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死你，只因為你貼著我憎恨的那個標籤。
 
「一個社會的徹底癱瘓，最明顯的就是對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膺於憎恨的人們受慫恿而相互敵視，彼此間的敵意如獸性本能般水漲船高。社會中任何細小的裂痕都可能迸裂為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曾有一度，政府慫恿人們公開指責彼此，前者的隊伍靠著衝突謾罵不斷壯大，人們在無意識間逐漸不同程度地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楊・格羅斯

「屠殺事件傷害了所有人，不管是受害者、加害者還是旁觀者，而這些人到今日都還沒能走出那傷害。」——作家、波蘭文譯者  林蔚昀

歐洲長期壓迫、屠殺猶太人，除了「流散」造成「國家缺位」這個角度之外，本書也提供了社會史的解釋。二戰期間在一個波蘭小鎮，一半的人口（猶太人）在一個夏日，被他們的波蘭人鄰居掠奪、凌虐、屠殺殆盡。為什麼？本書帶領我們探索「波蘭—猶太關係的陰暗面」。——吳介民

讀《鄰人》的過程中我一直想哭.....但是除了情緒的波動，它也讓我能更深入肌理地了解波蘭文化，了解今日許多波蘭人的恐懼、脆弱、排外、自大又自卑的情緒是怎麼來的，雖然很矛盾，但這些東西確實與波蘭人的勇敢、堅強、熱情、開放共存，像是與樹共生的蔓藤。我想屠殺事件傷害了所有人，不管是受害者、加害者還是旁觀者，而這些人到今日都還沒能走出那傷害。雖然距離遙遠，社會歷史背景完全不同，我想這本書對臺灣人也很有參考價值，我們都在學習如何正視傷害的眼睛，並且學習如何在傷害中繼續共存下去。——林蔚昀
 
◎為何人會對周遭的暴力與仇恨冷漠以對？
◎我們又該如何不跨過那道蔑視人命的線？

★成功挑戰二戰主流史觀，大屠殺歷史寫作經典！
「為何惡魔在這座小鎮裡橫行？」
——1941年的炎熱夏日，波蘭耶德瓦布內小鎮裡一半的居民謀殺了另一半居民。

　　暴力的陰霾籠罩了整座小鎮。
　　鎮上的猶太人像狼群中待宰的羔羊，他們被棍打、溺斃、砍頭、焚燒……
　　然而這一連串殘忍的暴行並非出自人們熟知的「納粹」，
　　而是擁有真實面孔和姓名的波蘭人，
　　是這些受害者過往所熟識相交的人們：他們的同學、朋友、向他們買牛奶的人以及在街上閒話家常的人——同住在小鎮裡的鄰人。

　　「大多數是年輕男人，他們非常享受抓捕和折磨猶太人的過程。」
　　「暴徒們拉著手風琴、吹著笛子，來掩蓋婦女和孩子的尖叫聲。」
　　「那些劊子手愈來愈興奮，殺人的節奏也愈來愈快、愈來愈瘋狂。」
　　「儘管事發之後一片慘狀，他們還是搜刮死者身上的財物，因為據說猶太人會把值錢的東西縫進衣服裡。」

　　證詞、證據、凶手、殺人動機……參與犯罪的隊伍隨著真相大白不斷擴大。
　　作者耗費數十年抽絲剝繭，展開比偵探小說還懸疑迭起、驚心動魄的歷史解謎！
　　人類現代史上公認的受害者「波蘭人」，原來也是屠殺的加害者？！

　　在面對和你敦親睦鄰的朋友同學、老師校長、鞋匠花匠或理髮店老闆娘……那些走在路上都會忍不住停下來閒話家常的親密情誼，是怎麼在一夕間消失無蹤？那些親密的鄰人們又是如何心甘情願地成為拿著斧頭棍棒的劊子手？

　　★美國國家書評獎、美國國家圖書獎最終決選書單！
　　★翻譯美、德、義、荷、西、法等多國語言出版！
　　★《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各大國際媒體盛讚！
　　★哈佛大學教授喬治・史坦納、《戰後歐洲六十年》歷史學家東尼・賈德一致推薦！
　　★波蘭語出版後，波蘭舉國震撼，成立國家記憶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重啟耶德瓦布內大屠殺事件調查，並審判任何仍存活的或仍能負刑事責任的罪犯。

| 目錄 | 
波蘭—猶太　關鍵時刻
耶德瓦布內地圖
 
推薦序　面對集體瘋狂的歷史罪行，我們準備好了嗎？／伍碧雯
推薦序　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刻，成千上萬人的死亡是統計值／周健
推薦序　以民族和宗教之名的偏見與歧視／陳品諭
 
前言
 
一、事件篇
事件梗概
資料來源
戰前
蘇聯占領一九三九—一九四一
蘇德戰爭爆發和拉茲沃夫大屠殺
準備
誰殺了耶德瓦布內的居民
謀殺
掠奪
私人傳記
時代錯誤
人們記得什麼
〔照片收錄〕
．耶德瓦布內鎮民們
．文件檔案
 
