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書命名為《天安門》，說明他已敏銳地察覺到：
天安門廣場的歷史功用正在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
甚至可以說，他已預見十年以後天安門前的屠殺慘劇。
——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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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百年命運的劇變與滄桑
民國知識分子的希望與悔恨

　　最會說故事的歷史學家——
　　史景遷揚名立萬之作

　　「西方中國研究的里程碑。」——費正清

　　「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是無可爭議的。」——余英時

　　★《洛杉磯時報》歷史書獎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非文學類好書
　　★《中國時報》開卷一週好書
　　★金鼎獎圖書類最佳翻譯獎
　　★余英時專文作序．盛讚推薦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一齣波瀾壯闊的史詩悲喜劇，記錄下一八九五到一九八○年間劇烈變動的中國。從十九世紀末一群維新人士意圖改造清廷，到保皇與革命兩派導致清廷覆亡；從二十世紀初共和政府和軍閥割據的對立，到國民黨和共產黨鬥爭的大悲劇；從二十世紀中國土淪陷與光復，到中國政府激進的農村與文化改造。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變的原動力，另一方面又被巨變的浪潮一一吞沒。這是中國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場悲劇，而在演出過程中又隨時透露出無奈而自嘲的喜劇意味。

　　史景遷精選少數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深入探討，交織成一幅中國精神面貌的整體圖像。其中以康有為、魯迅、丁玲等主線作為貫穿全書的「經」，秋瑾、沈從文、瞿秋白、徐志摩、聞一多、老舍六人則橫插在不同階段，構成了「緯」。在經緯交錯間，還有無數相關人物隨時進進出出，包括無可迴避的政治領導人孫文、蔣介石、汪精衛、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引領一時風騷的文化領袖鄒容、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胡適、梁漱溟、茅盾、林徽音、胡風等；甚至外國訪者如羅素、泰戈爾、蕭伯納等也點綴其間。

　　書中觸及的每個人物，都有其獨特的生命風貌和生命力量，遠非「集體傳記」所能呈現的；史景遷藉其生花妙筆勾勒他們的人生，著墨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下，對自我定位的摸索與反省，也讓讀者瞭解一連串不尋常的事件，以及由這些事件堆疊構成的「中國革命」。當這群人物被捲入近代中國百年間的暴力和重生的過程中時，史景遷以歷史文化意涵豐饒的「天安門」之名，穿越一個世紀，召喚出繁花盛開的文人思想與時代精神。



名人推薦

西方中國研究的里程碑。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史景遷的著作必須劃入《史記》的類別之內，是無可爭議的。《史記》不但是中國史學的傑作，而且也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典範。四十年來史景遷寫了一部又一部的史學專著，上起明末（如《利瑪竇的記憶之宮》）下至二十世紀的終結（如《天安門》）。一九九○年他寫了一部最暢銷的中國近現代史通論，始於晚明，終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這是他一生教學和研究的全部範圍，先後跨越了四個世紀。他在其中每一個世紀都選擇了一、兩個專門題目，寫出生動的敘事長篇，從正面或側面勾勒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這是史學家的真本領，也是史學的最後歸宿。就我閱覽所及，在並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之中，好像祇有史景遷一人具有這一特殊的本領。為什麼呢？我想這是因為他不但史學的功夫深厚，而且文學的造詣也超出儕輩。「才兼文史」正是司馬遷在中國史學史上所開闢的一條大路。
 
——余英時
 
| 目錄 |
 
 
目錄
余英時序
繁體中文版序
序    
第 一 章  鼓天下之氣
第 二 章  願景與暴力
第 三 章  徬徨
第 四 章  遠處的天空
第 五 章  餓鄉
第 六 章  贊美涅槃
第 七 章  誰家的小孩兒
第 八 章  叫醒了春
第 九 章  告別世界的一切
第 十 章  難胞
第十一章  整風
第十二章  新秩序
第十三章  變節者的喧嘩
參考書目
 
| 內容節錄 |
 
第一章　鼓天下之氣
 
一八九五年初春，日軍在大沽外登上一艘中國汽輪，還大肆搜查。甲午戰爭從一八九四年八月打到一八九五年二月，日本勢如破竹，重挫了中國海軍、陸軍，之後像登船搜索這類蠻橫無理的舉動就有如家常便飯。表面上，這場戰爭是中、日兩國因爭奪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而起，日本以脫胎換骨之後的經濟與工業基礎為後盾，打造了現代化的鐵衛雄師，初試身手就令人刮目相看。
 
康有為是當時那艘汽輪的乘客，對於朝廷威信橫遭如此冒犯，心中自是憤慨難平。將近這十年來，康有為多次條陳上奏朝廷，籲請著手經濟軍事制度之改革，然而當道充耳未聞，如今，康有為所憂心且極不樂見者，已然成真：「日人來搜船，當頗憤」，康有為後來在一八九五年寫道，「以早用吾言，必無此辱也。」康有為的心中確實憤慨，這個出身南方的儒生師傅既非朝廷命官，又無族人位居要津，但他還是一心相信朝廷當道會採納他的陳請。康有為想的沒錯，清朝雖然在一六四四年就已一統江山，但是日本的勝利足證清朝有覆亡之虞。放眼天下，卻無人敢公開議論這種事，不過康有為倒是告訴此番隨行的廣州萬木草堂的門生，中國必會步上土耳其的後塵：兩個都是大國，也都積弱不振，雖有傲人的傳統，然而在列強環伺之下，只能任憑宰割。
 
