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三冊包括：

坐看雲起時：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卷一）戰後的香港與教協崛興的背景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Volume 1: Post-war Hong Kong and the Birth of the HKPTU

坐看雲起時：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卷二）爭取教師權益與教育改進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Volume 2: Striving for Teachers’ Rights and a Better Education System

坐看雲起時：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卷三）教協與公民社會的形成和互動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Volume 3: HKPTU and the Formation of and Interaction with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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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終南別業〉

聖嚴法師說禪時解說王維兩句詩，認為其中一種可能是溯流登山而上，走到最後，不見了溪流，似到盡頭，但看看天上浮雲，卻悟到水上了天，變成了雲，雲聚成雨，溪澗復有水。

教協掙扎成功四十年，居安思危，勇對前程的考驗，「坐看雲起時」的意境和胸襟，相信適用。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崛興，奠定會務方向，作為香港一個十分重要的工會、壓力團體、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的組織，早該有專著探討。

本書作者，前香港教育學院（二○一六年正名為「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陸鴻基教授花了五年時間搜集資料、閱讀文獻、訪談及編撰，奉獻了不少時間和心力，最後完成了三卷有關香港教育史的重要著作，以深度和廣度而言，仍屬首次。全書共分三卷：

• 卷一戰後的香港與教協崛興的背景：從二戰說起，探討戰後香港

的政治、社會、教育發展與變遷，闡述促使教協成立的因由；

• 卷二爭取教師權益與教育改進：詳述教協成立後，對香港教育界，

包括學校、教師、學生等所作出的貢獻；

• 卷三教協與公民社會的形成和互動：闡釋在社會、政治及教育的巨變下，教協多年來參與的社會活動，並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本書為香港的教育史填補空白及留下了客觀紀錄，特別適合對香港的歷史及政治轉變、社會運動與教育發展有認識和感興趣的讀者。

| 寫作緣起 |

二○一一年初，司徒華先生的喪禮過後，他的友好聚談，商議如何紀念他。會後，馮以浤兄打長途電話到多倫多給我，說有人提議要編寫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既可藉之紀念華叔，也是為教協成立四十周年做一些標誌與反思。這個意見，頗受與會眾友好的支持。馮兄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當時已向約克大學申請二○一二至二○一三年度的休假，不擔課，可全時間研究寫作，主要的計劃是完成「嶺南冼玉清先生傳」。可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崛興和奠定會務方向，是香港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標誌着香港（以至其他華人社會）邁向開放、多元、民主化的一大步。能夠探討它最初四十年的歷史，是非常珍貴的機會。於是，我回答馮兄說：「如果教協能保證尊重這個研究寫作計劃的學術自由，全面開放會方的檔案文獻及其他史料供我參考，寫作上也不預設禁區，出版評審全憑學術準則和程序，我願意擔起這工作。」再者，我的參與，是義工性質，不是聘任或委約，會方只付出必須的開支：主要是聘任一位助手和一批工讀生助理員的工資，以及我從加拿大回港研究的旅費、住宿費等，實報實銷開支。馮兄說我的條件應沒有問題，他叫我草擬一份簡單的計劃書和預算，由他轉送會方。我擬就了，就傳送給他。不久，收到他的消息：教協理事會原則上同意了我的條件和計劃，詳情面議。

| 本書大綱 |

我相信歷史不是英雄頌、恩仇賬、功過格，而是就我們身處此時此地，向往事提出問題，以求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從而鑒往思來的一種探索。我們需要明白歷史，才能體會到眼前的成敗、強弱、得失，都不是絕對和永恆的，從而得以擺脫現狀對我們思維的桎梏。因此，歷史寫作沒有恆真的說法，也沒有什麼定律，只有對當前提出的問題找出最為有據有理的臨時答案。

基於此，我為這部教協史擬就了一個題目，就是「一本香港人的教協史」。對於這題目，我的理解是：

一、要弄清楚教協的各樣發展。
二、把這些發展放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六七十年來香港社會和政治發展的脈絡之中。
三、為了更深入明瞭教協（作為教師的工會與民間的教育團體）在香港社會上的地位，我們值得放眼世界，探究教師工會、民間教育團體等在相關或相類社會的地位與發展，以資借鏡。
四、再者，香港六七十年來教育的擴展、改良與變革，往往是與一些外地潮流相呼應的。要明瞭戰後以來香港的教育，以及其與教協崛興、旺盛和考驗的關係，比較和參詳外地的教育和教師團體，是值得的。反正，我們生活、寫作和閱讀，都在這「全球化」的世代。