二、其後
集體責任
對資料的新詮釋
有可能同時成為受害者和加害者嗎？
通敵
史達林主義的社會支持
為了一種新的史學
 
後記
致謝
 
| 內容節錄 |
 
一、事件篇
◎前言 Introduction
 
二十世紀的歐洲經兩個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約瑟夫・史達林為我們帶來了極權主義——就算極權主義不是他們發明的，也是由他們全面施行的。
 
要想清楚認識極權主義真正的毀滅性，光用已經發生的事去衡量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看見那些未發生的事情，用一位作家的說法便是：「未被寫出的書的數目」。除此以外，還有未被想到的想法、未被感受到的感覺、未被完成的作品、未能自然終結的生命。
 
極權主義的政治方法與其政治目標一樣，會使社會徹底癱瘓，而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對憎恨（resentment）的制度化。服從於史達林或希特勒統治的人們總是受到慫恿而敵視對方，彼此間的敵意就如獸性的本能一般。社會中任何細小的裂痕最終都會迸裂為鴻溝，任何對立情緒都會不斷惡化加劇。曾有一度，城市與鄉村對立，工人與農民對立，中農與貧農對立，兒童與父母對立，青年與老人對立，不同種族之間相互對立。祕密警察慫恿人們公開指責彼此，前者的隊伍靠著這些衝突而不斷壯大：「分而治之」的意圖昭然若揭。
 
此外，由於政府開始進行社會動員，並要求公眾遵循國家支援的制度和規範，人們逐漸在不同程度上與政府共謀，鎮壓了他們自己。 
 
極權主義統治者還在他們所征服的疆土上實施了一種新的侵占模式。結果就是，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寫：「納粹最早的幫凶和助手，真的不知道他們自己做了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在和什麼人打交道。」事實證明，歐洲的各種語言中沒有任何一個詞能準確地定義這種關係。「collaboration」（合作／通敵）一詞——令人不快地與敵人勾結合作之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下才開始使用的。鑒於武裝衝突、征服、戰爭、占領、鎮壓、領土擴張，以及伴隨這些行動而來的後果史不絕書，你可能會好奇，二戰期間德軍的占領現象到底有何不同於尋常之處，竟能催生出一個新的概念？對這個問題的全面性回答，要從一系列德國占領的研究中尋找。戰後，幾乎所有歐洲人都表現出對與納粹進行任何形式接觸之極度反感（毫無疑問，這種反應是出於自利且往往欠缺嚴謹的思考）。「要想準確計算遭到『戰後報復』（postwar retribution）的人數，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便是根據最保守的估計，也至少多達幾百萬人，即先前在德國占領下人口的二至三％」，伊斯特萬・戴阿克（Istvan Deák）在最近一項研究中表示：「對有罪者的懲處五花八門，從戰爭最後幾個月裡的私刑，以至戰後的死刑判決、監禁或苦役，不一而足。此外還將『通敵』定罪為『國恥』，剝奪『通敵者』的公民權或對其施以罰款。另外還有一些行政手段，如驅逐、員警監督、剝奪他們在某些地方旅行或居住的權利、撤職、剝奪退休金權利等。」捷克作家海達・科瓦莉（Heda Margolius Kovály）在其沉痛的集中營回憶錄中這麼說：「在這場戰爭中，沒有人真正倖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所有歐洲社會在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政治結構和命運，而波蘭受其影響尤為深刻。正是在一九三九年前波蘭領土的問題上，希特勒和史達林首次結成同盟（蘇德於一九三九年八月簽署的互不侵犯條約包含了一條瓜分波蘭的祕密協定），之後一場惡戰才在兩者間逐漸展開，直至其中一方徹底覆滅才得以告終。波蘭因此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近二○％的波蘭人口死於戰爭及相關因素。這個國家失去了其少數族群——猶太人死於大屠殺，烏克蘭人和德國人因戰後國界變動或人口遷移而離開。所有領域的波蘭精英急遽減少。戰爭接近尾聲時，超過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失蹤。五五％的律師、四○％的醫生，以及三分之一的大學教授和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死亡。
 
一位富同情心的英國歷史學家曾將波蘭稱為「上帝的遊樂園」，但在二戰期間，「惡魔的屠宰場」之名或許更合適。
 
我將要講述的這個故事內容之厚重，在我看來與這本小書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一九四一年 七月，東歐一個小鎮裡一半的居民謀殺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論男女老幼共計一千六百人。在這個故事之後，我將會在許多不同主題的語境下詳細描述耶德瓦布內（Jedwabne）的殺人犯們，這些討論都將圍繞一個主軸進行：二戰期間的波蘭—猶太關係。
 
首先，亦即最重要的是，我將這本書視為一次對於主流二戰史的挑戰，這即是說我假定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戰時歷史——一種歷史是屬於猶太人的，另一種歷史則屬於屈服於納粹統治的歐洲國家的所有人民。考慮到波蘭猶太人的數量之多及其所占社會空間範圍之廣，戰時的波蘭歷史顯得尤為不可靠。
 
