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希特勒的德國、史達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為觀察對象，分析這三個政權如何透過製造將然未然的臨界狀態，繼而以其政治主張來界定人民的身份，並以身份作為給予獎賞或施加迫害的標準。而在這個無法掌控自己身份的時代下，人們一方面無法適應被強加的身份，另一方面為了保命或趨吉避凶，很多時要做出表裡不一的言行，最終令自己陷入身份焦慮。

本書與《極權下的人性：集中營文學和惡托邦文學》和《極權下的日常生活：見證者的回憶和記錄》 構成一個三聯組合，它們各自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剖析極權主義對人性的扭曲，對價值的顛倒，對正邪的混淆，使人成為人格上的殭屍、精神上的奴隸、道德上的麻木者、思想上的盲從者、政治上的愚昧者，最終成為國家機器上的一顆齒輪或螺絲釘。
 
| 目錄 |
 
前言 「臨界狀態」與臨界極權主義

第一章  臨界狀態與身份焦慮
1「臨界狀態」改變我們對極權主義本質的認知
2 常識經驗的臨界狀態和極權的臨界狀態
3「改朝換代」的臨界狀態
4 臨界狀態：從儀式原型到權力動態
5 極權主義的反人性本質：暴力和恐怖
6「身份」和「焦慮」是認識臨界狀態的關鍵概念
7  大眾社會和極權主義的身份焦慮
8 文學和微觀歷史中的身份焦慮和臨界體驗
 
第二章 極權下的假面生存與身份焦慮
1 極權陰影下的生存技藝和身份政治
2 人人皆可成為「害人蟲」的啄木鳥社會
3 私人報復和表現進步的檢舉揭發
4 身份焦慮的微觀和比較研究
5 恐怖陰影下的假面人生：國家暴力和身份偽裝
6 暴力和恐怖下的身份焦慮
7 文化之殤的身份焦慮
8 身份認同的國家工程及其必然失敗
 
第三章  臨界狀態中的信仰、幻滅和懷舊
1 一位幻滅者的回憶錄
2 歷史和文學之間的過渡書寫
3 從革命者到古拉格囚犯
4 政治異見者的臨界政治實踐
5 身份焦慮的文體實驗
6 革命時代知識份子的身份焦慮
7 技術官僚的身份與焦慮
8 作為後蘇聯懷舊的臨界現象
 
第四章 歷史文化語境下的納粹人格與身份
1 臨界狀態下的文化和身份：納粹德國和史達林蘇聯的比較分析
2 納粹德國臨界狀態下三類人群的身份與焦慮
3 艾伯特•施佩爾：《第三帝國內幕》
4 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自述》
5 魯道夫•赫斯：《死亡販子：奧斯維辛黨衞軍指揮官回憶錄》
6 巴杜爾•馮•席拉赫：《我相信希特勒》
7 卡爾•鄧尼茲：《十年和二十天》
8 加害者的自我敘述：文化扭曲和身份割裂
 
第五章 臨界狀態下的旁觀者與受害者
1 順從的旁觀者和沉默的大多數
2「旁觀」的社會結構和心理機制
3「小人物」的身份焦慮和自我認知
4 納粹德國和史達林主義蘇聯的「小人物」
5 受害者的極端臨界體驗：集中營中的身份重塑
6 作為「臨界狀態」的倖存者愧疚和生死抉擇
7 身份之殤和焦慮延續：倖存者的「雙重邊緣化」
8 戰後德國的旁觀者和受害者的身份再構和持續焦慮
 
第六章 身份、身份制度與後極權轉型
1 階級成份和家庭出身：理論和現實
2 中國和前蘇聯的相似和不同
3 文革後的官貴民賤和官本位身份制度
4 無常和荒誕：文學和電影中的身份敘事
5 文學敘事中的破碎歷史
6 身份制度研究的缺席
7 後極權轉型和階級身份標籤的淡出
8 從「意識形態奴役」到「學而優則仕」：知識份子的身份焦慮
 
第七章 紀實文學和回憶錄中的知識份子身份焦慮
1 知識份子：從群眾鼓動者到權力政治的附庸
2 文學和中國知識份子的身份焦慮
3 貴族哀歌的階級敘事和知識份子焦慮
4 高級知識份子的人格破碎和靈魂扭曲
5 下層知識份子被遺忘和塵封的苦難
6 文革後知識份子回憶錄中的身份焦慮
7 文革後知識份子記憶寫作的「身份協商」
8「群體羞恥記憶」和「制度性創傷」
 
第八章 臨界政治、道德敏銳與公民身份
1 道德敏銳和臨界政治：身份、焦慮和人性尊嚴
2 極權下公共知識份子的雙重身份和政治敏銳
3 協調知識份子的專業身份和公民身份
4 身份焦慮：生物政治、群體認同和表演規則
5 數碼極權時代的政治敏銳和臨界狀態
6 主動敏感性、被動敏感性和適度敏感
7 政治敏銳與公民覺醒：極權社會中的身份焦慮和抵抗倫理
8 人工智能時代的臨界體驗和政治敏感
 
