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高呼要成為「亞洲第一」的新生代寵兒，在舞台上失準後而被眾人指罵、嘲笑；曾經陪着一代樂迷成長的歌神，在爭議後被視為某種老朋友。曾經被指「教壞細路」的百變天后，離世以後，被稱為「香港的女兒」；曾經被視外來者的唱作人，唱著「叮噹可否不要老」，終將成為樂迷的「我最喜愛」。
 
在流行文化中，潮起潮落是常態，有一夜成名的平民，有一呼百應的明星，卻難有永恆的巨星。在眾聲喧嘩中，很多聲音被抹去、被忽略，但從一些歌手與明星的高低起跌，我們能夠摸出屬於這個地方的獨特心情。
 
這些年，我們經歷了疫情的無助，離散的失落；回歸日常，又繼續營營役役，擠在金鐘站的月台等候下一班列車，忙得無法出走半日到西貢。但是，戴上耳機，我們能以一首首時代曲，回應生活的喜怒哀樂，撫平內心的一些掙扎。
 
談下一個廣東歌盛世，或者言之尚早，但此時此刻，努力書寫我們的笑與忘之書── 從構築時代開始，撿拾被遺忘的人與歌曲，討論早被社會定型的形象，並繼續探問盛世的可能。
 
「為着香港樂壇的眾聲喧嘩，由過去來到今天，從遺忘與回憶，再而書寫、緊記。」
 
| 目錄 |
 
推薦序
尚未完場的流行歌討論……｜朱耀偉
最後的唯一（所有本地歌詞的序與跋）｜潘源良
送給後備忘，笑忘前｜黃志淙
 
作者序
由此到彼，廣東歌讓我不處異鄉｜陳嘉銘
一次Encore 的機會｜吳子瑜
一趟 Re-remembering 之旅｜海邊欄
 
構築時代
疫下仍在的心跳脈搏──歌詞中的疫症隱喻｜吳子瑜
忘記悲傷，後會有期，抑或一句Ciao之後的離不開？──勾尋跨世紀廣東歌的移民心事｜陳嘉銘
創造歷史的歧義，開發另一種可能──香港流行曲中關於「九十年代」的幾種觀點｜吳子瑜
台港樂壇互動──以幾首八、九十年代經典為記｜陳嘉銘
當姜濤說「亞洲第一」，我們可以討論什麼？──香港樂壇的「再」與「不再」｜陳嘉銘
 
撿拾遺忘 
還原曖昧之必要──重新思考香港社會對梅艷芳的論述｜海邊欄
由「都市女性」到「城市詩人」──對讀林憶蓮、王菀之的城市愛情｜陳嘉銘
在那個影帝影后都「仰望」男女歌手的年代──周潤發、吳君如、黃秋生與袁詠儀的樂壇掠影｜陳嘉銘
由「北上」到「留港」──四大天王的身分認同光譜｜陳嘉銘
向世界說「不」──王菲的冷視角｜海邊欄
I Want You廣東歌──林海峰的文本互涉港式情懷｜陳嘉銘
 
忘記前塵
愛在城市與城市之外──看MV中的橫街窄巷、城郊、廢墟｜吳子瑜
介乎牛頭角和干諾道的詩意──my little airport的城市異托邦｜陳嘉銘
什麼是「離開是為了回來」？──林一峰詞作中關於旅行的意義｜吳子瑜
尋找Camp的線索──一種從來存在但不入正典的情感｜吳子瑜
動情身體，性別平衡──簡論詞人書寫愛之「體」驗｜陳嘉銘
從鮮明到模稜──2019年後香港樂迷對陳奕迅的複雜情感｜海邊欄
從外來者到香港明星──張敬軒身分的轉換之旅｜海邊欄
 
探問盛世
在「好」與「壞」之間──謝安琪的兩極形象｜海邊欄
「輕」與「療癒」──黃妍、鄧小巧、岑寧兒｜吳子瑜
就算世界無童話，我用想像實現它──王菀之、陳卓賢、Serrini的童話風格｜吳子瑜
當我在世界迷失的時候──陳蕾的擇善固執｜吳子瑜
社會、爭議與自我──姜濤的身分追尋｜海邊欄
香港家駒與中國Fans──千禧世代的Beyond情懷｜陳嘉銘
 
結語
 
 
| 內容節錄 |
 
還原曖昧之必要——重新思考香港社會對梅豔芳的論述
海邊欄
 
千禧年後，重新思考及發掘七、八十年代明星的歷史意義，成為了香港社會的集體現象。討論或定位過去叱吒風雲的明星，除了是記念偶像、安撫人心，為民眾製造生活典範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具代表性的明星，承載着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以至於一個社羣的特質。詮釋他們的生命，有助再現地方的歷史及建構一個社羣的身分。
 
