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當務之急應該更加密切地關注暴力發生的時刻，並嘗試以某種方式在寫作中呈現出來。為此，至少可以列出兩條理由。第一，暴力和受苦的時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我們理解今天的情況。第二，暴力的經歷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社群感、我們的共同體和我們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份。www.headhole.hk
——潘迪（Gyanendra Pandey），摘自本書第三章：捍衛碎片： 在印度書寫印度教徒—穆斯林暴亂（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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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書寫暴亂經驗？
飲食多樣化如何使饑荒變成一種自願選擇？
頂級學府教授如何被流行小說、深夜電視節目、驚悚電影指控為恐怖份子？
民眾如何用文學、歌曲和消費品干預國家時間體系？
 
政治 — 空間 — 技術
民主 — 身體 — 文本
 
　　與世上許多地方一樣，自1990年代以來經歷全球化後，印度的政治生活進入了新時代。本叢書以蒙太奇方式，大膽拼貼該時期印度學者、藝術家、作家、活動家的文字與圖像作品，開展一場跨越不同政治立場的大辯論。
 
　　「人民」二字，貫穿全書文字與圖像：國家敘事將「人民」抽象化，使人民淪為生命政治技術下的國家資產，變成有求於人的受害者／受益者；語言、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糾纏在一起，或令媒體報導的合理性崩塌，滋生各類刻板定型和污名，或令多樣性大爆發，激生出各類流通於民眾間的紀錄與意義；行動者如何以英雄式言論作為策略，邀請讀者重新演練公民的基本權利，提醒人民保持銳利目光，將「獻身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的現實」結合。
 
　　「當我們想像穩定的烏托邦未來的能力逐漸衰退時，取而代之的，似乎是一種驚人的文本預見力。來自其他時代的文本和圖像，似乎想要說出一些連情況的製造者都未能預見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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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
 
導言
第一部　國家的敘事
第一章：尋找理論的民主（2005）／科塔里（Rajni Kothari）
第二章：印度的想像構造（1992）／卡維拉吉（Sudipta Kaviraj）
第三章：捍衛碎片： 在印度書寫印度教徒—穆斯林暴亂（1991）／潘迪（Gyanendra Pandey）
第四章：崇杜爾大屠殺（1991）／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員會（Andhra Pradesh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
第五章：饑餓共和國（2004）／帕尼克（Utsa Patnaik）
第六章：印度與殖民地生產方式（1975）／阿拉維（Hamza Alavi）
第七章：富農，貧農（1988）／巴拉戈鮑（K. Balagopal）
第八章：當代文化實踐： 一些富有爭議的範疇（1989）／卡普爾（Geeta Kapur）
 
第二部　消失
第九章：超越民族主義的圓形監獄： 印度網路公眾的經驗（1996）／新達藍（Ravi Sundaram）
第十章：巴別塔之國： 自由印度的語言與政治主體性（2011）／普拉薩德（M. Madhava Prasad）
第十一章：虛空與記憶： 一座金奈塑像的故事（2004）／潘迪安（M.S.S. Pandian）
第十二章：媒體審判和法庭困局：12．13 案件中的圖像、文字和暗影之戰（2005）／森古塔（Shuddhabrata Sengupta）
第十三章：釋框（1993）／凱基尼（Jayant Kaikini）
第十四章：印度教徒的死亡與我們的死亡（1996）／伊萊亞（Kancha Ilaiah）
 
第三部　表面／ 縱深： 英雄與常人的多種意義
第十五章：苦難、合法性與治療（1995）／達斯（Veena Das）
第十六章： 「成為他們的標靶」（2017）／瑟塔瓦德（Teesta Setalvad）
第十七章：質問「不理性神化」的論點（2008）／賴格（Sharmila Rege）
第十八章：暴力（2013）／莫漢（Sunil Mohan） 與哈里什（Rumi Harish）
第十九章：問題與對話（1987）／杜布（Anita Dube）
關鍵詞
致謝
 
| 內容節錄 |
 
捍衛碎片:在印度書寫印度教徒——穆斯林暴亂 （節錄）/ P91-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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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下文觀點的直接背景是最近的「暴亂」，尤其是1989年發生在巴加浦的那場暴亂，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搜集和再現此事的證據之難，恰恰表明，我們將比如說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前的「證據」在某程度上視為「透明」並加以運用——是何其愚蠢。在我們看來，紀錄固然是片面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對照不同紀錄來抵消片面性質。這樣，通過適當的增刪，紀錄便可或多或少地為我們「歷史」的重建。
 
