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政治學重量級經典、研究「國家」必讀
解釋「國家機器」會如何動起來，以及立意良善的社會計畫，為何最終又慘遭失敗？

《反穀》、《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作者
2020年赫緒曼獎 (The Albert O. Hirschman Prize)得主——詹姆斯‧斯科特
 
 
◎ 為何菁英與執政者原本立意良好的烏托邦發展計畫，往往以災難收尾？
◎ 為何中央政府由上而下的介入，總是不能成功改造「地方」而屢遭挫敗？
◎ 受到吹捧的「高度現代主義」精神與視覺美學，是如何從根本就與人類生活扞格不入？
◎ 什麼樣的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可能會養成「政治巨嬰」並致使人靈魂蒼白失能？
 
影響無數學者與學科領域，重新審思「國家」與「地方／人民」的關係

在這趟豐富的學思旅程中，作者斯科特不僅精準的勾勒出國家每每嘗試介入、理解並控制社會的手法，更進一步解釋為何歷史上那些意圖良善、美好且宏大的「國家計畫」，卻往往以失敗告終。
 
從歐洲的封建稅收制度、森林到花圃，到列寧、羅莎‧盧森堡等重要「社會主義革命家」的差異；從巴西利亞到坦尚尼亞的造村計畫，作者也談論科比意與珍‧雅各對都市計畫的歧異看法。藉由放眼全球與歷史尺度的宏觀視野，加上細膩甚至有時可以說是過於細節的田野與文獻資料，斯科特生動且偶爾嘲諷、戲謔的敘述筆法，讓這部作品不只結構分明、具有理論寓意，更是每章各自深具趣味、常藏有寫作巧思的歷史故事。
 
【國際．學術社群譽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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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美國政治學學會年度大獎
☆ 2000年歐洲政治學學會馬太‧道根大獎（Mattei Dogan Award）
☆ 2015年美國政治學學會亞倫‧偉達夫斯基獎（Aaron Wildavsky Award）
（此獎頒發給對公共政策有長遠貢獻的書籍）
☆  2015年美國政治學學會班傑明‧立品寇特獎（Benjamin E. Lippincott Award）
（此獎兩年頒發一次，頒發給出版十五年後對政治學界仍具深遠影響力的著作）
 
★ 書中作者解釋現代治國方略的基本原則：打造精簡化與可辨識性的社會工程。
★ 國家主導的社會工程計畫中，導致大規模與全面性災難的四大必要條件：

一、對於控管自然和社會的行政秩序
儘管這是當代治國方略中不起眼的工具，卻也是雙面刃——對於維護並執行我們的福利與自由至關重要，但也能成為當代專制君主制度所用的設計。

二、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形態
透過秩序、效率、理性等方式支持科學與工業，並排除歷史、文化、與自然過程。大多數手握權力的國家官員和首腦以及秩序的設計者都持這類觀點，他們熱衷於某些類型的計畫和社會組織形式，而這也與他們的利益也有密切的關聯。
 
＊本書強調，前兩項過程本身並不致命，甚至有可能促進改革；但一旦與下列三、四這兩項元素結合，就會產生無法挽回的悲劇＊

三、充滿攻擊性的集權政權
有意願、也有能力使用強制權力，並以將社會改造成高度現代主義為目標，這樣的極權政權將使高度現代主義意識型態的設計成為現實。

四、被動的市民社會
這樣的社會缺少抵制這些國家社會工程計畫的能力。

＊這本書的目的並非反抗或是指責個別的社會計畫或高度現代主義的意識型態，
而是要指出這兩者結合所產生的「帝國主義」，是如何侵略與忽視在地知識與習俗。
這項課題值得所有關注「國家機器」如何運作、或是「社區如何動不起來」的人，
從「國家的視野」再度審視與思考。＊
 
