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備受爭議、2004年寫成的舊作《四代香港人》，以四篇文章剖析對四代人的看法；第二部分收錄作者繼「世代論」之爭，睽違十多年後再論不同年齡層意見分歧的文章，補充新舊世代的聲音；第三部分呈現作者對香港社會矛盾加劇的觀察，進一步探討青年人如何回應香港的變化，以及整個社會如何回應年輕一代的聲音。
 
由2004年至2024年，在過去二十年裡，香港社會經歷了如坐過山車一樣的𨍭變，起起落落。歷史，沒有如果，在這說長不長、說短不說的年頭，是甚麼使我們錯失了對話的可能、了解彼此的時機？我們，還有回頭的機會嗎？
 
| 目錄 |
 
導言 | 不是關於第五、第六代香港人
 
第一部分| 四代人
 
四代香港人 
 
第二部分 | Now Generation
 
絕望的想像與不願意等待的心理
Now Generation 的耐性 
眾人皆醉的 True Believer一代
「呵呵！玩認真嗎？」
中年人看「一國兩制」：回應八十年代焦虑的未來藍圖
年輕人看「一國兩制」：追求另一種生活方式
 
第三部分| 沒有對話
 
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我的昔日情懷
暴力衝突的核心問題：不是「為甚麼」而是「如何回應」
後記
 
| 內容節錄 |
 
 
第三部分 | 沒有對話
 
對很多人來說，坐下來討論問題、交換意見、對話，費時失事。但面對問題、困難的時候，我們又的確需要把事情談清楚。而時機一過，便不會回來。到時要談，恐怕由議程到題目、參與討論的人都已經變了。
 
| 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圍
 
我承認自己的思想保守。如果「反高鐵」的圍堵行動也不算是衝擊立法會，而整個過程也只不過是另一種和平的抗爭，那我相信我們已經改變了一貫對社會秩序的定義與理解。衝擊立法會的做法超出了和平抗爭的範圍，而對於這種抗爭的手段，我不表贊同。
 
讀者可以批評我這一類人對議會政治抱著一份愚忠，竟然可以接受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度下，玩少數服從多數的遊戲。在批評者眼中的愚忠，我視之為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假如今天我們可以接受以真民主之名，來衝擊被視為不代表民意的立法議會的做法，他朝到另一種主張群眾舞動他們的政治旗幟，來圍堵一個由民主派（或自己所支持的政黨）取得多數的議會，我們便無話可說。規範與秩序並不只是某一方的壓迫他人工具，它同時也保障到另一方；它不但會束縛我們，也可限制反對我們的人。全面否定規範與秩序，大家都要付出很大代價。
 
以民主程序追求民主
 
我當然明白，對很多人來說，在短期之內，根本不會出現民主派執政而受它的反對者所衝擊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的選舉制度難以產生這樣的議席分配），所以，也就沒有需要諸多顧忌。而在他們眼中，目的可以令一切手段都雙得合理，既然目標正義，那就不必拘泥於甚麼規範、倫理了。對於上述意見，我要強調：不顧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最後一定不會達到大家共同追求的真民主。追求真民主的人，既以民主過程來爭取達成目標，亦要接受民主程序、規範對自己的約束。就算特區政府如何令人討厭，我們也不可以因此放棄議會民主的規範和倫理。
 
我也聽到一種意見，表示圍堵立法會的行動，百分之九十八的時間是快樂及和平的抗爭，只有少部分人會較為衝動，嘗試一些較多衝撞的動作。而電子新聞所看見的鏡頭，是傳媒的誇大與扭曲，並不反映整個行動的全貌。持這種看法的參與者視整個過程只是個人表達情緒與意見的過程，因此也不怎在意社會大眾對事件的回應。但現實是，社會大眾不會區分那百分之九十八與另外的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就算整個行動自稱不以嚴謹組織為特色，大眾也不會因此而覺得那百分之二的額外動作或部分人士一時衝動的舉動，與大會無關。現實世界很殘酷，只要新聞鏡頭所見的情況並非虛構，社會便會以此來將整個行動定性。如果大會不認同那百分之二的行為，那它便要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假如大會不阻止所謂一時衝動的爆發，也就基本上認同了這種行動。
 
