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上活了七十年，自問專心致志地幹，盡量不浪費一分一秒；加上一些難得的經歷，所以我一世人也許看了幾個年代的人情世態。到我死的時候，應該可以說一句：
不枉此生！
 
什麼難得的經歷？例如，香港和世界在不同年代怎樣起伏跌宕，由壞變好，令人興奮一時，彷彿整個地球只有春天，沒有冬天；但忽然又兜兜轉轉，由好變壞，而且比以前更壞，甚至回復那個還在討論“什麽是人，什麽是豬”的年代，走回人類反智的地步。
 
且看，全球的戰亂和鬥爭此起彼伏，武器的破壞力愈來愈強；利慾薰心和強權獨攬，變成全球公式。我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在外層壓力有增無減的不同年代，很多人性的霎時真偽、善惡的一線之差、時代風雲的起與跌、樂與怒⋯⋯我在採訪和人生旅途中都看透了，有些更是親身經歷，所以有時自High能夠成為“時代見證人”，這不是很難得的嗎？
 
可是，如今回頭一看，才發覺這七十年裡，原來有半個世紀是在混沌中過的；或者說，這半世紀至少有一半時間是在迷夢中度過的。年輕時凌雲壯志，享受過仿似直達天庭的“紅”，卻原來只是在鳥籠裡亂飛亂撞，換來自闖地獄的“黑”。當年以為大鵬展翅，翱翔萬里；頭頂碰着塗上藍天白雲和彩虹的天花板，腦殼也撞碎了，還以為那是天空海闊的蒼穹，結果頭崩額裂，血流如注，仍感到不可一世，無比自豪。

最後，當被逐出家門和國門時，頓時天崩地塌，真想遁入空門。
昔日那種浮誇的自豪，實際也是自騙；如今，我不是紅也不是黑，而是滿身傷痕的瘀，但還有人問我是“黃”是“藍”，是“白”是“灰”？我說，我沒有顏色，只想用透明贖罪！如果我過去的自騙也欺騙了大家，就讓我在這本書裡向各位請罪！
 
——
 
2.1.2
 
天涯盼鴻音
1982年駐英國採訪
 
豪情一躍跨千里，茫茫踏上英倫地。
隻身走萬家，為澆《文匯》花。
寂寞長街冷，忽覺翻愁浪。
千里盼鴻音，天涯暖客心。
 
這首詞調寄《菩薩蠻》，是1982年我奉派長駐英國採訪時寫的。那個年代，內地正是改革浪潮剛起之際，人們形容為“第二次解放”。第一次解放是1949年的政權解放，第二次是1980年代風雲際會的思想解放。
 
那時候，中國閉關自守數十年，連呼吸世界空氣的機會也自絕了；後來對內改革，啟動思維，官民配合，發展到對外敞開大門，與國際修好，頓時生氣勃勃。全國上下，奔流擊水，破浪前行。所以，不管中國的命運如何，反正處於百廢待興的關鍵時刻，我也願意投入這個風雷漸起的年代。好則翻雲覆雨，潤澤大地，壞則雨潦四驟，成為澤國；無論成敗，投身其中，確實不枉此生。
 
與此同時，北京也想借助香港走向世界。正是時也勢也，中英兩國都趁着香港的“九七問題”各取所需，令香港碰上一個歷史的轉折時刻，並遇上“一國兩制”的契機。有人乘機宣傳，香港只是被動角色，雖然“盲婚啞嫁”，但“作為兒子的香港”畢竟也可以發聲，已比封建年代全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好了。
 
我聽了感到奇怪，即使是“盲婚啞嫁”，但怎可以“與爹媽結婚”？還要由“養母”（英國）身邊嫁到生母（中國）身邊？所以“母子論”和“婚嫁論”恰恰是矛盾的，沒有邏輯，引喻失義！果真如此，那就不單是“盲婚啞嫁”，而且亂倫。更不能作為絕對服從的理由。
 
所謂“盲婚啞嫁”，乃指北京認為這是中英兩個主權國的談判，香港人不應參與其中。其實，北京當時背後還有一種擔心—香港長期被英國統治，香港人仍是“黃皮白心”的“香蕉”（表層是黃皮膚，但思維模式、價值取向卻是傾向西方的白人世界），英國可以利用香港人的情緒傾向，與中國討價還價，招數層出不窮。而且，英美是孿生兄弟，國際形勢複雜，所以北京只願意中英兩國談判，排除港人參與，以免出現有利於英國的“三腳凳”，待有結果後再與香港人談回歸的事情。
 
其實，英國一方更早盤算。1972年擔任首相的希斯，在1974年訪華時已向總理周恩來打探中國的意向。那時候，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還未结束，“批林批孔”和批判鄧小平“三上桃峰”（復辟） 的政治旋風仍猛，哪裡有時候細想香港問題。英國看準時機，調整治港政策，改善民生，推出“十年建屋計劃”、“九年免費教育”，改善警民關係，藉此收買人心，作為日後跟中國談判的本錢，這些都是我駐英之後慢慢了解，研究，查證後掌握的事實，包括在前港督麥理浩口中，驗證了事實的真確性和英國的意圖。
 
中英各自的政治需要，延伸到後期的角力，我都不願多談。用當時的話說，這好像生母與養母爭奪孩子的撫養權，但孩子會問：“為什麼不問問我的意見？”這個時候，孩子已經長大成人，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開始追求公平、公正、自由、民主。所以，不同階層的代表團、訪問團、游說團、陳情團....不時穿梭於香港與北京或倫敦之間。
 
就在這個歷史轉折的大時代，我看盡人生百態、奸詐的國際風雲、比四川變臉還要快的政治變臉、這一分鐘的我打倒前一分鐘的我。當年的港英遺臣（後來的建制紅人）怎樣大罵北京，我在夾縫中觀察了很多奧斯卡電影金像獎編劇也寫不出來的人情世貌，闖過小人物在大時代的奇妙經歷，有些更是意外地降臨在我身上的歷史關節。這是我駐英之前意想不到的懵懂、浪漫、醒悟和凝煉，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但如今已不想多說，也不知從何說起，乾脆隨緣也罷。
 
——摘自本書 P69 - 71
 
 
| 作者簡介 |
 
 
劉銳紹，友人戲稱“夫子”，從事新聞工作五十多年，曾長駐英國和北京採訪，跟進了由中英談判和起草《基本法》至今的整個香港回歸歷程，也親歷了與香港有密切關係的“四大群眾運動”的全過程：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暴動（左派稱為“反英抗暴”）、一九八九年北京民運和“六四事件”、二〇一四年港人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和二〇一九年開始的“反修例事件”。當年在北京的報道被指“洩露了很多官方內情”，“六四”後在中共的“平亂報告”中成為唯一被點名的香港記者。
 
撫今思昔，經常自問：“中國怎樣才能富強和開明？”近年投入教育和文藝創作，盼中國人早日走出歷史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