然而，這些有關明星的歷史記載是真實且客觀嗎？顯然不完全是。
 
明星歷史的再現，很大程度上受制於集體的主觀願望及意圖、社會主導的意識形態、既定的敍述結構等等。這些因素，都會使明星的論述跟本來的面貌出現偏差，有時太美好，有時過於簡化。
 
梅艷芳是千禧年之後經常被討論的巨星之一。從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以梅艷芳為主題的展覽，至有電影拍攝這位一代歌后的傳奇等，都在反映論述梅艷芳的現象仍未見任何衰落之勢。誠如我提到，明星論述扣連的是一個羣體的身分建構，以及地方歷史的再現。由她逝世至今，關於梅艷芳的論述呈現了怎樣的身分想像？其所代表的香港身分隨時代推進出現了什麼變化？
 
另一方面，也如上文提及，明星論述受各種因素影響，未能完全反映他/她本來的樣態。在論述梅艷芳的個案裏，大眾傳媒或不同的持份者選擇了以什麼內容再現這位一代歌后，當中又隱去了什麼？又，哪些因素促使他們作出這種選材的抉擇？
 
2003年之後——三個不變的主要形象
 
梅艷芳逝世之後，有三個形象是歷久不衰的，在主流媒體的世界被反覆再現。
 
成功的表演者

梅豔芳逝世之後，不論是電子傳媒、網絡傳媒、受訪藝人等等，一致高度肯定梅艷芳的事業成就。通過肯定她千變萬化的形象、運用適當的情感演繹不同類型的歌曲、以獨特的台風駕馭舞台等，說明她是「獨一無二」及「難以代替」的成功人士。
 
主流媒體都樂於把梅艷芳的成就，定性為個人的天賦（天生屬於舞台）、勤奮（努力做好每次演出），以及堅毅（病重也堅持演出）帶來的收穫，跟社會因素沒有太大的關連。這套所謂成功的表演者論述，顯然只是一個舊調重彈，舊酒新瓶的勵志故事，為什麼多年來主流媒體會樂意複製，反覆追述這位一代天后的成功故事？
 
梅艷芳的故事包涵「憑個人實力就能成功」的神話色彩，體現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梅艷芳出身於基層，四歲時就在荔園賣唱，生活貧困艱苦。1982年，《第一屆新秀歌唱大賽》於利舞合舉行。梅豔芳奪得冠軍後，簽約華星唱片公司發展歌唱事業。之後，她憑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成為了八十年代的巨星，其聲、色、藝俱全的特質多年來廣受大中華地區的肯定。八十年代中後期，部分傳媒把梅艷芳生命的各種巧合收編，簡化成「香港機會處處，人只要努力就可成功」的例子，用以鞏固既定體制。據饒欣凌及梁偉怡的研究，九七前後香港政府急於建構一種能代表港人身分的「香港精神」，梅艷芳成功的例子，正契合了他們的需要。到了千禧中後期，社會矛盾加劇，在風急浪高之下本港吹起一股懷舊風：通過懷戀巨星美好的故事，處理主體當下的不安及恐懼。梅艷芳憑驚人的意志力衝破重重困阻的經歷，為處於大時代中，面對各種逆境的港人提供了一線希望的曙光，以及一帖療癒的藥方。由於成功表演者的論述既契合主導的意識形態，也滿足了羣體的心理需要，因此直到今日，它仍然是一條穩定、沒有巨大變化的論述主線。
 
等愛的女人
 
梅艷芳的表演多變且多元，其歌舞表演及唱片形象往往挑戰社會各種主流的意識形態，例如《壞女孩》唱片封套中的假小子形象，挑戰社會對女性特質的預設；在《百變梅艷芳告別舞台演唱會》（1991-1992），梅艷芳戴上黃色假髮，穿上性感舞衣，跟男舞蹈員一邊作出各種意態撩人的動作，一邊高唱《妖女》（1986）及《Touch》（1992）的表演，正挑戰社會對性愛的保守態度。2002年，梅艷芳在《極夢幻演唱會》上演一幕女女親熱的表演，突破了當時不能言說的禁忌。對於這些表演，媒體喜以「專業」的歌者/藝人來形容之。「專業」一詞，除了是對梅艷芳作出充分的讚美之外，更是把她的「工作」及「真實生活」區隔開來的修辭。
 
