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將探究不同類型的圖像使用，如同律師們就不同歷史類型所稱的「可接受證據」（admissible evidence）。這個法律的類比是有道理的。畢竟，在過去幾年中，銀行搶匪、足球流氓和暴力警察都因為錄影證據而遭受判決。犯罪現場的警方照片經常當作證據使用。在一八五Ｏ年代，紐約警局製作了「罪犯照片集」（Rogue’s Gallery）以供指認竊賊。確實，在一八ＯＯ年以前，法國的警方紀錄已經在重大嫌犯的個人檔案中納入肖像畫。
—— 摘自本書導論《資料來源和軌跡》
 
「假為真，真為假。這不是一場關於是否該使用圖像為歷史證據的辯論，更是關乎該如何使用。 」――新文化史權威  彼得．柏克（Peter Burke）
 
★新文化史權威彼得．柏克★
★二十年經典著作全新繁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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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畫勝千言？▏
 
自二○○一年《歷史的目擊者》第一版發行以來，已過了將近二十年，該年，也是世貿大樓恐攻畫面，將恐懼無孔不入地帶入世界各地觀眾家中的一年。從此，對於圖像作為政治上、法庭上、歷史研究的證據，人們的興趣大為增加。近年社群平台散佈全球，人們對於「假新聞」散播的擔憂，開始不僅只針對文字，也延伸到圖片上。
 
新文化史權威彼得．柏克（Peter Burke），認為有必要在此時，重新審視與討論圖像的地位、能力，及其做為歷史證據的應用及影響。
 
往常，若歷史學者使用圖像，通常只把它們當作單純的插圖處理，卻未從圖片本身的背景深入分析。但圖像的多樣性與用途，以及不同歷史時期中對圖像的態度，需要放在「脈絡」下被檢視，包括藝術、宗教與政治背景、美學觀點、精神分析、符號學、觀眾反應等。若忽略這些脈絡，其風險性在於，以觀者對圖像的認知去分析特定的歷史意義及影響，結果可能並不正確，對於研究分析也有所損害。
 
作者跨地區、跨時期、跨傳播媒介研究多種圖像，從貝葉掛毯，到宗教圖像、政治圖像、廣告圖像、商品圖像……深入且全面鑽研圖像的實際用途。透過名家作品或文句，教導讀者如何從圖像中剖析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了解背後隱含真義，並避免錯誤解讀的陷阱。
 
▏彼得・柏克提出判讀圖像證據十誡。▏
 
1：一幅既有的圖像是出自於直接觀察，還是源自於另一幅圖像。
2：把圖像置放在文化傳統中，包括在某個既定時間地點中所流通的再現慣例或符號。
3：注意細節，越深入背景中就越可靠，因為藝術家並不是為了證明什麼而使用這些細節。
4：研究「後製」、「接受度」和「再利用」，用以揭示出圖像過去的功能。
5：要意識到操縱的可能性，包括數位操縱。
6：要意識到中介者（們）的存在。誰製作的？所處的位置是否足以好好觀察被再現的對象？
7：可能的話，比較關於相同物件或事件的不同圖像，兩個或以上的見證總比一個好。
8：留意圖像脈絡，或更正確地說，是複數形式的脈絡，包括物質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
9：要意識到圖像的作用，以及它們對於外界影響。
10：最後一條，就是「沒有」規則，由於圖像本身的多樣性，還有歷史學者打算提問的問題，也充滿多樣性。
 
 
| 目錄 |
 
第一章：照片與肖像
第二章：圖像誌與圖像學
第三章：神聖與超自然
第四章：力量與抗議
第五章：圖像中的物質文化
第六章：社會景象
第七章：他者的刻板印象
第八章：視覺敘述
第九章：從見證者到歷史學者
第十章：超越圖像學？
第十一章：圖像的文化史
 
| 內容節錄 |
 
導論：圖像的見證
 
本書主要討論的是圖像作為歷史證據的使用。之所以寫作這本書，不僅是為了鼓勵這類證據的使用，同時也是為了提醒潛在使用者一些可能犯下的錯誤。大約在上個世代時，歷史學者們的興趣大幅擴展，範圍不僅包括政治事件、經濟潮流和社會結構，還包括了心態史、日常史、物質文化史、身體史等等。若他們自限於傳統資料，例如由行政當局製作並存檔的官方文件，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在這些相對新興的領域內進行研究。
 