康有為進京參加會試，途中卻碰到日軍搜船，對他的衝擊尤大。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目的在網羅秀異儒生，以為朝廷效力。康有為最後終於到了京城，所見所聞卻讓他嗤之以鼻：考棚蕪穢，考官索賄，金榜早已內定的流言沸沸揚揚，學子若是來自廣州，索價更高；就連抬考生赴考場的轎夫也是漫天要價，伺機偷竊糧食財物。放眼京華，盡是人性墮落：「京師四方觀望」，康有為在那年五月寫道，「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殘疾，無人收恤，廢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大夫，車聲隆隆，接軫不問，直省亦然。」
 
一八九五年那一年，康有為三十七歲。他一路走來，過程可說和當時中國很多富人家子弟頗為類似。康有為受業於私塾先生與既慈且嚴的祖父，十歲能背四書五經；十五歲中生員，苦讀準備鄉試；十八歲娶了長他三歲的妻子，這門親事在康有為七歲時，父母就已訂下；康有為常常遊歷廣州附近的城鎮，有所見聞則發而為詩；八股文拘泥形式，但是要登科及第，非得寫一手好八股文才行，偏偏康有為不喜此道，於是退而涉獵考據之學，或浸淫在佛學冥想的寧謐世界。
 
於是，康有為的性格發展也走上一條不尋常的路，命運帶給他常人所無的傷痛，也給他常人所無的機會。康有為十歲那年，父親染上肺炎，臥病在家一整年。在一般人家，做父親的往往為了仕宦經商而長年離家，而康有為的父親卻是鎮日有子相伴。康有為後來回想起一八六七年這一年，父親大咳不止，他在蚊帳內為父親執仗端盂，驅蚊止癢，不覺恍然「如夢」。這年七月，康有為的幼弟廣仁出生，七個月後，父親辭世。康有為是康家仍健在的長子，謹守儒家古禮執喪，年紀還小就得眼見家道衰敗，榮景不再。
 
康有為潛心博覽經史數載，至弱冠之年，已蘊育出一身必能有所立，天下必有可為之處的自信，可「超然立於群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為群」，也開始相信自己注定是繼往開來的聖賢。一八七七年，康有為一心敬畏的祖父意外溺斃，於是轉而鑽研佛經，觀想工夫精進：「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沓，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這種自得也讓康有為的社會責任感漸增：「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智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志。」一八七九年，康有為第一次去了香港（香港從一八四二年之後成為英國殖民地），眼界大開，尤其是香港「宮室之瓖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之後康有為去了上海，心中對西方的影響力更有好感。上海也是清廷在一八三九至四二年鴉片戰爭敗於英國之後，成為條約口岸，此時已是蓬勃發展的國際都會了。於是康有為開始涉獵西學譯本，以西方政治、經濟學說，提出救亡圖存的方案。
 
當時不少中國士大夫已有採納西方軍事、工業、科學技術以圖「自強」的計畫，但是康有為吸收前人見解，又能加以超越，融會出一套自己的藍圖。康有為到了一八九五年進京的時候，已經想好知、行兼備的計畫：他幾度書陳大計、上書請願，疾呼朝廷重臣、皇帝修築鐵路，改良軍事體制；痛陳慈禧太后挪移朝廷亟需之軍事款項，做構築休憩林園之用；辦地方團練清剿盜賊；創「不裹足會」，呼籲廢止纏足陋俗。康有為辦過幾間學堂-他多次在廣州尋覓更寬敞的講堂，所以學堂搬過幾次，最後找到了府學宮仰高祠，一租十年，才有了他期盼的空間、地位，做長久的打算。康有為在這過程中也吸引了一批忠心的弟子。這些學子讀的也是四書五經，若是寒窗苦讀，說不定也能通過科考，取得功名；但他們同時也隨康有為以大膽創新、破除權威的方式來讀經典，而有了一八八六至八九年間寫成的《孔子改制考》。此書意在點出儒家原典本就相信變革有其必要，只可惜遭不肖後人篡改扭曲。康有為做如是解讀，用意在指出西方列強帶來的新制度及科學，倒不必為了保有中國的「純粹」而拒斥在外，因為老祖宗早有先例。
 
廣州和各方碩儒容不下康有為這番議論，罵他「邪誑，天地難容」，但是門生卻認為康有為乃是明師，令人茅塞頓開，總能改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康有為也一心想要這些傑出門生對他的讚譽；他公開徵求有決心的良才，助他﹁大道完成﹂，對於不幸早逝的門生則痛如喪親。11康有為與門生經過一番苦思，找出一套在儒學架構之內融入西方科學的課程，也鼓吹以佛家和西方天文學來作大膽的理論推演。康有為從顯微鏡而感悟大小齊一之理；讀電學光速之研究而領略速緩如一之則，進而想像至大之外尚有大者，至小之內仍包小者，剝一而無止盡，以及他所謂的「根元氣之混侖，推太平之世」。康有為在一八九五年底寫了一段文字，總結此說之內涵，以及他個人的知識脈絡：
 
