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漢學家卜正民重磅鉅作★★

一部創新的、顛覆傳統的歷史論述
爬梳中國與世界之間近八個世紀以來的關係
了解中國對外擴張背後的「大國」邏輯

　　「本書是第一本中文版，說不定也將是唯一的版本。」

　　「……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是始於西元前二二一年、終於一九一一年的大一統帝國；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隨著一個又一個世紀、一個又一個朝代複製貼上再生的政權，好像船過水無痕一樣。」——卜正民，〈臺灣版序〉

　　「卜正民教授以他淵博的學識、辛勤梳爬各國史料的功力以及對圖像資料的解讀，述說著一個個精彩的天方夜譚般的故事，為我們編織出一個光彩斑斕的大國與世界的嶄新圖像。」——李孝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講座教授）

　　繪於1280年的〈元世祖出獵圖〉，這幅畫蘊含著忽必烈希望世人如何觀看他的涵義，不同於以往正襟危坐、死氣沉沉的中國皇帝畫像，忽必烈特地請人畫了他在打獵的肖像，呈現出他威風的英姿和旺盛的統治企圖心，而「大國」（great state）觀亦自此成形，並深植中國。

　　過去八百年來，中國與外界的關係紛亂不斷。這段歷史始於忽必烈建立大元國，派出麾下蒙古大軍征服中國，將中國與整個世界鎖在一起，改變了整個亞洲的權力與服從規則。正如卜正民所強調，十三世紀蒙古占領中國一事，不僅徹底打亂中國的體質，其影響可說至今仍然能感受到。而擾動的關鍵，就在於蒙古人改變了中國人設想國家權力的方式。中國由此搖身一變，化為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描繪的全球大國。中國的疆域大致在元朝立朝時確立，儘管此後朝代依然遞嬗，但中國仍繼承前朝掠奪之疆域至今日，並對「失土」虎視眈眈。

　　卜正民以忽必烈的肖像畫、伊兒汗國的青王妃、瘟疫、朝鮮馬商、海盜、傳教士、喇嘛乃至通敵者等十三個切入點，捕捉橫跨七個世紀的十三個瞬間，重新建構出元到民國的大國圖像，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互動。這是一段前所未聞的中國歷史，也是一部以中國為軸心的世界史。
 
 
| 目錄 |
 
地圖
推薦序  嶄新的大國圖像  李孝悌
作者序
臺灣版序
緒論  萬國（溫哥華，二〇一九）
 
大元國
第一章  大汗和他的肖像畫家（上都，一二八〇年）
第二章  青王妃與伊兒汗（大不里士，一二九五年）
第三章  瘟疫（卡法，一三四六年）
 
大明國
第四章  太監和他的人質（錫蘭，一四一一年）
第五章  歷劫歸來者與朝鮮馬商（浙江／北京，一四八八年）
第六章  海盜和官員（廣州，一五一七年）
第七章  英格蘭人與金匠（萬丹，一六〇四年）
第八章  傳教士和他的受牧者（南京，一六一六年）
 
大清國
第九章  失土之民（長江三角洲，一六四五年）
第十章  喇嘛與大將軍王（青海，一七一九年）
第十一章  商人和他的僕人（奧斯坦德／廣州，一七九三年）
第十二章  攝影師和他的苦力（約翰尼斯堡，一九〇五年）
 
民國
第十三章  通敵者和他的律師（上海，一九四六年）
 
尾聲  一百九十三國（紐約，一九七一年／基多，二〇一〇年）
注釋
圖片版權
 
| 內容節錄 |
 
尾聲  一百九十三國

紐約，一九七一年／基多，二○一○年

三千年前，華北平原的人眼中所見的，是一個萬國世界。這個數字在西元前第一千年期的過程中逐漸減少到數十個、十幾個，最後只剩一個。等到利瑪竇踏進大明疆域，讓中國人看看自己的世界地圖時，他又喚醒了古老的萬國記憶。他說，萬國世界不在遙遠的過去，而是在此時此刻。於是，「萬國」一詞生了根。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萬國」都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用來稱呼廣大世界的用詞。這個事實既為人所接受，亦為人所抗拒，從圖19那張十九世紀繪製的東半球地圖就能看出。這個世界分成許多國家，有國名、國界，而其中國土最大、完全沒有內部分裂的國家，就是覆蓋歐亞大陸東邊三分之一的遼闊疆域，上面著的是淺黃色。這是疆域極盛期的大清國，天下莫非王土。它往外擴張，併吞朝鮮等鄰國，彷彿「萬國」原則不是用於地球上這一塊地方。這張地圖僅僅是作為裝飾用，我們不該過度解讀。荷蘭的大小與日耳曼相仿，法國把義大利併入，非洲不知所云，而臺灣著色的方式，彷彿並非大清國的一部分。這張地圖主要給人的印象，在於統一的大清國占據了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最大的一塊。

