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Dikötter: China After Mao: The Rise of a Superpower
 
★塞繆爾．約翰遜獎得主、當代中國史學巨擘、人民三部曲作者力作★
揭破從毛澤東去世到習近平上台，中國經濟發展神話的謊言

中國觀察家詹姆斯．帕默（James Palme）：「誰都不了解中國，包括中國政府。」
中國前總理李克強：「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字是人造的，不可靠。」

中國經濟奇蹟下的真實情況，是國富民窮、嚴重貧富不均；
經濟改革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政治壟斷、擊敗民主國家！

　　中國看似走出文革的混亂，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經濟奇蹟；
　　有專家主張經濟改革必將帶動政治改革，中共會堅定不移地走向民主。
　　此一經濟奇蹟的真實性如何？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在政府追求表面數字成長、祭出荒謬政策的同時，
　　一般人民如何被壓迫、犧牲、反抗或掙扎求生存？
　　中國又如何一步步朝向更加專制獨裁的方向發展？
　　諸般假象由最勇於揭露真相、筆力最健的中國史學家馮客一一戳破！

中國就一艘油輪，看似高大氣派，卻忙著在補破洞……

「中共領導人並沒有明確的長遠規劃，也不清楚該如何引領這個國家一步步走向繁榮。中國就像一艘油輪，遠遠看上去顯得高大氣派，船長和副手們驕傲地站在艦橋上，可甲板下的水手正在拚命地抽水和堵破洞，以避免船隻沉沒。根本沒有什麼『宏偉計畫』，也沒有『祕密戰略』，有的只是無數偶發事件，以及無法預料的後果、出人意外的反轉和幕後無休止的權力鬥爭。」

「我相信，只有認清這一切，我們才能更加理解那段歷史。」

基於數十年親身走訪中國的經驗，加上對數百份共產黨機密檔案的解讀，並參考毛澤東私人祕書李銳的祕密日記，馮客對中國如何走出文革災難，並由此崛起的過程做了引人入勝的描述。從鄉村到工業大都市，再到黨內高層的祕密會議，帶領讀者深入了解這個國家史無前例的四十年經濟轉型——正是得益於這場轉型，中國從全球排名第一百二十六位躍升至第二大經濟體。

馮客大膽揭露，中國社會發展並非在黨的指揮下堅定地一路向前，而是充滿矛盾、錯覺和政治陰謀。書中提到中國僥倖躲過的災難、影子銀行、反腐大清洗、國家財富的急劇增長和民眾日常生活的貧困，同時審視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因懷疑西方政治干預從而對其日益滋生的敵意，以及如何透過構建龐大的安全機制和全球最先進的監控系統，發展成徹頭徹尾的獨裁政權。馮客直指，共產黨的目標從來不是加入民主世界，而是要與之對抗，並最終擊敗它。
 
| 目錄 |
 
前言
第一章  從一個獨裁者到另一個獨裁者（一九七六—一九七九）
第二章  經濟緊縮（一九七九—一九八二）
第三章  改革（一九八二—一九八四）
第四章  人民和物價（一九八四—一九八八）
第五章  大屠殺（一九八九）
第六章  分水嶺（一九八九—一九九一）
第七章  運用資本主義工具建設社會主義（一九九二—一九九六）
第八章  大就是美（一九九七—二○○一）
第九章  走向世界（二○○一—二○○八）
第十章  狂妄自大（二○○八—二○一二）
尾聲
誌謝
注釋
參考資料
 
| 內容節錄 |
 
前言（節錄）

本書的敘述基於十幾個市級和省級檔案館所藏約六百份檔案資料，同時也參考其他較為常規的原始資料，如新聞報紙和未發表的回憶錄等。所有這些史料中，最重要的是李銳的祕密日記。李銳曾擔任毛澤東的私人祕書，後來因為對一九五九年的大饑荒發表意見而入獄二十年。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幾年後李銳成為中共中央委員。他擔任過多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這個部門在蘇聯被稱為Orgburo（組織局），專門負責調查和任命各級政府的共產黨官員。李銳身為中共體制內的一員，最終卻成為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二○○四年，他的著作在中國遭禁。李銳的日記一直寫到二○一二年，其中詳細記錄了他與許多中共高級幹部的談話。當然，歷史學家的研究，不僅要講客觀證據，還需提出自己的見解，當兩者都不足以支撐研究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停筆，把機會讓給更勝任者。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決定把本書研究的下限放在二○一二年，即李銳擱筆、習近平上臺的那一年。

有朝一日，大量迄今未公開的資料一旦解密，我們關於「改革開放」的一些普遍認知都將經歷一次檢驗。例如，數十年來，各國的政治家、企業家、專家學者等各色人等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與我們一致，她它承擔了自己應負的責任，甚至可能變成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他們還說，經濟改革必將帶動政治改革，就像馬兒一定會拉著車往前走。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在任何時候說過支持三權分立的話。相反，他們一直反覆強調，經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中共的政治壟斷。例如，趙紫陽——這位曾被許多人寄予厚望、至今仍受到大家尊敬的中共領導人，曾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稱，中國永遠不會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在這次會議前幾個月，他曾向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解釋，一旦中國民眾的生活水準提高，他們就會承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政府則可以逐步減少自由化的程度。此後，中共領導人不斷重複同樣的觀點。二○一八年，習近平警告說，中國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

過去兩、三年裡，許多觀察家終於改變了看法——儘管這一改變來得有點遲，他們不再認為中共會堅定不移地走向民主。但很多人仍然相信，中國確實發生了從計畫轉向市場、從國有轉向私營的經濟改革。可是，我們不得不對北京的官方宣傳提出質疑：「經濟改革」這個詞用得是否準確？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僅僅是對計畫經濟的修補，否則該如何解釋中共至今仍堅持「五年計畫」的模式呢？更重要的是，自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共一直沒有放棄所有工業部門和大多數大型企業的所有權。時至今日，全中國的土地仍然歸國家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