 
| 目錄 |
 
導讀 如何不從「國家的視角」看待世界？ ／林開世
致謝
導論
第一部｜精簡化與可辨識性的國家計畫
第一章 自然與空間
第二章 城市、人民、語言

第二部｜轉化視野
第三章 威權主義式的高度現代主義
第四章 高度現代主義的城市：實驗與批判
第五章 革命政黨：計畫與診斷

第三部｜鄉村定居與生產的社會工程
第六章 蘇維埃農業集體化，資本主義的美夢
第七章 坦尚尼亞的強制造村：美學與微型化
第八章 馴化自然：可辨識與精簡的農業

第四部｜遺失的環節
第九章 貧乏的精簡化與實踐知識：梅蒂斯
第十章 結論

圖片版權說明
 
| 內容節錄 |
 
導讀　如何不從「國家的視角」看待世界？
林開世（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對熟悉詹姆斯．斯科特研究的人，應該會對這本一九九八年《國家的視角：改善人類處境的計畫為何失敗》的出現感到訝異，在此之前，斯科特一直是以描繪東南亞農民道德世界的圖像以及社會革命出名，一系列有關越南農民的道德經濟，以及馬來農民如何抗拒國家與資本主義的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上的地位，更開啟了社會科學界關於霸權與抵抗的理論對話。他提出的「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日常生活的抵抗形式（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等概念也已經成為學界人士朗朗上口的詞句。這本書卻是反其道而行，從在地農民視角的另一邊，考察現代國家如何由上而下俯視它所要打造的對象，並透過對外在、巨大的現代性計畫的分析，解釋為何許多國家的宏圖大業卻最終成為悲劇性的災難。然而，有趣的是，這本原本是自己謙遜地稱為「求知路上的岔路」的作品，卻意外地在出版後，立刻受到各方的重視推崇，成為社會科學的當代經典。
 
這本書處理的議題其實並非原創，對於現代化與國家的批判性作品，早已是汗牛充棟，但很少有人能夠像斯科特掌握如此寬闊的視野，將政治意識形態、農業耕作模式、區域都市計畫、現代主義建築、度量衡標準化、土地測量與產權等等議題全都成功地納入一個理論的框架中，並講述了一個令人動容的政治寓言。斯科特運用一個核心的分析概念來連貫全書的討論：可辨識性（legibility），指的是國家為了方便其統治，所持續發展的一種能力，要將它所要統治的人口、地理、資源固定下來，並用各種技術、手段將這些東西再現為可以辨識出來的各種標準、數字、圖像。所以可辨識性的運作也會帶來標準化（standardization）與精簡化（simplification），讓控管與記錄愈趨可能。
 
全書框架
 
本書的第一部分，斯科特首先鋪陳國家統治與可辨識性的緊密關係，指出在前現代社會國家對其統治下的人、地、物其實是相當陌生。然而租稅要收、戰爭要打，這時的國家為了生存必須發展各種千奇百怪的招數來估計臆測其統治對象的規模、大小、尺寸，而標準化與可辨識度就是各個政權想要達成這個目的的重要手段。經過長期的經驗與累積，許多國家也透過各種舉措，逐漸能突破地方豪強的控制，避開中間尋租階層的干擾，達到更能蒐集與分配各種訊息、財貨與資源的效果。這種中央集權化的現象，是一段相對來說比較普遍性的過程，不論在現代或前現代國家都可以觀察到，包括像中國秦漢帝國想要推動的「車同軌、書同文」或者「編戶齊民」等工作，到法國大革命後，法國政府實施的度量衡統一制度，都可以視為是追求進一步可辨識性的過程。
 
然而，斯科特想要強調的是在全書的第二與第三部分處理的另一種類型的可辨識性計畫，那種擁抱高度現代主義（high-modernism）的國家所發動的各種龐大、雄偉、臃腫的改革規劃，從城市計畫、政黨政策、農業發展、科學林業，到人口遷移，一群打著「理性」、「進步」旗幟的國家代理人，一再推出各類措施，將國民的社會生活與國土的自然環境納入一套套簡單標準的程序、可以清楚的被辨識出來，並進行操弄與控制。
 