十九世紀的國家數量從未逼近「萬國」，「萬國」這個理論上限值從未達到過。今天，世人根據聯合國會員國來計算國家數量。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時，有五十一個創始會員國。到了一九七四年十月，也就是我第一次前往中國時，這個數字爬升到一百三十八。等到四十五年後的二○一九年，我寫下這段尾聲時，聯合國已經有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隨著被保護國、前殖民地與人為拼湊的國家脫離原本的政治安排，獲得國家地位之後，這個數量想必還會上升。
 
聯合國成立時，中國就是會員國，不只是創始會員國，更是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五席常任理事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勝國所獨有。聯合國是他們試圖重建世界，防止任何類似二戰的事件重演而成立的新組織。中國納入其中，是為了表彰中國人在盟國對抗德國與日本的大業時所做的巨大犧牲。直到一九七一年，這個席位都是由中華民國所擔任。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橫掃中國，而蔣介石領導的這個國民黨政權便撤退到臺灣島上。蔣介石丟掉了中國，但沒有丟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次。中華民國依舊是聯合國眼中的「中國」，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提出的動議，將席次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動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個星期後取代了中華民國的位子。二十二年來的孤立—部分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掌握國家大權之後的施為，部分是美、中兩國在一九五○年的韓戰打起代理人戰爭之後，由美國所施加—就此告終。

一九七一年之後，中國一開始與國際社會重新搭橋的舉措之一，便是成立交換學生計畫。我就是趁著交流計畫，在三年後去了中國，成為無名小卒，參與一場開啟中國與世界關係當前新篇章的遊戲。
 
兩個中國

一九七一年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同意一件事，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不能有兩個，這不是聯合國的規矩，卻是兩個中國都堅持的規矩。兩年後，東德與西德在同一天以獨立成員國身分獲得聯合國接納（兩國在一九九○年變成單一會員國）。同樣的做法在一九九一年重演，北韓與南韓皆成為會員國，只是這兩個國家至今在聯合國大會仍個別擁有席次。就兩德與兩韓的例子，雙方是繼續維持獨立成員身分，抑或合為單一會員，是由雙方自己決定，但一中政策不容討論。
 
自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局勢有了重大的轉折—尤其是在臺灣，大多數人如今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臺灣人，並且恰如其分地將一中政策視為殖民時期的殘餘。政局會隨著民情而演變，到了二○○二年，民主進步黨政府正式放棄一中政策，改採一中一臺政策—也就是中文所說的「一邊一國」。一中一臺政策在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時暫時懸置，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中勝選，政府繼續視臺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蔡政府尚未放棄「中國」之名，採用「中華民國（臺灣）」為正式國名。至少就文字上，世界上如今還是有兩個中國。不過，這不盡然是文字遊戲。對蔡總統來說，若就這麼踏出一大步，將國家改名為「臺灣」的話，恐怕會引發軍事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此威脅蔡政府不得採取任何動作，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原話來說，「阻礙」中國對這座島的主權。自從蔡英文勝選之後，習近平便採取外交攻勢打擊蔡政府，先後在二○一七年與二○一八年施壓巴拿馬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把承認的「中國」從臺灣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做法，將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序言所肯定的「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之原則。此外，也違反第一章要求成員國「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的條款。這些是聯合國的規矩，不是中國的規矩，但中國規矩卻出奇有效地凌駕聯合國的規矩—比方說，臺灣明明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也明明是個運作良好的國家，但聯合國卻視臺灣屬於後者所管轄，也不承認臺灣是個國家。如今，臺灣對於聯合國的目標，並不在於取代中國的席次，而是獲得自己的席次。臺灣設法爭取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支持其入會申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遊說其他會員國反對其申請。
 
近幾十年來，後殖民小國成為新會員國的數量大增，成為尋求贊成票的金主獵場—兩個中國持續積極開發新國家清單，尋找代言人。我們以最小的兩個聯合國會員國為例。一九九九年，玻里尼西亞島國諾魯成為聯合國第一百八十七個會員國，當年的諾魯人口一萬人（如今為一萬一千三百多人），土地為八平方英里，是領土最小的聯合國成員。隔年，諾魯的鄰國—島國吐瓦魯成為第一百八十九個會員國。吐瓦魯比諾魯大兩平方英里，是人口最少的聯合國成員，居民比諾魯還少兩百多人。兩國在十九世紀時都受到不列顛殖民，接著在一九四二年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諾魯興建了一條飛機跑道，美國也在吐瓦魯依樣畫葫蘆。後來兩國成為聯合國託管地，並且在經過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管理後雙雙獨立：諾魯於一九六八年獨立，吐瓦魯於一九七八年獨立。