後記
參考文獻 
 
 
| 內容節錄 |
 
前言
「臨界狀態」與臨界極權主義

我們往往以為，極權主義是一堵冰冷堅固的高牆，是一種已經完成也牢不可破的制度結構：它代表恐怖統治、高壓體制、嚴密監控和育論封鎖，是那個「別人的過去」或「遙遠國家的故事」。但從臨界政治的角度看，極權主義其實更像是一片沒有邊際的沼澤地——表面看似平靜，卻處處暗藏陷阱。你無法預知哪一步會突然下陷，也無法依靠過去的經驗來判斷路徑是否安全。每個人都要小心翼翼地探索、揣摩、等待風向變化，不是為了走得更遠，只是為了不要沉陷。

當代政治思根將極權主義理解為一種「臨界狀態」（liminal state），而不是一個已然、穩定、牢不可破的制度結構，不單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論價值，也提供了一種極具洞察力的視角。這個視角超越了傳統描述框架，不再僅僅聚焦極權主義的外在表象—恐怖與暴力、高壓體制、言論控制和權力集中—而是把它看作一種不斷生成、非穩態的社會情勢，一種介乎合法與非合法之間、在灰色地帶中持續變化的存在。

「非穩態」指的是極權制度缺乏固定和一致的運作模式，呈現出不斷變化和難以預測的動態特徵。具體表現為：

政策的反覆無常——今天鼓勵的行為明天可能被定為罪名，昨天的英雄今天可能成為敵人——例如蘇聯路線的急轉彎和文革中政治風向的無定向；

標準的任意性——什麼是「正確」的立場、道德行為或文化表達？沒有穩定的準則，完全取決於當時的政治需要和領導人意志；

身份的不確定性——個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身份可能瞬間轉變，從革命者變為反革命份子，從模範公民變為階級敵人；
 
規則的流動性——法律、制度、社會規範持續被重新定義，沒有任何事物是恆定不變的。

這種「非穩態變換」，正是極權製造焦慮和施加控制的關鍵機制，透過讓一切充滿不確定，迫使個人時刻保持警覺和順從，因為無人知道明天的「正確答案」將指向何方——這比赤裸的暴力更具深層的心理控制效應。

因此，臨界狀態不單是一種政治結構，更是一種心理生態。它依靠模糊的規則、程序性的暴力和情緒操控，來製造個人身份的漂移感與持續不安。身處其中者既難以退守純粹私人領域，也無法確立公共主體性，被迫在制度滑動的邊界中尋找定位，深陷存在的不安。極權主義的真正危險，正是在於它將這種不安和不確定制度化，並以「理性」、「秩序」、「科技管治」等語言來掩飾。它未必以暴力面目示人，反而更常披上「現代化」、「程序法治」的外衣，悄然侵入人心，侵蝕判斷力和道德感，並借助「去政治化」的語言邏輯滲入日常生活，使人習慣不問是非和不辨曲直。

「臨界」的概念源於人類學與哲學中的「閾限」（liminality）。英國文化人類學家維克多 •特納（Victor Turner）在人類學中以此概念來描述個人在儀式中處於過渡階段的中間地帶時，身份與結構的暫時懸浮，後被廣泛應用於社會和政治分析。在本書中，臨界描述結構與身份處於過渡中的狀態，既非舊秩序，亦未進入新形態。在政治語境中，這表現為合法與非法、公與私、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界限被刻意模糊。相較於傳統極權主義理論，如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聚焦意識形態與官僚機制，或喬治 • 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1984》中所描繪的全能監控國家，臨界視角更強調流動性和不確定性。

它呼應了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一書中提出的「例外狀態」理論，即權力在法律規範懸浮的灰色地帶運作，也跟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一書中提出的「液態現代性」相通，指出現代社會在持續流動中瓦解穩定結構，使個人易受操控。

在此視角下，「反黨份子」、「反動份子」、「反革命」、「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漢奸走狗」、「賣國賊」等等污名身份，並非源於個人本質，而是政治權力在不穩定社會中建構的流動標籤，用以轉移焦慮、製造代罪羔羊、維持虛構的集體認同。這些身份可迅速被賦予、取消或替換，體現了現代社會中控制機制的靈活性與象徵化特徵。

這三種理論框架都圍繞一個核心主題展開，深入探討過渡性和模糊性的狀態。它們關注既定範疇發生斷裂的空間，無論是社會等級制度、法律框架還是制度結構。特納筆下的「閾限」，在阿甘本的分析中演變為一種永久性的政治條件，而鮑曼則將其擴展為時代特徵，認為流動性與不確定性已從例外變成常態。

臨界極權主義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臨界」從時間上的短暫變為空間上的普遍，將「模糊」從結構上的例外變成機制上的常規。它不追求穩定，而是以不穩定為策略；不依賴明確法令，而借助模糊的規則、繁複的程序和操控的情緒，使個人始終處於無可把握的邊緣地帶。這種體制不否認現代性，反而掠奪其技術與理性語言，將其編譯為去政治化的管治話語，使專制潛入日常肌理而不易察覺。
 