| 目錄 |

卷一戰後的香港與教協崛興的背景

一非典型的殖民地統治

二香港殖民地統治的局部非殖化

三數量與質素的成就

四獨特學制的成形和「隱蔽課程」

五新的社會運動濫觴

卷二爭取教師權益與教育改進

六司徒華的領導角色：抗爭的勝利、工會的模式和教師與知識

七新心態與新慣習

八教協奠定基本取向

九奠定物質基礎和促進教師專業身份認同

十會員的職業權益和公平待遇

十一諮詢文件制度與壓力團體的互動

十二教學語文媒介問題和母語教學

十三國際兒童年和「打電話問功課」

十四國際顧問團訪港及教育統籌委員會的設立

卷三教協與公民社會的形成和互動

十五教協參與推動的社會運動

十六香港公民社會與管治權威的互動

十七蛻變中的香港

十八教協與「政治過渡」

十九一九八九年的轉捩點

二十香港教育體系的改革與教協

二十一「衝擊三座大山」的教改

二十二教協的反思

| 內容節錄 |

一、非典型的殖民地統治

從二O一二年六月四日談到戰後香港歷史的分期

二O一二年六月四日晚上，十八萬人集合在港島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紀念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二十三周年。參加者滿佈公園的全部六個足球場和多處草坪；集會時高舉手上的蠟燭或手提電話，同聲喊叫口號:「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公園外還有不少人耐心排隊等候進場。香港警察在公園入口維持秩序，設法疏導人潮，沒有妨礙集會的進行。入口之內，則有數以百計的義工，代表多個不同民運團體派發傳單，收集捐款等等。排隊進場的人，須擠過層層的義工才能夠到達燭光晚會的會場。

這樣的晚會，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在香港已經舉行過二十多次，每年都會呼籲中國政府實施民主改革。二O一二年的參加者，大部分是「八十後」或「九十後」的年輕香港人，也有些來自中國大陸或海外的訪客夾雜

其中。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五星旗」下，唯一官方允許公開悼念「六四」的地方。一九九七年政權轉移後，香港政府對這類紀念活動的容忍程度，無論在香港還是在海外，普遍視作香港公民權利消長的重大指標。如此長情地悼念六四，而且稱之為「愛國民主運動」(世間有不愛國的民主運動嗎?)，顯然是強烈認同中國的表現；但同時，也因為「香港人這樣做，別的中國人不能夠(或不會)這樣做」而引以自豪，顯然是強烈認同香港的表現。這種雙重認同是怎樣形成的？跟香港的殖民地歷史有沒有什麼關連呢？

香港每年的六四紀念晚會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主辦的。支聯會是數十個香港民間組織的聯會。二十多年來，「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一向是支聯會主要支柱的團體。教協是香港會員人數最多的單一行業工會。香港現職教師九成以上，以及不少退休教師，都是它的會員。四十年來，從一九九七年政權轉移之前的「過渡時期」，以至「跨越九七」以後，教協一向對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堅持獨特地發聲。可以說，教協反映許多香港人的雙重認同心態:既是無可置疑的、不折不扣的「中國人」，同時也堅定不移地、有意識地抱緊香港的「核心價值」，抱緊香港區別於中國的一些「慣習」。每年紀念六四，可以說是香港人雙重認同|中國民族主義者和香港人獨特身份同時並存—最顯著的表徵:「以香港方式繼續愛國」。而教協便是體現這「雙重認同」的最重大民間組織。

二O一二年六月四日晚會的規模或性質，在一九七二年的香港是不可能想像的。事實上，沒有七十年代香港經歷的連串和平抗爭與演變，教協和香港人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爭取香港民主化等改進的群眾和平動員，也是不可能的。七十年代是戰後香港歷史上最關鍵的時期|香港從一處「借來的地方」，過著「借來的時間」，蛻變成為獨特社會的十年。要了解四十年來的香港，就得掌握教協的歷史;而要了解教協的歷史，就必須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香港這個英帝國殖民地違逆世界潮流的發展。

「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接近七十年的歷史，往往以八十年代中葉作為分界:都濟和社會的演變，劃分為「工業時期」和「後工業時期」。這種分期，剛巧也適用於港、內地、英政府關係的歷史，因為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把之前「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轉化成之後的「一國兩制」。