鼓掌没有成本
 
參與者會問：既然如此，那為甚麼社會輿論（有明顯政治立場的除外）並沒有紛紛出言譴責？現在我們所見到的一個「輿論真空期」，不是因為廣大市民一致支持圍堵立法會的行動，而是特區政府民望低落，暫時沒有社會力量會願意站在它的一方。特區政府的政治孤立狀態，令輿論未有必要表態。但這並不等於他們對行動沒有看法。他們知道特區政府持續弱勢，反對行動一定會走向升級，只要爆發暴力衝突，便可改變輿論的導向，界定行動為非理性的反社會破壞行為。
 
或者參與者會追問：那為甚麼社會輿論都讚美所謂「八十後」或「自發網民」的一番熱誠與理想呢？我想那恐怕只反映出近年香港人都變得偽善了。很多對年輕參與者的讚賞的背後，其實都留有一手，並沒有完全肯定行動的形式。我當然不會排除很多讚賞乃出於一種欣賞，但更多則恐怕是借年輕人的理想主義去批評特區政府。而這些鼓掌的聲音其實沒有成本，當行動過了火位的時候，他們毋須承擔後果，反而事後可以參與指摘，怪責參與者不知分寸。
 
有時候，我覺得發出這些廉價鼓掌聲的，只是將參與者推向過激行動的邊緣，而不是真正分擔風險的同路人。
 
組織者須交代行動
 
最後，問題是：不再採取和平行動又如何？作為一種選擇，這當然只有參與者才能決定。只要說得清清楚楚，讓所有參與者都知道其中意義，並且願意承擔後果，旁人沒有必要干預。事實上，在未來的行動中，參與者的成本或風險是會增加的。經過圍堵立法會之後，特區政府及警方均很難繼續以同樣方式來維持秩序。
他們的壓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持另一種意見的市民會認為市中心秩序失控而警員未能有效執法，需要交代；二是警隊內部也必然有意見認為長期如此下去，前線警員將難以判斷如何執法。兩種壓力均會促使有關當局要向參與行動的群眾發出信息（例如事後發出告票），使他們知道日後若然公然移動鐵馬、衝擊現場都不可能是全無風險的行動。可以想像，在「輿論真空期」過去之後，行動的風險將會是另一種狀況。關於這一點，組織者一定早就心中有數，亦早有準備。
 
筆者指出存在風險這一點，並非想打擊行動，而是所有行動組織者都有責任向參與者交代清楚。最終是否行動，如何行動，組織者與參與者自有他們的想法，一力承擔。作為結語，只想一再強調，衝擊立法會含意深遠，不是隨便一句說只是要求官員出來對話，便可自圓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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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昔日情懷
 
月前在《信報》發表一篇短文（原來的題目是〈一個關於議會民主的規範與倫理的問題），但由編輯改為〈衝擊立法會超出和平抗爭範團）），引起了一些討論，更有不少批評。在此我打算對自己的一些想法略為說明一下，中間或會對個別評論作出回應，但限於篇幅，不可能就每一位評論人的意見逐點討論，希望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會介意。
 
上星期 沈旭暉以〈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為題，撰文指出本人舊思維、舊框條的落後，當然有值得參考之處。尤其重要的是，讀畢全文，深覺淺白的文字和平易近人的分析概念之可貴。而文中五大要點，乃新近學術發展情報，眼界大開之餘，暫時仍然未能充分咀嚼出其中相關的地方，反而題目中的「昔日情懷」四字，多少點出了我的心情。坦白說，我的確覺得，我們正在放棄好些本來很多香港人都會認為是好的社會元素、處事的態度與方法。而我覺得可惜是，很多時候我們為了要否定大家都很不喜歡的政治制度、政府及其施政，就連一些曾經認為是好的規範、理念也隨便拋棄了。我的疑問是：這樣做值得嗎？如此不惜一切，有必要嗎？這真的是最好的選擇嗎？我在自己文章裡自認保守，主要就是這個意思，因為相信原來的某些規範、處事方式是值得保留的。
 
——摘自本書 P87 - 92
 
 
| 作者簡介 |
 
呂大樂，現為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之客席研究講座教授，於2016至2021年間擔任副校長（研究與發展）。曾先後任教於香港大學、香港城市理工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他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於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範疇廣泛，涵蓋階級分析、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香港社會研究等領域，一直熱心參與社會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