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階級剝奪，政治失序…
十九世紀末就像今天，｢全球化」帶來更大的不平等。
於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反抗者們也彼此連結起來，讓反抗運動｢全球化」！

最有既視感的歷史與比較政治研究
《想像的共同體》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為二十一世紀而寫！

本書是安德森在二十一世紀初，對十九世紀晚期國際政治研究的一本專著。以十九世紀末的三位菲律賓人，小說家黎剎、民俗學者陸雷彝、旅居日本的革命份子彭西為主角，隨著他們一生經歷，綜觀當時的國際局勢與殖民地的革命。

在安德森的研究中，十九世紀的世界已經透過電報、輪船旅行等技術被連成一張大網絡。相比於今天，當時可稱為｢早期全球化」。而這個早期全球化的時代，就像今天一樣有種種的問題：貧富差距，階級剝奪，政治集權，民主運動遭遇暴力鎮壓，資源集中在大國，地方利益長期被榨取…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但這也帶給殖民地人民，運用全球化網絡進行革命的機會。史上第一次，世界各地的反抗者們彼此連結，讓反抗運動｢全球化」。

班納迪克．安德森以蒙太奇手法，跟隨三位主角走向國際的旅程，描繪出十九世紀三個互相交疊的世界：第一個世界是1860-90年代之間的國際世界體系，掌握在如俾斯麥等強權領袖的手中。第二個世界是全球左派、國際無政府主義的世界，在其中活躍的是來自各國、跨國界移動串連的革命份子。第三個世界則是苟延殘喘的西班牙帝國，和它的兩個殖民地：古巴和菲律賓。在這些交疊的世界中，出現了三位非凡的菲律賓人物----小說家黎剎、民俗學者陸雷彝、旅日革命份子彭斯。安德森以他們的生命經歷為軸，展開一張十九世紀末波瀾壯闊的世界畫卷。

在本書中，讀者會隨著三位主角的旅程，遇見各種多采多姿的人物，如中國的孫中山、梁啟超，日本的末廣鐵腸，古巴的馬蒂等，都在其中出現。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革命分子，在由帝國主義秩序構建出的全球化舞台上相遇，共同譜寫一個反抗殖民、爭取主權，未完待續的故事…。

| 目錄 |

導讀----受困與自由的辯證：關於《全球化的時代》吳叡人
引言
序章：公雞的蛋
Allá . . . Là-bas
在俾斯麥與諾貝爾的世界陰影下
小說家的試煉
蒙特惠克山
後記

| 內容節錄 |

引言

如果你在熱帶地區一個沒有月亮的乾季夜晚，抬頭仰望夜空，會看見一片閃閃發光的頂篷，布滿靜止不動的星星，星星和星星之間什麼也沒有，只有深邃的黑暗和我們的想像力把它們連繫在一起。這幅靜謐的美景，浩瀚無垠，必須特別提醒自己才會想到：星星其實

是在進行著恆常而瘋狂的運動，被重力場無形的力量推動著此來彼去，而且那些星星本身也是重力場中不可少的活躍成員。比較研究方法就具有這種天文學般的優雅特質，讓我可以把不同國家的民族主義並置在一起：「日本」與「匈牙利」、「委內瑞拉」與「美國」、「印尼」與「瑞士」。它們各自閃耀著個別、穩定、內在一致的光芒。

當夜幕落在革命時期的海地，夏爾．勒克萊爾將軍（Charles Leclerc）率領著一支罹患黃熱病的波蘭士兵，奉拿破崙之命去恢復奴隸制度。當入夜之後，士兵們聽到敵人在不遠處唱著〈馬賽曲〉與〈一切都會變好！〉（Ça Ira!）*。這歌聲責備了他們的良心，他們於是抗命，拒絕接受屠殺黑人囚犯的命令。蘇格蘭啟蒙運動對美洲的反殖民起義有決定性的影響。西班牙美洲民族獨立運動也和自由主義、共和主義的普世潮流密不可分。浪漫主義、民主、唯心論、馬克思主義、無政府主義，甚至後來的法西斯主義，這些不同的思潮都曾被認為是延伸至全球，連結了各個國家。而民族主義就像是效價最高的元素，在不同時刻，以各種方式，和上述這些思潮結合在一起。