其道以元為體，以陰陽為用，理皆有陰陽，則氣之有冷熱，力之有拒吸，質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圓，光之有黑白，聲之有清濁，體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八統物理焉。
 
以諸天界、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輪界，統世界焉。以勇禮義智仁五運論世宙，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而務以仁為主，故奉天合地，以合國合種合教一統地球。又推一統之後，人類語言文字飲食衣服宮室之變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務致諸生於極樂世界。
 
及五百年後如何，千年後如何，世界如何，人魂人體遷變如何，月與諸星交通如何，諸星、諸天、氣質、物類、人民、政教、禮樂、文章、宮室、飲食如何，諸天順軌變度，出入生死如何？奧遠窅冥，不可思議，想入非無，不得而窮也。合經子之奧言，探儒佛之微旨，參中西之新理，窮天理之變，搜合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故，窮察後來……。
 
故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捨身命而為之，以諸天不能盡也，無小無大，就其所生之地，所遇之人，所親之眾，而悲哀振救之，日號於眾，望眾從之，以是為道術，以是為行已。
 
一八九五年初春齊聚京城的數千名考生，年紀大抵在二十歲出頭到五十多歲之間，因為要能狀元及第往往得花個幾十年的工夫，所以當時三十七歲的康有為並不算太老。他們或許沒有康有為那麼恢弘的胸懷，但都是生逢國勢衰頹、連番挫敗的時代，個個焦心於時局，滿腹屈辱挫折，這點與康有為並無二致。中國在一八四二年受挫於英軍，一八五六至六○年敗於英法聯軍，一八八四年再敗於法軍，如今又在一八九四年成了日本的手下敗將。三十多年來，各級官員紛紛上奏摺，各陳因應列強威脅的對策。其中包括設立兵工廠、培訓外語人才、遴選放洋留學生、發展海軍艦隊等議已經著手進行，但是諸多不順，進展遲緩。守舊臣僚雖然採行，但多認為變革會敗壞良善風俗；加上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已有十五年，而光緒皇帝雖然親政在即，有心振興經濟，力抗列強，卻得罪不起那些慈禧拉拔起來的滿漢樞臣。
 
不管這群新一代的儒生是如何有耐心、如何克己，但是當中、日兩國在馬關簽訂條約，條款內容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電傳至北京時，他們也按捺不住心中怒火，一片譁然：中國被迫割讓南滿（即遼東半島）和台灣給日本，同意支付白銀二萬萬兩的巨額賠款，准許日本工業進入富庶的長江流域。消息傳到康有為耳裡，不到幾個時辰就夥同幾個密友上書拒罷議和，數日之內寫就一萬八千字的萬言書，聯合十八省舉人共千餘人具名，以奏摺形式進呈皇帝。這群舉人在北京松筠庵會商，又趕往面見都察院官員，在衙署之外大排長龍，傳達心聲。此時這群舉人彼此還在競逐功名，卻公開表達反朝廷的立場，無怪乎當時有人說這展現的愛國情操乃是自古以來所未見的。康有為在自訂的年譜裡寫道：「至此千餘人之大舉，尤為國朝所無。」梁啟超曾是康有為的門生，日軍登艦搜查時，他也在船上。他花了三十六小時，不眠不休謄寫這份文件，自知人生路途此後將為之改觀；康有為的幼弟亦謂其自此棄絕從學。
 
康有為的這份奏摺疾呼須有變革，既是向年輕的光緒皇帝喊話，也是對真正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和朝中大吏呼籲。康有為雖然下筆謹慎，措辭委婉，但訴求的卻是徹底改造中國經濟與教育體制。康有為先是回顧讓十九世紀的天朝黯然蒙塵的種種挫敗，但從歷史就可知道未來猶有可期。康有為指出，歷朝歷代的賢君從不拘泥於祖宗法制；漢朝（公元前二○六年）、明朝（公元一三六八年）、清朝（十七世紀中葉）的開國君主都是順應局勢，創建新制，從官僚體系的常軌之外啟用新人。日本在一八六○、七○年代明治維新的作為，與此就頗為類似。
 
康有為寫道，這種人事、制度的彈性因應可「鼓天下之氣」，而遷都則能「定天下之本」。北京臨海孤險，禦守不易，常使皇帝向列強屈服——「以區區十里之城，棄千里之地。」歷朝皇帝曾改過官制，出於天下大計也遷過都城。以一八九○年代的清朝而言，康有為考慮過遠北、西、南之地，認為西安似乎正是上選；西安地處內陸，曾是秦朝（公元前三世紀）故都，隋、唐（在六世紀到九世紀之間）兩代都城長安的舊址，設重兵深固護衛，憑天險重開漕運，安穩盤據，日軍一定不敢深入涉險。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

| 譯者簡介 |

溫洽溢，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校譯《太平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