2003年之後，被再現的真實梅艷芳似乎沾不上任何異質性，媒體對現實生活中的，也就是表演以外梅艷芳的再現傾向單一：主要以「愛」涵蓋她的內心世界。梅艷芳「愛」的形象分成二種：第一種是渴望愛情的女性。報章雜誌總是提及她「表面很時尚，但實際是一個傳統小女人，渴望美滿的婚姻」。在訪問梅艷芳友人的報導中，他們會以見證者的身分，指出梅豔芳渴望成為賢妻良母，並為她最終未能達成心願而感到遺憾。電視節目又以其經典歌曲《女人花）（1997）、《情歸何處》（1994）等，論證她渴望甜蜜愛情及美滿歸宿的觀點。以上可見，媒體把梅艷芳定位為一個渴望愛、為愛受傷、柔弱的典型女性，跟她在表演裏強悍且充滿流動性的特質迥然不同。
 
無私的施予者
 
第二種跟「愛」有關的形象是無私付出的施予者。早在八十年代中後期，主流媒體已開始記述梅艷芳無私幫助別人的一面。直至她去世之後，其樂於奉獻的精神更被大眾傳媒不斷報導及表揚。媒體、歌迷、梅艷芳的朋友或後輩，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反覆說明梅艷芳作為施予者的具體表現：第一，她沒有私心地提携後輩。例如，在2007年，香港電台節目《不死傳奇•香港的女兒：梅艷芳》訪問梅艷芳的徒弟許志安，透過他道出梅艷芳對後輩的關懷。2008年，TVB 製作節目《我們的梅艷芳》，梅艷芳的徒弟們，以及同屬華星唱片公司的一眾後輩，在節目中分享梅艷芳在他們仍是新人的時候對他們的提携及付出，反映她內心摯誠的愛。
 
第二，梅艷芳逝世後，報章雜誌紛紛肯定其善行。例如，她參與各個慈善演出、擔任慈善大使及成立基金會，意圖運用個人的影響力，關懷及協助不同地方的弱勢社羣。例如九十年代，她多次回到中國大陸，參與賑災籌款的演出：成立「四海一心慈善基金會」，利用其知名度籌集善款，並運用這些善款，於世界不同地方推廣教育、增設醫療設施、興辦老人院等等。以上種種都是一種跨國族、跨階層及跨地域的奉獻，背後承載的是沒有分別心的愛及慈悲。它跟香港社會多年來一直標榜的兩種價值——基督宗教的博愛，以中國傳統文化裏行俠仗義的精神相當吻合，且不具任何威脅性，因而受到社會的推崇。加上其真誠且無條件的愛，有助撫慰人心，直至今天，這論述仍為人津津樂道。
 
無論「等愛的女人」，還是「無私的施予者」，她們都是「付出」多於「接收」，多「愛」而少「慾」。作為一個女性，她的身體慾望及遇到的挑戰並沒有受到大眾傳媒的關注；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她立體的一面未有受各界的注意；作為一個曾極具爭議性的娛樂明星，她身上黏附的異質，都因為她已被推上神壇的位置，而沒有被廣泛討論。媒體有時甚至刻意將表演中的梅艷芳及真實的梅艷芳分開，避免那些表演中的異質性影響她純淨的形象。梅艷芳的形象，趨近完美，然而這種「完美」卻令這個明星文本失卻多樣性，我們亦較難從一個多樣的明星文本中了解一個地方複雜的歷史及社會狀況。
 
千禧中期之後——從「一變多」到「矛盾對立」的香港身分
 
梅艷芳逝世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間，香港社會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因着時代的興替，梅艷芳的論述也悄悄地起了變化，其中一個極具爭議性的是其所代表的香港身分。
 
香港身分的多義性
 
梅艷芳去世不久，不論是大眾傳媒、當時演藝界的代表人物，抑或是政府官員，都不約而同認為梅豔芳的生命歷程深具「香港精神」。據李展鵬所述，藝人葉倩文在一次採訪中就以「香港的女兒」形容梅艷芳。甚至，梅艷芳喪禮的訃聞，也是以「別矣，香港的女兒」為標題，把她跟香港人的生活，以至香港的歷史連在一起。這時期，梅艷芳所代表的是一個「在體制裏努力，最後達致成功」的香港價值。
 
這當然是昔日香港的寫照。然而，香港價值並不是只有這一面。梅艷芳毫無疑問是一個極豐富的明星文本，其承載的香港面貌絕對是多義的。若細察她的形象，梅艷芳可以代表一個混雜的香港。若結合她八十年代豐富感情生活報導，以及表演裏的前衛意識，梅艷芳反映的是一個破格及站在時代尖端的香港；若我們的視點放在梅艷芳對社會事件的參與，她象徵的是一個具批判性的香港。梅艷芳離世不久，她的多義性未受到格外的關注，亦未有廣泛的討論。然而，到了千禧中後期開始，學術界進一步關注香港流行明星的價值，欲透過流行明星的研究來梳理香港身分。研究者透過深入研究梅艷芳於音樂表演及電影表演的形象，來說明她在身分上的曖昧性，以及其跟香港的扣連。這些學術研究令梅艷芳代表的香港特色顯得複雜，卻豐富了內涵，且充滿開放性。
 