本書是一個梅爾維爾可能會把它叫做政治天文學的實驗。它企圖描繪出，在地球兩端訴諸武力的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一股有如重力般互相牽引的無政府主義力量。在第一國際瓦解，馬克思本人也在一八八三年去世之後，無政府主義以其典型的多變樣貌，成為自認具有國際主義色彩的激進左派當中的主導性元素。這不只是因為：無政府主義在年輕的一代當中產生了彼得．克魯泡特金（Pyotr Kropotkin；比馬克思晚了二十二年出生）這位充滿說服力的哲學家，以及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比恩格斯晚了三十三年出生）這位迷人多彩的運動領袖，而主流馬克思主義卻沒有對等的人才。儘管馬克思的思想博大精深，無政府主義也經常借用其中的元素，但在當時真正的工業無產階級還只限於歐洲北部範圍的時候，無政府主義運動並不會像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忽視農民和農工。無政府主義運動秉持個人自由的名義向布爾喬亞作家與藝術家開放，這是當時正統馬克思主義不會做的事。無政府主義雖與馬克思主義一樣對帝國主義抱持敵意，但他們對「小型」以及「非歷史性」的民族主義，包括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卻沒有理論上的偏見。無政府主義也更快利用起那個時代浩浩蕩蕩的跨洋移民潮。馬拉泰斯塔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住了四年—這對從來沒離開過西歐的馬克思與恩格斯來說，是完全無法想像的。五一勞動節紀念的是一八八七年在美國被處決的外來移民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本書之所以聚焦在十九世紀最後的幾十年，還有其他的理由。新大陸的最後一場民族主義起義（古巴，一八九五年）與亞洲的第一場民族主義起義（菲律賓，一八九六年）幾乎同時發生，這不是巧合。同樣土生土長於著名的西班牙全球帝國最後剩下的重要殖民地，古巴人（連同波多黎各人以及多明尼加人）與菲律賓人不僅閱讀了關於對方的記載，彼此之間還存在著關鍵性的個人聯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協調了雙方的行動—那是這種環球協調做法在世界歷史上得以實現的首例。這兩場起義終究在相隔幾年內陸續遭到同一個想要成為世界霸權的國家所鎮壓。不過，這兩場起義之間的協調不是由古巴東方省（Oriente）這座散布丘陵的鄉下省分與菲律賓甲米地省（Cavite）之間直接進行，而是透過「代表」的中介，主要發生在巴黎，其次是香港、倫敦和紐約。閱讀報紙的中國民族主義人士熱切關注古巴與菲律賓的事件—還有波耳人對抗不列顛聯合王國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抗爭（菲律賓人也研究了這場抗爭）—學習如何「進行」革命、反殖民、反帝國主義。菲律賓人與古巴人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發現他們最可靠的盟友有法國人、西班牙人、義大利人、比利時人，與英國的無政府主義者—這些盟友各有各不同的理由支持他們，理由通常與民族主義無關。

這樣的協調之所以有可能進行，原因是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展開了可以稱為「早期全球化」的發展。電報一被發明，許多改進立刻跟進，並且鋪設了跨洋的海底電纜。很快地，全球各地的城市居民就把「電報」視為理所當然。一九○三年，老羅斯福發送一份環球電報給自己，在九分鐘後就收到了。萬國郵政聯盟在一八七六年成立之後，大幅加快了信件、雜誌、報紙、照片書籍在世界各地之間可靠的流通。安全、快速，而且便宜的蒸汽輪船使人口能夠以前所未有的龐大規模在州與州、帝國與帝國、大陸與大陸之間遷徙。在國家與殖民地的疆界範圍內，愈來愈稠密的鐵路網載運著數以百萬計的人口與商品移動，既連接遙遠的內陸地點，也連接港口與首都。

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九四年這八十年間，世界大體上處於保守和平狀態。美洲以外的國家幾乎全都受到君主統治，不論是獨裁君主還是憲政君主。三場歷時最久也最血腥的戰爭，發生在世界體系的邊緣—中國內亂和美國南北戰爭、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亞戰爭，以及巴拉圭在一八六○年代和其強大鄰國之間的可怕衝突。俾斯麥以雷霆般的速度擊敗奧匈帝國和法國，沒有造成重大生命損失。歐洲在工業、科學與金融資源方面擁有極大的優勢，因此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與大洋洲都沒有遭遇多少有效的武裝抵抗，唯一的例外是印度的兵變。此外，資本也能跨越國家與帝國的既定邊界，快速而自由地移動。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大地震的初期震動早在一八八○年代初就開始感覺得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一八八一年遭到自稱為民意黨（The People’s Will）的激進分子丟擲炸彈刺殺，接下來的二十五年間又有一名法國總統、一名義大利國王、一名奧地利皇后和皇儲、一名葡萄牙國王和王儲、一名西班牙總理、兩名美國總統、一名希臘國王、一名塞爾維亞國王，以及俄國、愛爾蘭與日本等國掌權的保守政治人物陸續遭刺。當然，還有更大量的刺殺未遂行動。這些刺殺行動當中時間最早而且最驚人的案例雖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傑作，但民族主義者立刻就跟進了他們的腳步。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刺殺行動的直接後果乃是大批嚴苛的「反恐」立法、草率處決，以及警方公開與私下刑求行為的大幅增加，還有軍方也是如此。不過，那些刺客（其中有些人大可描述為早期自殺炸彈客）知道自己是為了一群世界觀眾而演出，包括新聞通訊社、報社、宗教進步人士、勞動階級與農民組織等等。