二戰前夕，波蘭擁有世界上第二多的猶太人口，僅次於美國。戰前，約十％的波蘭人民自我認同為猶太人——無論是因為他們信仰猶太教，還是因為他們的母語為意第緒語。近三分之一的波蘭城市人口是猶太人。然而，歷史學家們竟然認為波蘭猶太人所經歷的大屠殺只是一起特殊的、獨立的事件，沒有對波蘭社會造成直接影響。人 們也仍然普遍認為，在波蘭社會裡，只有一些「社會邊緣化」的個體與猶太人有密切關係，例如那些專門敲詐猶太人的「敲詐者」（szmalcownik，指二戰時期德據波蘭那些敲詐勒索試圖逃離的猶太人的人）或「人渣」（scum），或是那些向猶太人伸出援手的英雄。
 
要在這裡詳細討論為什麼這些觀點站不住腳，似乎不太合適。甚至連浪費些微口舌來談這件事都是沒必要的。畢竟波蘭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被抹殺的災難，是波蘭現代歷史中極其重要的一頁，這點已然毋庸置疑。無論如何，你根本不需要掌握任何高深的方法論或知識就能立刻明白，當一個小鎮上一半的波蘭人口謀殺了其另一半猶太人口時，我們所面對的這起事件毫無疑問就已推翻了「兩個民族的歷史鮮有交疊之處」的觀點。
 
本書讀者必須牢記的第二個要點是：主流分析認為，維繫戰時波蘭—猶太關係的是一些外力，即納粹和蘇聯人。這個觀點就其本身而言當然沒錯。納粹分子和蘇聯人的確曾在他們各自在戰時占領的波蘭領土上發號施令。但是我們不應否認在占領者的嚴管下，波蘭人和猶太人的關係中也存在著自治動力（autonomous dynamics）。在那段時間裡，有很多事是人們原本就能做到的，也有很多事是他們可以事先規避的，更有些事是他們根本不必去做卻做了的。由此，我會將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在耶德瓦布內鎮上誰照誰的命令且做了什麼，都細細道來。 
 
眾所周知，希特勒和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八月簽署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其中的祕密條款劃定了兩位獨裁者在中歐的勢力範圍。一個月後，波蘭的領土就被第三帝國和蘇聯瓜分了。耶德瓦布內最初被劃在蘇聯的占領區，直到希特勒進攻蘇聯後又被納粹「接管」。蘇聯紅軍自一九三九年九月起占領了半個波蘭，此後蘇聯對這塊土地展開為期二十一個月的統治。因而我認為，主流史學對在此期間的蘇維埃—猶太關係的觀點和分析，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反思和質疑。不過，這裡也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我們只需記得，根據目前的刻板印象，當時猶太人似乎和蘇維埃占領者有著特別親密的關係。曾有傳聞稱猶太人不惜犧牲波蘭人與蘇聯人勾結，因而在納粹進攻蘇聯期間，在一些從布爾什維克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波蘭土地上，可能曾經爆發過極為可怕的反猶情緒，彷彿是對納粹這場進攻行動的回應。因此，我意圖探明發生在蘇聯占領時期（一九三九年九月～一九四一年六月）耶德瓦布內小鎮的歷史，與日後隨即發生的一切之間是否有所關聯。
 
耶德瓦布內大屠殺還涉及了史學上關於此時期的另一個傳統觀念——猶太人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因此，這起事件也進一步觸及了以下兩個議題：戰後波蘭社會（或者說整個東歐社會）的廣大階層內反猶情緒的出現，以及猶太人在東歐史達林主義的構建與鞏固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我在厚文談及此研究的資料來源時，會先開啟簡單的討論，也會在本書的最後幾章回顧相關問題。
 
在猶太大屠殺研究的更廣泛背景下，本書不應該被簡單地置於一個功能主義—意向論的層面。本書偏離了這種理論模式，該模式在近年的大屠殺歷史學研究領域內被模糊化了，被歸為另一種專門抨擊「犯罪者—受害人—旁觀者」座標的研究範疇，「直到最近才得到學界一定的關注」。但這本書也證明了，這些範疇的界限都是模糊不明的，它提醒我們，大屠殺過程中的每一個片段都有其獨特的情境動力學（situational dynamics）。這一點並非無關緊要，因為它意味著在每一個片段情節中，其場景中的不同演員都會做出許多特定、獨立的判斷，他們對劇情的走向和結果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我認為，在這方面還有更多深入的研究能證明耶德瓦布內小鎮的悲劇並不是個案。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設想，如果那些「演員」當時做出了不一樣的抉擇，那麼更多的歐洲猶太人就有可能在戰爭中倖存。
 
然而，在一個十分重要的層面上，本書卻是一本很典型的關於大屠殺的書。因為不像其他問題的歷史研究，關於大屠殺，我的結論是開放式的。換言之，讀者在結束閱讀時，恐怕不會得到知識獲取上的滿足感；我在完成寫作時，也同樣沒有這種感覺。寫到最後一頁的時候，我無法對自己說出「嗯，我現在能理解了」這樣的話，我想我的讀者也不會。
 
當然，在寫書的過程中，你必須做出闡述和分析，就好像你有可能理解一樣，還要在書中囊括一些概論性、解釋性的史料內容。但我認為，在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