基於這樣的理由，學者們越來越常使用更大範圍的證據，而在文獻和口述見證之外，圖像也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就以身體史為例。圖片指引出關於疾病與健康方面不斷改變的觀點，而在同樣不斷改變的審美標準方面，或是男女對個人外貌的關注歷史方面，圖片甚至可能更加重要。同樣地，若沒有圖像的見證，第五章將討論到的物質文化史實際上就不可能辦到。而正如第六與第七章試圖闡明的，圖像的見證對心態史也具有重要貢獻。
 
視覺的不可見性？
 
歷史學者很有可能還不夠認真對待圖像的證據，因此一九九八年的一場討論提到了「視覺的不可見性」。正如一名藝術史學者所言：「歷史學者……偏好處理文本和政治經濟方面的事實，而不是圖像所探究的更深層經驗」，而另一名學者則指出這其中所意味的「對圖像的高傲態度」。
 
若和那些根據書寫及繕打文獻進行研究的歷史學者相比，以照片檔案進行研究的歷史學者則相對少數。附有插圖的歷史期刊同樣相對少數，即使有，也是相對少數的作者會利用這個機會。若歷史學者真的使用了圖像，他們通常只把它們當作單純的插圖處理，把它們複製在書裡，不做任何評論。即使文本中討論到這些圖像，這項證據通常也是用來闡明作者藉由其他方式所達到的結論，而不是用來提出新的答案或發出新的問題。
 
為何該是這種狀況呢？已故的拉斐爾・塞繆爾（Raphael Samuel）在一篇文章裡描述他在維多利亞時期照片中的發現，他把自己和其他同時代的社會史學者們形容為「視覺文盲」。他是一九四Ｏ年代的孩子，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從前和現在都是「完全屬於電視普及以前」的孩子。他在學校和大學裡的教育，都是關於閱讀文本的訓練。
 
儘管如此，此時已有一小群重要的歷史學者們開始利用圖像的證據，尤其當他們的專長領域是在書寫文件極少或根本不存在的時期。例如，若沒有阿爾塔米拉（Altamira）或拉斯科（Lascaux）洞穴壁畫的證據，要撰寫關於歐洲史前歷史的確相當困難，而若沒有墓室繪畫的證明，古埃及的歷史也會變得難以估量地貧乏許多。在這兩個例子中，圖像實際上提供了社會活動的唯一證據，比如狩獵。有些研究較後期歷史的學者也認真對待圖像。例如，研究政治態度、「公眾意見」或政治宣傳的歷史學者，長期以來都在使用版畫證據。類似地，傑出的中世紀專家大衛・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便已主張貝葉掛毯（Bayeux Tapestry，圖78）是「英國史的第一手資料」，並且「值得和《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及普瓦提埃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的紀錄一併研究」。
 
這些由少數歷史學者進行的圖像運用可以回溯到更早以前。如同法蘭西斯・哈斯基爾（Francis Haskell，1928–2000）在《歷史與其圖像》（History and its Images）中所指出的，十七世紀時人們研究羅馬地下墓穴中的繪畫，作為早期基督教歷史的證據（以及在十九世紀時作為社會史的證據）。
 
在十八世紀初，貝葉掛毯已被學者們視為歷史資料而認真看待。在十八世紀中葉，一名評論家對克勞德－約瑟夫・韋爾內（Claude-Joseph Vernet，1714–1789）的一系列法國海港繪畫表示讚賞，他評論道，若有更多畫家追隨韋爾內的範例，那麼他們的作品會對後代更為有用，因為「在他們的繪畫中，將有可能讀到關於風俗、藝術與國家的歷史」。
 