帝國競賽雖然直到一八八○年仍然主要是英國、法國與俄國之間的競爭，但也已開始因為新進者的加入而愈趨激烈，包括德國（在非洲、東北亞與大洋洲）、美國（橫越太平洋乃至加勒比海）、義大利（在非洲）以及日本（在東亞）。反抗活動也開始出現比較現代而且有效的面向。一八九○年代，西班牙派遣兵力鎮壓馬蒂（José Martí）在古巴領導的叛亂，在當時是史上航越大西洋最大的一支軍隊。在菲律賓，西班牙與一場民族主義起義形成對峙，無法加以制伏。在南非，波耳人更是對老邁的不列顛帝國造成劇烈衝擊。

本書的主要人物就是在這座舞台上四處遊蕩，扮演他們各自的角色。說得更生動一點，讀者會在阿根廷、紐澤西、法國、巴斯克地區遇見義大利人；在海地、美國、法國、菲律賓遇見波多黎各人和古巴人；在古巴、法國、巴西、菲律賓遇見西班牙人；在巴黎遇見俄國人；在比利時、奧地利、日本、法國、香港、英國遇見菲律賓人；在墨西哥、舊金山、馬尼拉遇見日本人；在倫敦與大洋洲遇見德國人；在菲律賓和日本遇見中國人；在阿根廷、西班牙與衣索比亞遇見法國人。如此等等。

原則上，要研究這套龐大的地下根莖網絡，從任何地方著手都可以—俄國終究會帶領我們到古巴，比利時會連結到衣索比亞，波多黎各會連結到中國。本書從菲律賓著手乃是因為兩個簡單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對那裡懷有深刻的感情，已經對那裡時斷時續地研究了二十年之久。第二個理由是在一八九○年代，菲律賓雖然位在世界體系的邊緣，卻短暫扮演了一個後來一直不再有機會降臨其身上的世界性角色。另外還有一個次要理由，就是我能夠取得的材料。在這項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三個人物都誕生在一八六○年代初期，相隔不到三、四年，他們生存的是影印、傳真與網路出現之前的那個神聖時代。他們撰寫了大量豐富的信件、宣傳小冊、文章、學術研究以及小說，使用的是無法刪除的筆墨以及保存時間近乎恆久的紙張。（今天，美國國家檔案局拒絕接受影印文件，也不接受電子型態的文件，原因是前者的字跡不到二十年就會模糊褪色到無法閱讀，後者則是因為科技進展速度太快，而恐怕在更短的時間內就會無法讀取，不然就是必須付出高昂代價才能讀取。）

儘管如此，本書既然要帶領讀者去許多地方，包括里約熱內盧、橫濱、根特、巴塞隆納、倫敦、哈勒爾、巴黎、香港、斯摩棱斯克、芝加哥、卡迪斯、太子港、坦帕、那不勒斯、馬尼拉、利托梅日采、骨島（Cayo Hueso）以及新加坡，那麼無論有多麼蜻蜓點水，終究需要有一套自成一格的整合敘事手法。本書的敘事手法有兩項中心元素：其中第二項（就歷史的時間順序而言）是愛森斯坦的蒙太奇，而第一項則是由狄更斯與歐仁．蘇（Eugène Sue）開創的連載小說。請讀者想像自己是在讀一部黑白電影或是一部「未完」的小說，它的結局遠遠超出疲倦小說家的想像能力之外。

除此之外，讀者還會背負另一項負擔。十九世紀末，世界上還沒有一種醜陋的、因商業化而墮落的「國際語言」。菲律賓人寫信給奧地利人時用的是德語，寫信給日本人用的是英語，相互之間則是用法語，或西班牙語，或泰加洛語，還會自由地混用前一個美麗的國際語言：拉丁文。有些人還懂一點俄語、希臘語、義大利語、日語，和中文。雖然技術上一份電報幾分鐘內就可以橫越世界，但真正能達成溝通靠的是這些多語人士貨真價實的國際性。菲律賓的領袖人物特別能夠適應這個多語言、巴別塔般的世界。他們政治敵人的語言，也是他們自己私下會使用的語言，儘管菲律賓人口中懂得這種語言的人數不到百分之五。泰加洛語是馬尼拉及周圍地區的本土語言，但大多數的菲律賓人都不懂，而且在國際通訊當中也派不上用場。其他地方語言的母語人士—尤其是宿霧語和伊洛卡諾語—則是偏好使用西班牙語，儘管這種語言在菲律賓人眼中是菁英階級或甚至通敵者的表徵。為了讓讀者鮮明感受到那個已經消失的多語世界，本書大量引用了這些人相互之間以及對非菲律賓人撰寫的信件當中所使用的各種不同語言。（除非特別註明，否則本書中的譯文都是由我自行翻譯。）