雖然這些可辨識性的措施與傳統國家的打造有高度的連續性，但是斯科特特別強調現代國家的社會工程計畫之所以如此危險，是因為它一旦與其他四個因素結合，就容易導致全面性、大規模的災難後果（見本書導讀一章）。這四個因素分別為：第一，行政領域的擴張，將自然與社會秩序納入一套簡單化約的程序，具有照顧、保護同時監控與排除的功能。第二，「高度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一種對理性與科學抱持樂觀自信，視征服自然環境與消滅貧窮落後為進步繁榮必經的手段。第三，威權主義的國家，一個有能力也有意願動用強制力量來執行高度現代主義那種烏托邦願景的政權。第四，一個沒有能力反抗威權體制的市民社會，特別是在戰爭、革命、自然災難、經濟蕭條時期，以及軍隊與監控鎮壓體制過分膨脹的狀態，都會導致市民社會的弱化。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斯科特在此並不是對所有國家發動的可辨識性計畫都抱持否定的態度。他同意國家能力的增強其實也有正面的功效，讓姓名、度量衡、戶籍、地籍、產權清楚確定，往往是經濟發展、災難救濟、公共衛生得以推動的條件。他反對的是那種沒有節制、沒有制衡的政治體制以及傲慢樂觀的現代主義價值觀。然而，甚麼才是好的可辨識性的計畫？怎樣才會構成好的政治過程？這樣的難題，斯科特留到第四部分結論來提出一些對我來說還是相當鬆散、試探性的看法。
 
結論部分，斯科特主張一個國家如果要能真的照顧與容納其國民，必須要放棄那種想要全面性理解人民生活世界的欲望，改採取一種中庸的態度，信任它的公民具有解決各種新的複雜、多面問題的能力，並且願意賦權給他們來增強這種可能。這種鬆綁、尊重人們實踐力的做法，才能讓國家更有效地增進繁榮、面對災難，並且減緩階級對立、促進社會平等。
 
「梅蒂斯」，實踐式的知識
 
斯科特的這些主張呼應了他在本書中不斷強調的實踐式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的重要，這種在地、無常規可循、又充滿不確定性的知識型式，是任何有效的政治治理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們與國家的巨觀性知識不必然對立，但在高度現代主義的眼光中卻往往被視為是進步的障礙，是需要被克服與收編的對象。然而，也正是國家的僵化意識形態，引導出來的那種想要將複雜、難以確定的實際過程，透過標準化、簡單化來達到全面控制的強烈欲望，造成社會無法正常運作、生產勞動停滯，讓應該受益的人反受其害。在本書第四章到第八章，透過一系列有關抽象與化約性的高度現代主義思維，對比從實踐性社會過程出發的各種批判，兩種立場相較之下，凸顯出實踐知識型式的彈性、適應性與價值。這部分的討論是全書最戲劇化的一段，他將主張工人階級具有自發性與自主性的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對比強調由革命先鋒政黨集權領導的列寧（Vladimir Lenin）；將強調都市的可居住性以及生活欲望需求的珍．雅各（Jane Jacobs），對照推崇將都市進行理性空間規劃的柯比意（Le Corbusier）。凸顯那些階序性的治理邏輯往往忽視在現實世界中的人們的自發性創造力，一意孤行的結果，就出現了在第六與第七章所描述的那些現代主義國家的顢頇災禍：蘇維埃的集體化運動、坦尚尼亞的造村計畫。
 
在第九章，斯科特更進一步將這種實踐知識概念化，回溯其知識系譜到古希臘語的「梅蒂斯」（métis）一詞，嘗試結合法國的幾位學者（如：Marcel Detienne、Jean-Pierre Vernant、Michel de Certeau）的實踐理論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互惠理念，提出一個中肯的呼籲。提醒從事政治工作的人，應當要尊重自然與人類現象的複雜性，與它們具有的多元的韌性與創造力，承認自己的無知與限制。
 