文化史學者雅克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與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本身也是業餘藝術家，他們分別在撰寫關於文藝復興與「中世紀之秋」時，除了當時的文本以外，也利用像拉斐爾及范艾克這樣的藝術家畫作，建立起他們對義大利及荷蘭文化的描述與詮釋。布克哈特在進入文藝復興大眾文化的討論之前，先描寫了義大利的藝術，他將圖像與紀念像形容為「過去階段的人類精神發展之見證」，透過這些物件，「有可能讀出某段時間關於思想與再現的架構」。
 
至於赫伊津哈，一九Ｏ五年他在格羅寧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發表了他的就職演說《歷史思想中的美學要素》，當中他將歷史理解比喻為「意象」或「知覺」（包括直接與歷史接觸的感覺），並主張「歷史研究與藝術創作的共同點，在於形塑圖像的模式」。之後，他把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用視覺術語形容為「馬賽克法」（the mosaic method）。赫伊津哈在他的自傳中坦承，他對歷史的興趣是在童年收集硬幣時激發的，他之所以受中世紀吸引，是因為他想像那個時期是「滿是戴著羽飾頭盔的驍勇騎士」，而他之所以從東方研究轉移到尼德蘭歷史，則是受到一九Ｏ二年在布魯日的一場法蘭德斯繪畫展所啟發。赫伊津哈也是歷史博物館的強力倡導者。
 
赫伊津哈同時代的另一名學者瓦堡，一開始是個布克哈特風格的藝術史學者，最後他的專業則在於企圖建立起一套以圖像和文字兩者為基礎的文化史。由瓦堡圖書館發展出的瓦堡研究所（Warburg Institute），在希特勒崛起之後從漢堡遷到倫敦，自此便一直不斷鼓勵著這樣的研究方法。因此，一九三Ｏ年代起開始頻繁造訪瓦堡研究所的文藝復興歷史學者法蘭西絲・葉茨（Frances Yates，1899–1981）便形容自己是被「傳授了瓦堡的技術，以視覺證據作為歷史證據」。
 
在一九三Ｏ年代，來自巴西的社會史學者吉爾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1900–1987）也運用了圖片與照片的證據，他把自己形容為提香（Titian，約1485–1576）風格的歷史畫家，而他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則是「印象主義」的形式，因為他「試圖在動作中為生命帶來驚奇」。另一名研究巴西的美國歷史學者羅伯特・萊文 （Robert Levine）也追隨弗雷雷的路線，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拉丁美洲生活照片，他所附加的評註不僅將這些照片置放在其脈絡下，同時也討論了由於使用這類證據所引發的主要問題。
 
對於自稱為「週日歷史學者」的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2）而言，圖像是他兩項重要研究的起點，童年史與死亡史，視覺資料在這兩項研究中都作為「感性與生命的證據」，和「檔案庫中的文學和文獻」是一樣的基準。阿利埃斯的著作在稍後的章節會再詳細討論。一九七Ｏ年代，一些主要的法國歷史學者仿效了他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研究法國大革命及革命前舊政權的米歇爾・沃維爾（Michel Vovelle），以及專長十九世紀法國的墨西斯・阿古隆（Maurice Agulhon）。
 
美國評論家米謝爾（W. J. T. Mitchell）所稱的這種「圖像轉向」（pictorial turn），於英語世界中同樣可見。如他所承認的，在一九六Ｏ年代中期，塞繆爾和一些同時期的人開始意識到照片的價值，作為十九世紀社會史的證據，照片幫助他們建立起一部著重在一般人日常生活和經驗的「人民史觀」（history from below）。然而，若以深具影響力的期刊《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作為英語世界中歷史書寫的新潮流代表，卻令人訝異地發現，從一九五二到一九七五年之間，沒有一篇刊登的文章附有插圖。一九七Ｏ年代，期刊上刊載了兩篇配有插圖的文章。另一方面，到了一九八Ｏ年代，這樣的文章數目增加到十四篇。
 
