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衛斯理五十周年紀念集》出版至今，倪匡先生創作衛斯理系列已逾一甲子，十年如梭承前作，今推出《衛斯理六十周年紀念集：衛斯理一甲子》懷念倪匡先生。 邀請倪匡先生好友蔡瀾、許冠傑先生親筆題字及賜序。
 
訪問圈中名人王晶、徐小明、文雋、陳嘉上、泰迪羅賓、陶大宇，分享他們對衛斯理的見解，以及改編衛斯理電影背後不為人知的內幕。
 
誼女施陳麗珠和倪學六怪，回憶和倪匡先生相處的點點滴滴和珍貴私藏照片相片，部分內容更從未刊登，讓你從不同角度認識倪匡先生。
 
圖書以第一人稱敍述在內地的奇遇，於寫作界的拼搏和成就，以及生活點滴。處處皆見其人生智慧。
 
隨書附送紀念書籤。
 
| 內容節錄 |
 
千里南下

我是倪匡，是寫小說的。

我原名倪聰，字亦明，取「兼視則明、兼聞則聰」之意。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中午十二時三十七分生於上海，祖籍浙江省寧波市鎮海縣。家中有兩個哥哥、兩個弟弟、一個姊姊、一個妹妹，七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四；妹妹就是也寫小說的亦舒，本名倪亦舒。

父親倪純莊本來在上海虹口有座洋房，「淞滬會戰」時被日本人炸了，只能住在霞飛路〔即今淮海中路〕八九九弄來德坊三十五號底樓的公司宿舍。由於家裏貧窮，我十四歲以前從沒有睡過床，睡覺就是在一張很破舊的沙發上，有時睡到半夜一翻身，綁彈簧的線斷了，彈簧就蹦出來刺到屁股上，第二天把睡壞了的地方重新綁好，之後便繼續睡。十四歲以後我去了寄宿。我念的是官立學校，學費不貴的，我念初中時非但不要繳學費，還可以從教育廳中領到錢。

一九五一年，我十六歲半時，家中環境發生變化，我的父親及母親王靜嫻在之前一年已到了香港（父親在「荷蘭好實洋行」的保險部任業務經理，隨公司南遷〕，留下我獨自在上海讀書。有天我無所事事，蹺課在外面逛街，到了外白渡橋，過橋時見到柱子上貼了張很大的佈告，被風吹下一半，內容半遮半掩的．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便走上前翻起全張佈告來看。原來是「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招生，只要中學程度，滿十八歲就可以參加了。那天是最後一天，招生處就在附近不遠處，當時我在上海反正無聊，心想有機會到蘇州玩玩也好，便報名了。所以我的學歷誇大點說是初中畢業，老實點說，是連初中也沒完成。

解放之初，地方上很需要稍微識一點字的「知識份子幹部」去從事文書工作，到處都在招人。在我之前是所謂「南下幹部」，在上海招了一批中學生，隨解放軍南下，那批人最後有些級別很高。我填表時寫是十八歲的，後來他們一查證件，才知原來我年齡不足，不過身體檢查通過了，他們也就錄取了我。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的性質，以為是讀書的大學，原來是接受政治思想訓練的，訓練三個月以後，就可以去當兵。

參看後來的一些記錄，一九五一年一月底「革大」三期招生分別在上海、南京、蘇州、杭州、揚州、徐州、濟南、青島、合肥、蕪湖、金華、寧波等地展開，截止到二月十六日報名人數達七千一百六十二人，正式錄取了五千二百八十三人，我便是那五千餘人中的一份子了。當時「革大」的校長，是政治部主任舒同。
 
在「革大」我們每天都是進行思想訓練、自我檢射、挖掘歷史問題等等。當時我積極分子，因為年紀輕，沒有什麼歷史問題，就拼命去挖掘人家的：挖掘的辦法就是開會互相檢討、自我坦白，再就是威嚇，此如告訴當事人：「你的情况我們都調查清楚了，你還不趕快坦白？」這樣的手段很奏效，很多人把自己參加三青團〔三民主義青年團〕、國民黨的經歷都坦白出來了。

我還沒有畢業，就去參加了抓反革命。當時我們是跟著公安部出去走走，看看門而已。我記得，有一個晚上在蘇州就抓了三萬多人。那時全蘇州也不過五十萬人，所以我們很迷惑：「怎麼那麼多的反革命？」後來瞭解到，鎮壓反革命的活動先是在上海展開，很多人從上海跑到了蘇州。這是發生在一九五一年第一次鎮壓反革命的時候，我們跑去看槍斃反革命，小孩子第一次看到那種場面，回來吃不下飯，後來看多了也就習慣了。

接著是「土改」，鬥地主時他們說我同情地主，因為我在寫公示判處死刑的佈告時，問判刑的理由該寫什麼，領導告訴我寫「地主」，我說「地主」只是個身份而非理由。領導說：「讓你寫你就寫，囉嗦什麼！」後來我寫的第一篇小說，便是以「土改」為題。