近來的書寫時常用「可能是1947年以來最糟糕」的說法來描述一波又一波的衝突，而1980年代的教派衝突也確實達到了這種量級和血腥程度。241989年巴加浦衝突便是這些毀滅性爆發事件之一。發生在巴加浦，這輪暴力事件始於1989年10月的最後一周。縱火、搶劫和兇殺從市區向周邊農村擴散，不受控制地肆虐了數天。後來，軍隊和準軍事部隊介入，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局勢，但是畏懼和恐怖的氛圍在此後數月陰魂不散。25鑑於這場「暴亂」的規模，並地方政府在煽動暴行和封鎖證據方面所扮演的聲名狼藉的角色，我們已經不可能確定這宗事件的「事實」也就是傳統史學家常說的故事「具體細節」(nuts and bolts)。暴力衝突期間估計約有1000人遇害，絕大多數是穆斯林——但是各種對傷亡人數的估測相差甚大。「暴亂」發生頭幾天，巴加浦及周邊地區各處均發生火車遭反覆截停、穆斯林旅客遭拖出火車處以私刑的情況:但是沒有人——甚至包括那些正好搭乘那些班次火車、被驚擾並親眼目睹有人遭拖出他們所在車廂的印度教徒旅客——能夠確切說出多少人遭此方式殺害。在主要的衝突中，不管是在農村地區還是城市，老幼婦孺均未能倖免。人們普遍覺得，女性遭大規模劫持並強姦，但是沒有任何倖存者願意談及強姦:1990年1月前往巴加浦調查的人民民主權利聯盟團隊所記錄下的五宗具體案件，均為穆斯林女性消息提供者聽說回來的事件。
 
毋庸置疑，即便對會發生像1946年「暴動」在內眾多教派衝突的地區來說，這次的攻擊範圍和暴力程度依然空前。1989年10-11月間，暴力衝突最嚴重，約四萬人被迫離家，棲身於臨時搭建的救濟營。大規模打砸搶劫持續數周。穆斯林人數處於絕對劣勢，萬分恐懼，以至許多人在暴力衝突爆發三個月後依然不願回家:據估計，截至1990年1月底，仍有一萬人棲身於救濟營，這還不包括那些搬往巴加浦地區內外「更加安全」的親友住處之人。當時，不少穆斯林迫切要求軍隊或準軍事部隊常駐於他們的村子或街區附近，視此為保護自己的唯一可信方法;還有人要求政府出於同樣目的向他們提供武器。周遭依然謠言密佈，不時發生零星辰良攻擊事件和搶劫——據報導，遲至1990年3月仍發生類似事件。
 
我們該如何書寫如此事件的歷史?國家「檔案」這類官方資料，被一代代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視為比其他資料更加「可靠」或至少更「全面」的核心記錄，卻在巴加浦大量地佚失。就像歷史學家常作的那樣，造訪巴加浦的各個獨立調查團隊都叫人困惑的調查過程多少確定「一些總體情況」。但在這宗事件中，至少在「暴亂」至關重要的頭幾天，來自事件中心的觀點基本上已遭損毀。《周日郵報》(SundayMail)對巴加浦大屠殺及其後果作了為期兩周的調查，及後於1990年2月11日發佈了一份報告。報告如此總結情況:
 
這段時間的關鍵紀錄，尤其是那些時任地區長官⋯⋯和警司的紀錄⋯⋯均已佚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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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而有力的證據表明地區長官⋯⋯無疑銷毀了中央控制室的記錄本，上面紀錄着關鍵一周接收到的眾多緊急求救信號(SOS)。放到辦公室的新記錄本不可思議地完全沒有提到這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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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算讓我們遇見暴力行徑的受害者和目擊者，我們還面臨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提問什麼?應該怎樣提問?問題的形式本身就暗示了特定的答案，並且我們比起其他人更願意聽到某些特定的答案。稍後我將回到這點。但是，我們在一開始還遇到更深層次的難題:我們應當如何向暴行的受害者提問?他們或許是一對父子，或許是母親和四個幼小的孩子。他們活了下來，因為他們正好不在場，或以某種方式成功地躲在田地裡。但是他們卻在那裡親眼目睹自己村落穆斯林居住區的男女老少，所有人被屠殺殆盡——我們該如何向恐怖行徑的受害者詢問他們看到的具體細節?
 