一九七○年代晚期，中華民國與這兩個新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然而到了二○○二年，諾魯為了一億三千萬美元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年後，諾魯從臺灣得到更好的價格，於是回頭承認中華民國。根據二○一一年維基解密（WikiLeaks）披露的美國外交電報，這項安排中包括在檯面下金援諾魯政府官員，提供賄選經費。兩個中國之間的競爭依舊，並且在二○○七年進入白熱化—根據《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刊登的報導，諾魯總統史可迪（Ludwig Scotty）「據說被一群大聲嚷嚷的中國官員攀談，一群人試圖在他要搭上前往臺北的飛機時，把他拉上另一架要飛往北京的飛機」。寫下這篇報導的記者如此總結情勢：「對中國和臺灣來說，沒有哪個國家微不足道到它們不會為之爭吵」。但大小並不重要。無論大小，每個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都有投票權，只要動議能在大會上提出，臺灣就能仰賴諾魯與吐瓦魯投票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至少暫時。

在中國參與世界的歷史上，這些外交博弈可說是尷尬的小注腳，之所以戲劇張力十足，是因為雙方之間的關係實在不成比例：一邊是兩個微型環礁，人口加起來才堪堪超過兩萬人；而另一邊卻是領土三百七十萬平方英里、人口超過十四億的超級大國。偏偏這就是我們所建構出來的世界。
 
強權

一個中國、兩個中國的問題之所以存在，得歸結於中國人以統一為理想，對此有著歷久不衰的固著心態。自大元國以降，每個政權都必須表明這種理想為其指導方針。本書緒論已經著墨過，這個時代的地圖是繪製來呈現「九州一統之盛超越千古，開泰萬世者於斯有徵云」。大明國顯然不是這種情況，而季明臺—或是那個假冒季明臺的人也深知這一點。不過，如果不做出聲明，就等於是懷疑大明王朝的正統性。「大國」非得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不可。以是義故，「大國」非得在一個由「萬國」組成的世界中宣稱自己至高無上不可。沒有兩個「大國」的餘地，就像沒有兩個中國的餘地。

雖然我個人喜歡求同，但在這件事情上，歐洲的歷史實在大不相同。歷來雖有強大的君主試圖主宰整個歐陸，但他們都失敗了。對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隱含的各國平等原則，遭到破壞的次數不亞於獲得遵守的次數，但至少從十七世紀起，歐洲人一直認為自己的政治秩序奠基於這一項倫理基礎上。這一點在十九世紀有了變化，自認為是「強權」（Great Power）的帝國式政權一個個崛起。「強權」一詞出現於十九世紀，意指在經濟上、軍事上強化自我，實力達到可以追尋政策目標，而須與他國妥協的國家。「強權」的自決不像聯合國體系那樣以法律原則為基礎，而是以物質力量為準。大不列顛正是在上開脈絡中，採取行動迫使大清接受其自由貿易制度—不是靠外交手段，而是憑藉一連串我們稱之為鴉片戰爭的武裝襲擊。不列顛是強權，大清不是強權，而世人視大清之敗局證明了前述說法。同一種邏輯驅動了明治時代的日本（此時的日本漸漸自視為「大日本帝國」），先後施壓大清與中國民國接受其要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一八九五年，日本與大清打了一場迅速的戰爭，結果臺灣落入日本手中；一九○○年爆發庚子拳亂，隨著鎮壓這場亂事，北京也有兩年的時間落入八國聯軍手中，而日本也是其中一國—大清已經不在任何一份強權國家清單上了。
 
兩場大國之間的對抗，也就是所謂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讓強權結構出現改變。不過，無論這兩場大戰如何讓大國之間的平衡受到影響，更長遠的影響還是在於讓正規殖民主義走向終結一事。二戰的結束，成為解殖民的臨界點。一九四五年，有七億多人生活在沒有自治權的土地上。有些強權（尤其是不列顛與法國）不打算失去自己的殖民領土，但輿論浪潮對它們不利。聯合國安理會固然是以保障頭等大國的利益而設計的，但是就連安理會也無法阻擋殖民帝國的瓦解。過程雖緩慢，但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仍一個接著一個，監督前殖民地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有些國家更是成為聯合國會員。