評價與進一步的討論
 
​​​​​​​......我關注的第三個批評，和前面一個批評有密切的相關，也就是什麼是「國家的視野」。本書原本一個令人激賞的洞識，就是將有關國家權力的討論從制度、暴力的層面提升到視覺體制（scopic regimes），讓我們意識到支撐現代性意識形態的美感經驗，以及權力運作的幽暗面。國家權力的運作牽涉到國家如何觀看？如何被觀看？以及我們如何被訓練成採用國家的角度來看待甚麼是、甚麼不是秩序？這點正呼應了同時期但稍早的另一本人文社會科學的經典：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中的論述。然而相對於傅柯那種發散、無所不在的觀看與被觀看，這本書的國家視角卻顯得單純與統一，欠缺對視覺經驗那種放蕩性質（promiscuous）的敏感。在現實世界中，從來就不存在一個單一清晰可見的國家。不只是被國家統治監看的人會有不同的視角回眸；連國家的代理人或執行者也是在不同的位置以不同的角度在觀看與被觀看。這些複雜的視覺觀點對國家的計畫會被如何對待與執行有重要的影響，要討論國家如何運作無法避而不談。在國家邊緣與外面的人看到的國家，跟在都市監控系統內的人，所體驗到的國家截然不同。一般人不會看到國家，只會遭遇國家的代理人、官僚體制。所以，不同的階級、社群與區域的人，會對國家有不同的認識與感受。而政府的各級代理人或不同階層的官僚，與國家政策制定者或都市計畫者，所看到的國家當然差別很大。因此，要理解國家的計畫如何成功？如何失敗？為何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能只依賴斯科特在本書中採取的那種外在的與歷史的觀點，而是要進入交會混雜的視覺體制中，才更能接近國家的實踐知識。
 
結語
 
斯科特做為一位著名的具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學者，在這本書中是以「國家對抗社會」（state against society）的觀點在鋪陳整體的論證。但是不像古典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對國家的態度卻是相對的溫和，沒有否定國家存在的益處與功能。然而這樣的立場也逼使他不自在的要去回答，如果那些打著科學與理性口號的國家計畫，忽略了實踐式知識，並不是真的符合科學與理性；那正確的科學應用應該是甚麼面貌？弔詭的是無論你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都會牽扯出他在本書中所批評的那種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以及具有威權主義傾向的價值觀，讓他尷尬的面對「梅蒂斯」知識的反撲。然而，正是這個問題所具有的這種創造性的緊張關係，會吸引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些與國家遭遇的現場，去認識人的愚勇與野心，以及人的堅韌與創意，讓閱讀本書成為一道扣人心弦的體驗。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農業社會比較發展、霸權與抵抗理論、農民政治、東南亞、階級關係與無政府主義理論等。重要著作有《弱者的武器》（The Weapon of the Weak）、《宰制與抵抗的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不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等。諳法文、馬來語／印尼語、德文、緬甸語。

現為耶魯大學史德林政治學教授、人類學教授與農業研究計畫主任，同時也是收成平平的兼職農夫與養蜂人。

| 譯者簡介 |

梁晨，試圖在學術書籍與言情小說中取得平衡的社會學家。目前為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包括移民政治、種族關係以及保守政治。
 
| 相關資料 |
 
//我想在這裡強調，二十世紀許多由國家發起的巨大人禍，都是對社會具有宏觀與烏托邦計畫的統治者的傑作。我們可以從右派中指認出高度現代主義者的烏托邦主義，其中納粹絕對是個很好辨識的例子。至於南非種族隔離下巨大的社會工程、伊朗沙王的現代化計畫、越南的造村（villagization），以及巨大的後期殖民發展計畫（例如蘇丹的吉濟拉灌溉計畫），都可以被歸在這個旗幟之下。但不能否認的是，這些規模宏大、國家強制的二十世紀社會工程，往往是出於進步派菁英分子之手，其中多數是革命派。這是為什麼呢？//
 
【書摘】《國家的視角》| 思想坦克  |  2023/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