然而，「調查者」必須提問。有時，受害者、倖存者和其他旁觀者甚至還沒有被提問便開始說起來——或是因為他們已經被詢問太多次，或是因為需要一種對所受苦難的公開敍述。但是，這種敍述也呈現出一種固定的形式。它看起來像是代表整個社群而作的一種儀式性的描述、集體記憶或記錄，這些社群或是「穆斯林」，或是「亞達夫」(Yadavs)，或是「印度教徒」，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每當我們造訪受影響的街區和村莊，通常會經歷這樣一番標準化的操作:我們被帶到多人聚集的中心地點，然後由「長者」或「受過教育的人」告訴我們可能會被視為權威的、有關本地事發情況的講述。www.headhole.hk
 
人民民主權利聯盟團隊在暴力衝突爆發三個月後前往巴加浦。大槪可以這麼說，這些集體講述的儀式化性質在那時早已牢牢定型。但是我確信，一種固定形式的集體記憶在所描述的事件發生後不久便業已出現。這固然與本地社群的生存條件、過往衝突的歷史及其與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有關。但是，它也與另一個因素有關，即這種公開敍述的目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給國家及其代理人留下特定的看法。
 
任何大規模暴力衝突所造成的局面，都會加深印度特權階層與普通百姓之間隨時可見的隔閡。如此局面也影響着階級社群，並將受懷疑的所有群體都化作「普通百姓」的一部份。在這些情況下，資訊提供者——來自偏遠地方的村民、不識字的手工業者、不知名的臨時救濟營成員，甚至是如醫生，大學教授般社群中的精英，往往成為集體性主體的一部份，將調查者視為「一個有影響力的人」，並向她/他懇求慰藉、正義和同情。結果，在巴加浦，我們與當地民眾的對話都是關於財產損失，傷亡的瑣碎細節，而在我們看來，這些並非必然是調查的核心。我們屢次遭要求再多走兩步，進去這個或下一個村子，親眼看看遭摧毀的房子，並記下名字。我們還被要求記錄「第一手調查報告」(First Information Reports)和據說警員未能或拒絕記錄的證據，或至少幫助記錄這些資訊。正如一位資料提供者所說:「我們活在持續的恐懼中，很有可能，在有人願意記下我們的證據前，我們就被殺害了。」在另一些地方，我們得到的答覆卻是一片空白:「我們什麼都不知道。我們當時不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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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這部歷史不可接受。它之所以不可接受，不僅因為它往往淪為還原論(reductionist)，不僅因為它依然在使用令人厭倦的民族主義修辭，而是因為它隨意地本質化「社群主義」和「社群暴動」，將其塑造成透明的、一成不變的實體，唯一的變化只是圍繞着它們的背景。在此節，我將花更多篇幅來討論這種歷史書寫的不足。
 
我想再強調已經說過的觀點，不管我們身為歷史學家、政治科學家、社會學家或甚麼身份，已經生產出來——並必將繼續生產——的宏大敍事往往只是或至少主要是關於「背景」的:卽歷史的「更大的力量」，它們聚集在一起製造出前文論及的種種暴力衝突。這種敍事的優點之一，你或更願意將之視為結果，在於能讓我們免受如何呈現痛苦這問題的困擾。這是一種遭凈化、讓我們感到相對舒適的歷史，在其中，暴力、苦難和歷史留下的許多傷疤都被抑制住了。
 
然而，我認為，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的當務之急應該更加密切地關注暴力發生的時刻，並嘗試以某種方式在寫作中呈現出來。為此，至少可以列出兩條理由。第一，暴力和受苦的時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我們理解今天的情況。第二，暴力的經歷是我們的「傳統」，我們的社群感、我們的共同體和我們的歷史的重要組成部份。
（未完待續）
 
| 部分作者簡介 |
 
科塔里 Rajni Kothari──連結印度活動家與知識份子第一人
巴拉戈鮑 K. Balagopal──印度最標誌性政治活動家、人權律師、作家
卡普爾 Geeta Kapur──開拓印度當代藝術評論之先行者
卡基尼 Jayant Kaikini──享譽全球的康納達語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