就這方面而言，一九八Ｏ年代是個轉戾點，一九八五年所舉辦的一場美國歷史學者研討會紀錄也意味著這點，這場會議是關於「藝術的證據」。會議的論文集發表在《跨學科史學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的特刊上，由於受到許多關注，因此這部論文集很快便重新發行為書籍形式。從那時起，其中一名論文作者西蒙・沙瑪（Simon Schama）更由於他在研究中使用視覺證據而為人所知，包括從十七世紀荷蘭文化的探討《財主的尷尬》（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1987），到數世紀來西方對風景畫態度的研究《風景與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1995）。
 
一九九五年開始發行的這個「描繪歷史」（Picturing History）系列本身，包括你正在閱讀的這本書在內，也是這種新潮流進一步的證據。而新一代的歷史學家一直接觸著電腦和電視，他們實際上從出生起便始終居住在一個圖像滲透的世界，在接下來的幾年，觀察他們將如何處理過去的視覺證據，這會是件很有趣的事。
 
資料來源和軌跡
 
傳統上，歷史學者把他們的文獻稱為「資料來源」，彷彿他們正從「事實」的溪流中盛滿水桶，而隨著他們越靠近源頭，他們的故事就變得越來越純粹。這個譬喻很鮮明，但也可能有點誤導，因為它暗示著一種可能性，也就是一段關於過去的敘述可以不受中介物所污染。當然，研究歷史不可能沒有一整串中介物的輔助，其中不僅包括早期的歷史學者，還有那些整理文獻的檔案管理員、書寫文獻的抄寫員，以及話語被記錄下來的見證者。一如荷蘭歷史學家胡斯塔夫・雷尼爾（Gustaaf Renier，1892–1962）在半個世紀以前所建議的，若用目前存在的過去「軌跡」一詞，取代「文獻來源」的概念，這或許會有幫助。「軌跡」一詞可以指涉到手抄本、印刷書及、建築物、傢俱、風景（經過人類開採而改變），以及各式各樣的圖像：繪畫、雕塑、版畫、照片等。
 
歷史學者對圖像的使用，不能也不該侷限於「證據」一詞的嚴格意義上（如在第五、六和七章特別詳細討論的）。哈斯基爾所謂的「圖像對歷史想像的影響」也應留有空間。繪畫、雕塑、版畫等等使我們這些後代能夠分享過去文化中非語言的經驗或知識（例如下面第三章所討論的宗教經驗）。它們將那些我們先前已知但並未認真對待的部分，直接為我們送上門來。簡言之，圖像使我們能夠更加鮮明地「想像」過去。正如評論家斯蒂芬・班恩（Stephen Bann）所言，我們和圖像面對面的位置，也將我們帶往「與歷史面對面」。不同時期的圖像使用，例如作為虔敬的對象或勸說的手段、作為傳遞資訊或帶來愉悅，都使它們得以成為過去宗教、知識、信念、娛樂等等形式的見證者。雖然文字也提供了寶貴的線索，但對於過去文化中宗教與政治生活的視覺再現，圖像本身是最好的指引。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彼得．柏克 Peter Burke，英國歷史學家。1937年生，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學士、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碩士。曾任莎賽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高級講師、劍橋大學文化史高級講師，現任劍橋大學文化史教授及伊曼紐學院（Emmanuel College）研究員。

柏克的研究專長在歷史思想領域、1450至1750年的歐洲文化史，以及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互動。著作包括：《1420至1540年間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 in Renaissance Italy, 1420-1540）、《近代歐洲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社會學與歷史學》（Sociology and History）、《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89》（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製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大眾傳播媒體的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網際網路》（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edia: from Gutenberg to the Internet）等書。


| 譯者簡介 |

郭書瑄，荷蘭萊登大學藝術與社會研究中心博士，曾任科技部研究員與大學助理教授，現為旅歐作家。著有《插畫考》、《圖解藝術》、《荷蘭小國大幸福》、《紅豆湯配黑麵包》、《生命縮圖：圖像小說中的人生百態》，譯有《超台灣》、《睡眠的方法》、《禪與現代美術》（合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