我在蘇州受訓了三個月，之後就被編入公安部隊第四處，即勞改處。第一個獲分配工作是治理淮河，我很納悶：「公安部跟治理淮河有什麼關係呢？」到了地方才知道，有好幾萬個勞改犯在那裏，我們是公安部勞改局第十局，被派去管理那些犯人。那個工程叫做「雙溝引河工程」，當時頗遇上一些怪事，後來我寫自傳，把事情都寫了進去。

我喝酒就是在雙溝那個地方學會的，因為那裏出產很好的高粱酒。有些老幹部喝酒如喝水，每次和他們喝酒都要喝醉，慢慢地酒量也就鍛煉出來了。

把河挖好之後，我又被調到另外一個工地，也是在皖北；後來又被調到蘇北去辦農場。那個農場初具規模時，上級要抽調人手到內蒙古去墾荒，我報了名，到了內蒙古紮賚特旗的「保安沼農場」去。

在內蒙古過了兩個冬天後，一九五五年末因為大雪阻路，煤運不進去，天寒地凍，很多人都冷死了，我把一道木橋拆下來當柴枝生火取暖，心想河水都已經凍到底了，化凍至少也要到六月，大不了到時砍樹再搭一道橋就是。我以為是在挽救同志的性命，結果卻被農場的黨委書記冠上「破壞交通」的罪名；那可是現行的「反革命」，很大的罪，加上我偷偷飼養的狼狗又把軍中的大隊長咬傷了，我被關在冰天雪地中一間偏僻的小屋內，寫「認罪書」。

那小屋以前不知道是作什麼用途，門也是透風的，裏面只有一個炕，周圍了無人煙。我連煤也沒有，要自己收集乾草燃燒取暖，不然零下三十度的嚴寒，是要被凍死的。晚上很多狼圍著小屋在嚎叫，我得用木棍把門頂著，不讓牠們衝進來。

他們每兩星期派人來收取認罪書和給我送糧食——我後來寫稿寫得快，也是因為當時認罪書寫得多。第一次送糧食來時，我看到一塊很大的花崗石，不知是什麼，便問他們，他們說是豆腐。天氣太冷了，零下二三十度氣溫下，豆腐也被冰得像石頭般，得用斧頭才砍得開！幸好我當時年輕，還有點氣力。

我遭隔離軟禁期間，只有一隻長毛波斯貓陪伴著我，後來《老貓》的故事，就是以那隻貓作基礎所寫的。那貓卻不知是從何而來，很神秘。牠身上的毛不知什麼原因都打了結，我常與牠談話，一面幫牠理毛，耐心地把牠打結的貓毛解開，以消磨時間。從一九五六年二月到五月，牠的毛才解開一半，我卻要離開蒙古了，因為我有個朋友在總隊部工作，他告訴我情況不對勁。黨委書記要組織一個法庭審判我，這次事件不判個死刑，也會判我一二十年徒刑，所以我聽從朋友的意見，逃出來了。

那位通風報信的朋友是蒙古族人，來自托克托縣，我們曾一起工作，成了好友。這位恩人，直到今天我還珍藏著與他的合照，但他的名字我卻是怎麼也想不起來。

有個說法是「倪匡是騎馬從內蒙古到香港來的」。騎馬怎麼能騎到香港呢？這說法真是離奇到極點！當時朋友是給我偷了一匹又乾又瘦的蒙古馬，連馬鞍也沒有的，只披著兩個麻布袋。我身上帶著存下來的幾百元工資，本來的計劃是向北方走的，朋友說北方遊牧民族好客，只要我肯勞動便會收留我，我先學好蒙古話，改個蒙古名字，再娶個蒙古姑娘，過兩三年變成蒙古人了，就可以大搖大擺地出來，不會再有人管我。我臨離開時，那朋友還細心的告訴我先把眼鏡摘了，因為蒙古人都不戴眼鏡的。
 
——摘自本書 P20-25 
 
（未完待續）
 
 
| 編者簡介 |
 
施陳麗珠 出版人
2012年，由倪匡先生支持下，創辦「豐林文化」，並且擔任出版人，倪匡伉儷誼女，倪學七怪之一。
 
施仁毅  主編
自認為倪匡先生頭號粉絲，衛斯理忠實信徒，倪學七怪老大。香港著名ACGN策劃人，曾經擔任《明報》專欄作家，「衛斯理50周年展」策展人，《港漫回憶錄》、《我的師父古龍大俠》、《衛斯理一甲子》主編，騰訊動畫《西行紀》、《武庚紀》總策劃。
 
鳴謝
蔡瀾先生
許冠傑先生
 
訪問
徐小明導演
泰迪羅賓導演
王晶導演
陳嘉上導演
文雋監製
陶大宇先生
 
PenSo 插圖
土生土長的香港平面設計師、插畫家及漫畫家，曾參與香港小說插畫和漫畫工作。2014年創立T-DULT服飾品牌，借服裝宣揚香港漫畫及本土文化，生產各式各樣服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