一九六○年代之初，聯合國仍能團結於其宗旨，讓憲章第一章的自決原則勝過舊有強權的利益。不過，新解殖民國家的行列卻在過去二十年間急遽減少。如今，解殖民不再是常態，反而更像是例外，而且必須在極端情勢下才能推動。聯合國最新的會員—南蘇丹，是在二○一一年時獨立於蘇丹，成為第一百九十三個成員國。蘇丹是典型的殖民創造，先是以不列顛為宗主，接著受到不列顛─埃及的聯合監督。蘇丹於一九五六年獨立，但並未成為順利發展的國家，蘇丹南部的丁卡人（Dinka）與努爾人（Nuer）反而遭到蘇丹北部占人口多數的阿拉伯人內殖民。蘇丹陷入慘烈的內戰，直到聯合國介入，居中磋商出一紙讓南蘇丹與北蘇丹分開的協議才化解。無意間，南蘇丹的例子讓其他遭受內殖民的民族（為數仍然眾多）學到，唯有透過激烈手段，才能確保通往獨立的道路。
 
今天，公民投票已經不保證能帶來解殖民的結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包括中國）已經學會如何一方面表現對人類的苦難憂心忡忡，一方面在解殖民前景威脅其國家利益時對此視而不見。安理會在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慘敗，便是自二○一一年以來，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令敘利亞慘烈內戰情勢降溫，或是保護捲入這場衝突中的平民。這件事成為最新的惡例，顯示除非強權點頭，否則誰都別想逃脫生天。法國與不列顛失去殖民領土，國勢落為小國，在安理會政治操作中的重要性遠遠不如以往。如今這些操作是由世界最強大的三個國家所主導—不妨稱之為新強權（New Great Power）。俄羅斯有一幫附庸，美國有另一幫附庸，彼此對對方的動議動用否決權，而中國也聚集了一票支持者。中國奉行不侵犯（non-encroachment）國家主權的政策—以敘利亞而言，則是巴沙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主權—一貫投票不對敘利亞採取行動。

這三個新強權都是超級大國，而且有一項共通點：都是殖民擴張的產物。俄羅斯東向擴張，橫跨亞洲大陸，成長到六百萬平方英里。美國憑藉西向擴張橫跨北美洲，獲得現有國土中的三百五十萬平方英里。（加拿大也是，但加拿大人口少，不足以躋身強權之列。）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比美國稍大，憑藉西向的殖民擴張—簡直就像俄羅斯東向擴張的鏡中影—成為世界第三大國（見圖20）。有人堅持中國從來就不是以他國為魚肉的殖民國家，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倘若沒有征服、併吞過一度由其他勢力所管轄的領土，絕對不可能創造出如此規模的國家。不過，相較於其他四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擴張妙就妙在自從蒙古入侵之後，其版圖的擴大主要都是由征服中國的非中國人所推動的。與其說中國是靠著征服他人成為超級大國，不如說是靠著被他人征服而成為超級大國。大元國與大清國的蒙古與滿洲家族鑄造了什麼，大明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統治家族便選擇讓它延續下去。

今日大多數的中國人看不到這段歷史。愛國教育教他們，「祖國」所在的空間不僅本來是、現在是、未來也永遠是僅屬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者就是這麼想的，但歷史學家不作如是想。對歷史學家來說，「時間」是他們的出發點，而局勢是會改變的。現在如此，不代表永遠如此。無論一九四九年時揮動的這根「革命」魔杖變出何種國家空間，都必然是從某個情勢演變而來，必然是人為因素催生之後，才獲得一段假的歷史。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卜正民 Timothy Brook，1951年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市，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師從孔飛力教授，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曾任教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伯達大學、多倫多大學、史丹佛大學等校，擔任過英國牛津大學邵氏漢學講座教授、美國亞洲學會前任會長。學術視野廣闊，主要從事亞洲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明代社會文化史、全球史。

主編並參與撰寫六卷本《哈佛中國史》，著有《縱樂的困惑》、《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維梅爾的帽子》、《社群．王朝》、《掙扎的帝國》等書。

| 譯者簡介 |

馮奕達，專職譯者。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譯有《風之帝國》、《天空地圖》、《大人的地圖學》、《她的世界史》、《帝國何以成為帝國》、《全球史的再思考》、《帝國與料理》、《帝國城市》、《不曾結束的一戰》等十餘本書，以及多篇談二戰東亞、殖民地戰犯與日本去帝國化的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