民是特別的。」老兵們常常這樣說。我在俄國時聽過這種觀點幾十次，它的言下之意是，磨難就像煉淨之火，可以創造出異乎尋常的一代。歷史學家常常接受這種觀點，至少是尊重那些可顯示整個民族堅忍不拔和自我犧牲的證據。奧弗利在其權威的俄國戰爭史著作中表示：「用物質層面解釋蘇聯的勝利從來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俄國的靈魂和精神層面非常重要，且不只是一般所謂的感情用事。」老兵們對我說：「愛國精神在現在的年輕人當中已經找不到了。」這話也許是事實，但他們很少人會反思一名生活業已被國家荼毒，卻又準備為國而戰的士兵的動機。另外，他們也很少會好奇，未來的士兵會如何理解那些打過另一場戰爭、看過另一個俄國政府或從見證他人的死亡中學習生存之道的長輩或老兵。士兵們的故事是一個弔詭的蛛網，而六十年的回憶徒添混亂。
 
當然，在這一切當中，存在著一個歷史悠久的官方版本：蘇聯的英雄神話。你可以在任何蘇聯戰爭紀念館的石碑上看見它，也可以在無數的戰時歌曲中聽見它。它的經典表述是一首講述虛構士兵焦爾金的長詩，該詩讓作者特瓦爾多夫斯基在一九四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