臨界極權主義以一系列交織的特徵，構成其獨特的統治邏輯。首先以模糊的規則為核心，制度不再提供清晰指引，含糊法律，政策期令夕改，並以任意、矛盾或選擇性執法等方式，令個人猶如置身迷霧，使人無從預判後果，只能因恐懼誤判而順從。

其次，程序暴力取代顯性脅迫。繁瑣的行政流程、晦澀的官僚程序或缺乏問責的演算法決策，耗盡個人意志。這種隱性暴力無需刀光劍影，卻令人無力反抗。再者，情緒操控與身份漂移成為利器。透過宣傳、虛假資訊或極端敘事，臨界極權主義放大恐懼與焦慮，瓦解個人身份，使人既非私人個體，亦非完整的公共主體，陷於無根游離狀態。

此外，不確定性的制度化是其精髓。臨界狀態刻意維持動盪，使個人始終失衡。例如，攻擊司法獨立、削弱媒體公信力、製造信任危機；或以「危機」修辭實施臨時性權力擴張。最狡猾之處，在於它常以去政治化面貌出現，借用理性和效率修辭，將專制傾向包裝為中立的技術管治，令人難以察覺。

這種狀態對個人心理和存在感造成深遠衝擊，催生深層不安。持續的規則模糊與矛盾敘事會削弱批判力，正如阿倫特所言，極權主義在人們喪失辨別真偽時最為得勢。在臨界狀態中，資訊超載、演算法回音壁和將懷疑武器化，都加劇個人困境。個人被困於公私的夾縫之間：監控、經濟壓力和社會期待侵蝕私人空間，而壓制異見和社區碎片化，則阻斷公共參與。這種懸浮狀態使人既無以安身立命，亦無法建構歸屬感，孤獨與無力油然而生。焦慮遂成為社會常態，被精心利用為控制工具。

人忙於生存壓力與官僚體制周旋，無暇顧及政治觀察和批判思考，在渾渾噩噩中不知不覺喪失主體性。極權臨界狀態的真正恐怖，在於它無需顯性暴力即可瓦解抵抗意志—一透過製造持續的認知負荷和情感疲憊，使人們主動放棄思考和行動。當「正常」本身覺得不可捉摸，人們開始渴望任何形式的確定性，哪怕是專制和威權的秩序。
 
界極權主義的最大危險在於其將不確定性制度化，將不可持續永恆化，卻又以解決不確定和不可持續的救世主面目出現。它精心披上理性與進步的華麗外衣，從根本上消弭反抗的可能性。尤其在崇尚創新和快速適應的現代社會中，這種精心設計的偽裝更容易得逞。技術官條們以「優化管治」的華美修辭來有效地掩蓋了民主問責機制的根本闕失，典型如人工智能在管治決策或社會治安中的系統性濫用。在日常生活層面，監控系統的遊戲化包裝或個人身份的全面商品化——如社交媒體平台上無處不在的表演性行為——使深度控制變得習以為常。個人的徹底原子化則有效瓦解了社會團結的基礎，使任何形式的集體反抗都難以凝聚。

抵抗臨界極權主義不在於對抗「不確定」本身，而在於拒絕被動地承受制度化的折磨。這要求我們重新學會在複雜性中保存政治敏銳，既保持開放的探索，又堅守基本的道德直覺。當我們能夠在不確定中保持清醒，在焦慮中繼續思考，在孤獨中堅持連結時，臨界狀態的控制機制便開始失效。

走出臨界狀態需要重構真正的公共空間——一個容許分歧、鼓勵對話、保護弱者的共同體。這不是烏托邦的幻想，而是具體的實踐：從鄰里互助到公民教育，從獨立媒體到開源技術，從藝術創作到哲學思辨。每一個拒絕被簡化為消費者或資料點的行為，都是對臨界狀態的挑戰。

在這個意義上，抵抗臨界狀態就是重新成為完整的人——既有理性的批判力，也有感性的共情力；既能獨立思考，也能集體行動；既承認不確定性的存在，也堅持尋找意義的努力。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任務：在被設計的混亂中，重新發現人的尊嚴與可能性。

本書採用比較研究方法，透過文學作品和微觀歷史材料，深入分析在三個極權社會中，個人的身份焦慮和臨界體驗。在第一章，我們首先從釐清臨界狀態、臨界體驗和身份焦慮的內在關係，以及文學作品和微觀歷史研究對於體現臨界體驗的獨特作用出發，接着以六個章節，深入討論在史達林主義的蘇聯（第二、三章）、納粹主義的德國（第四、五章），以及毛澤東主義的中國（第六、七章）下，身份焦慮的臨界體驗的相似表現和不同特徵。最後在第八章中，總結極權統治下的身份焦慮和臨界體驗，與當下現實密切相關的政治敏銳和公民反抗問題：在充滿欺騙性的極權臨界狀態下，必須保持高度的公民政治敏銳和警覺，方能有效避免歷史悲劇的重演。
 
 
——摘自本書前言
 
| 作者簡介 | 
 
徐賁，美國麻塞諸塞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