從教育史的角度看，八十年代中葉也是饒有意義的分界:一九八三年港英政府設立「教育統籌委員會」(簡稱「教統會」EducationCommission)，致力整頓戰後四十年香港教育急促膨脹所產生的多種質素問題，嗣後一系列《教統會報告書》掀起了連串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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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司徒華的領導角色:抗爭的勝利、工會的模式和教師與知識

歷史不是英雄頌

歷史不是英雄頌。歷史上的重大演變，都不是任何人隻手創造出來的。以「英雄事跡」作為核心的歷史作品，既歪曲了歷史的過程，也歪曲了傑出人物的角色。但是，我們不容否認，在歷史發展的某些關鍵時刻裏，若干人士扮演的角色特別重要，對事情的演變有突出的影響，因此值得特別注意。

整個文憑教師抗爭運動的成功，團結士氣和民主決策是重要的因素。當中司徒華領導有方，居功至偉，是眾所公認的。在一九七三年的時勢之中，他能夠洞悉和掌握機會，抓緊橫桿，適當發力，有效地帶領抗爭運動，運動才有機會抗衡政權的壓倒性力量，達到成功。

其後，在教協奠定基礎的十多年裏，他的價值觀，信念，對情況和問題的理解和處事的手法，在在對這個新興教師工會的會務方針，成就和局限，產生無與倫比的作用。他的成就和局限，都需要細心分析。

八十年代中期以後，司徒華的活動超越了教育界。随着香港社會和政治的演變，他的領導角色也逐漸擴大。

本書的主題是教協的歷史，不是司徒華的傳記，不過由於司徒華在教協早期歷史中的角色舉足輕重，故此應花一些篇幅，嘗試從司徒華的經歷了解他這個人，從而探究他對教協的貢獻及其局限。自從《許家屯回憶錄》(一九九三)透露，許曾於八十年代中後期邀請司徒華參加共產黨，遭到婉拒，坊間對司徒華一生與共產黨組織的關係興趣甚濃。本書的著眼點是教協的發展及其對香港社會的影響，為免節外生枝，個別人士跟任何其他組織或有或無什麼關係，除非顯然與題旨相關，否則都不予探討。讀者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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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教協參與推動的社會運動

自教協成立始，司徒華一直強調教協要改革教育，而改革教育則是社會運動的一種。教師運動要「移風易俗」—遷移市民的風氣、改易市民的習俗，就是要改變人們的「意識」。從這思路引申出去，教育領域內外的公眾事務都可以是團結社會各界的機遇，讓司徒華和教協得以「與廣大社會人士結成一條教育改革的聯合陣線」，一起改革社會，移風易俗番話蘊藏了跟殖民地體制的腐朽、不公義角力的心態。儘管司徒華在教協十周年時總結經驗說:「教育問題，一馬當先；社會公義，當仁不讓」。可是，教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界線，有時卻是「具體而微」的。(司徒華「社會運動」，大概等如社會學家說的「社會動員」，就是動員起大會人士，一起爭取某些目標。」

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中，是香港社會運動發展蓬勃的十年。許多新興的團體都充分利用香港政府稍稍開放的空間，提出它們希望推動人權公民權利和改進民生的訴求，讓社會大眾考慮，公開辯論。它們向政府官員或非官守議員進行請願或抗議，是為官民之間的互動。這些互擴大了人們參與公眾事務的空間。稍後，這些社會運動更發展成港的民主運動。

教協是這許多新興壓力團體之一，也是其中規模最大、組織最穩健、影響力最深遠的一個。這時期，教協參與推動的社會運動，數量和種類都相當多。有份創立教協、擔任總秘書十多年的潘天賜說：

教協從來沒有發起（推動社會公義的）事情。我們擔當支持的角色。基本上，我們對於社會上爭取公義的議題也會支持；但我們不會一馬當先，爭取社會事務。因為那個不是我們的專長和主打戰場。不過，在教育的議題上，我們便會一馬當先。譬如：要求撤銷升中試、要求母語教學等等。這些我們發起後就會要求社會支持我們。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陸鴻基，1969 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在學時，曾先後擔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秘書和會長。1977 年，獲美國印弟安納大學哲學博士（歷史系），次年起任教中大教育學院。1990 年，任加拿大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並負責責加港研究計劃。2003 – 2007 年曾借調至香港教育學院為副校長。主要中文著作包括：《從榕樹下到電腦前：香港教育的故事》、《心靈何價？》、《香港戰後的教育：統計圖表》等。2016 年 3 月逝世。

作者訪問: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hym0RhQexk&list=UULe6FfnRBvxvWzo9gc8s6mQ&index=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