另一方面，隨着時代的發展，社會大眾對爭取公義的梅艷芳生起了重塑的欲望，其不平則鳴的形象在千禧年中後期得到發展的機會。當社會仍在反覆述說人們在體制內努力，就能收獲豐碩成果的香港故事時，部分香港人已親身體驗拚搏向上，已不能協助他們應付制度不公帶來的生存問題。基於此，對社會既定秩序及生活方式保持懷疑，變成了他們認同的生活態度。另外，七十後、八十後生活於一個物質較充裕的社會，不愁衣食的優良條件令一些人傾向以實現自我或追求崇高信念作為人生目標。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更為他們撒下啟蒙的種子，對於一些人，特別是七十後、八十後等年輕一輩來說，堅持發聲、透過行動改變社會問題，成為了他們追求的價值觀。
 
同一時間，影片分享網站、社交平台、網上論壇相繼於香港盛行，它們傳播速度極快、覆蓋面甚廣，不同年代的人（即使是年輕的一代）都能從這些網絡資源認識梅艷芳的不同面貌，看見她的表演、或聽到她對社會問題的取態。除此之外，他們亦可透過參與討論或上載片段，重新形塑一個跟主流媒體迥異的梅艷芳形象。上述提到的社會情境都為梅艷芳的「香港」形象帶來了新的意義。除了承載香港的成功故事外，梅艷芳被重新賦予更多「爭取民主」、「爭取公義」等價值元素。梅艷芳使部分年輕一代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可能並非往昔的「香港精神」，而是那些「為公義發聲」、「在大是大非面前」，「不退縮」、「不逃避」的特質。
 
涇渭分明的香港面貌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社會分裂成兩大陣營，一為追求穩定，一為渴望改變。兩大陣營都透過想像及詮釋明星的言行，以證明明星的立場跟自己支持的一樣。即或梅艷芳早就離世，但因着她的形象具備豐富的社會內涵，亦成為被論述的對象。

隨著社會的分化，梅艷芳也分裂成兩個面貌。第一，是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梅艷芳。文字報導、社交平台的文章、部分專頁主要借用梅艷芳在鄭裕玲的節目《鄭裕玲星夜傾情》（1982）表示自己「想中國好」、「應在後面支持中國」的說話，以及她曾在公眾面前撕掉自己的外國護照等行為，論證並再現她這一面。第二，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梅艷芳。這一方的論述主要以梅艷芳積極參與《民主歌聲獻中華》，以及拒絕回國拍攝電影《阮玲玉》（1991，關錦鵬導演）的態度及行為，再現她勇敢及堅持信念的形象。以往，代表一個城市興衰的梅艷芳承載各種不同的思想價值，彼此亦可互相連結及滲透，但時移世易，以上提到的兩個面貌顯然不能並存。李立峯認為，集體記憶是因應當下的社會需要而被建構和生產的。他的觀點準確説明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記憶，以及因此而生起的想像，在很大程度上是時代的產物。梅艷芳兩個香港的面貌，正正折射一個社會難以處理的矛盾。
 
——摘自本書 P.103-110
 
 
| 作者介紹 |
 
陳嘉銘，會Busking的教書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畢業，專事電影和流行文化，以及動物與生態人文學研究，並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期間，自 2012 年及 2015 年分別開設及教授「名人，明星及香港流行文化」和 「動物，文化與社會」兩個學科，是為香港大專教育裏，最初出現的明星研究及生態人文課程。近作有《寫在牠們滅絕之前——香港動物文化誌》及《給下一輪廣東歌盛世備忘錄——香港樂壇變奏》（合著）。專欄見於《藝文青》雙月刊〈電影筆記〉，評論文章主要刊於《關鍵評論網》及《端傳媒》。現為任教流行音樂、香港電影、生態電影與動物倫理等學科。
 
吳子瑜，香港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講師（前名：香港公開大學），主要任教創意寫作與電影藝術榮譽文學士課程，著作有《給下一輪廣東歌盛世備忘錄——香港樂壇變奏》（合著）、《紫色的秘密：楊千嬅歌影二十年（增訂版）》。
 
海邊欄，末日未接近時成長於香港，現為文化人及寫作人。本希望透過書寫尋找答案，結果卻不似預期，只能透過無數夾雜著焦慮的問號裡探索自己跟世界的關係。著作有《給下一輪廣東歌盛世備忘錄——香港樂壇變奏》（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