本書的方法和研究對象主導了書本的形式結構。一開頭的地理背景在作者的獨斷挑選下明確設定於一八八○年代平靜偏遠的馬尼拉，然後逐漸推展至歐洲、美洲與亞洲，最後達到一個更加獨斷挑選的結局，其中沒有任何看來可行的「結論」。本書環繞著三名出生於一八六○年代初期的菲律賓著名愛國人士年輕的人生而展開—天才小說家黎剎（José Rizal）、具有開創性的人類學家也是熱愛批判的記者陸雷彝（Isabelo de los Reyes），以及善於協調的組織者彭西（Mariano Ponce）展開，以他們三個人的人生為定錨（這是我能想到最貼切的用詞）。

第一章和第二章對兩部非凡的著作做了對比研究：一部是陸雷彝的《菲律賓民俗》（El folk-lorefilipino；一八八七年出版於馬尼拉），另一部是黎剎謎般的第二本小說《起義者》（El Filibusterismo；一八九一年出版於根特）。這兩章探究的是：（一）陸雷彝這位人類學家如何公然運用當代歐洲民族學家與民俗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他自己在本土進行的研究，破壞了殖民當局（包含教會和世俗機構）在智識上的可信度；（二）黎剎這位小說家如何向法國、荷蘭、西班牙前衛文學中的關鍵人物學習，而寫下了可能是歐洲以外的被殖民者所撰寫的第一部煽動性反殖民小說。

下一章開始從業餘文學批評轉向政治領域。《起義者》仍然是這一章的主題，但解析的觀點卻是透過黎剎在一八八二至一八九一年間身處歐洲所閱讀的讀物以及經歷，還有他傑出的小說處女作《不許犯我》（Noli me tangere）所造成的影響：他不但因此成為菲律賓反抗殖民統治的象徵，也遭到許多高層人物的憤恨仇視。這一章也探討了身處於西班牙的菲律賓社運人士之間愈來愈激烈的政治衝突。本章主張《起義者》相對於其前作乃是一種全球小說，其中的人物不再只有西班牙人和被他們統治的原住居民，還包括來自法國、中國、美國的異鄉客，甚至有角色疑似是古巴人。俾斯麥在歐洲與東亞投下的陰影，諾貝爾在工業炸藥上的創新，俄國的虛無主義，還有巴塞隆納與安達魯西亞的無政府主義，在這部小說的書頁中都明顯可見。

第四章涵蓋了黎剎從一八九一年返鄉到一八九六年底遭到處決之間的四年。本章尤其探討了古巴以及佛羅里達與紐約的古巴移民社群所出現的轉變，是這些轉變讓馬蒂在一八九五年能夠策劃發動一場武裝革命起義（也讓他的後繼者能夠在耗費巨大成本的情況下抵擋前來鎮壓暴動的遠征軍）。當古巴發動這場革命起義時，《馬關條約》才剛簽訂不到一週（這是日本在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獲勝後訂定的條約），由於《馬關條約》把台灣讓渡給了東京，亞洲的第一個強國因此距離呂宋島北岸只需航行不到一天的時間。本章投注了許多篇幅探討黎剎在婆羅洲東北部成立菲律賓殖民地這項未能實現的計畫（有些重要學者將他此舉解讀為學習馬蒂在佛州坦帕的做法），以及他與卡蒂普南（Katipunan）這個在一八九六年發動武裝起義反抗西班牙統治的祕密社團之間充滿緊張的關係。

| 作者簡介 |

班納迪克．安德森，出生在二戰前的中國昆明，生前是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也是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精通印尼、爪哇、泰、泰加洛語，拉丁文與多種歐洲語言。其對民族主義起源的研究，具有高度開創性，深刻影響當代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是二十、二十一世紀之交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大師之一。

《全球化的時代：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想像》是安德森晚年著作，最早出版於2005年。當彼二十一世紀初期之時，柏林圍牆已然倒塌，網際網絡技術串聯世界，媒體曾經熱衷於描繪無遠弗屆、平坦無礙的全球化榮景。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已看出｢全球化」並未帶來平等。此書可說是安德森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浪潮初起之際，借十九世紀末的歷史喻今之作，他在前言中說：｢讀者如果在本書中看到一些和我們的時代平行、共鳴的現象，他們沒有看錯。」

安德森的其他著作有：《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

| 譯者簡介 |

陳信宏，專職譯者，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翻譯獎項，並以《好思辯的印度人》入圍第三十三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近期譯作有《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經濟學好厲害》、《童年人類學》、《1491：重寫哥倫布前的美洲歷史》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