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香港的供水建設，是在波譎雲詭的冷戰地緣政治環境下完成的。至1970年代末，多項本地大型供水項目相繼竣工，水塘和集水區已佔去香港土地面積近四成。香港水資源不足但土地有限，水務項目在主要農區開展，因此供水系統建設必會損及農業利益。
 
港府本已推展政策，改善新界農民生計，收穩定農業社會之效。及後，大量內地移民抵港，當中不少人選擇在新界從事農耕，港府更希望藉著發展農業吸收勞動力。為對冲接受中方供水、應對地緣政治處境而開展的本地供水項目，與同為化解政治壓力而推行的農業政策，兩者在水土資源的利用上產生衝突。港府如何以有限的水土資源，兼顧供水和農業，魚與熊掌兼得？
 
 
社會科學書籍的讀者多數不會甘心於只看見事情的表面，而希望能夠看透現象，找出深一層次的意義。李家翹寫《供水香港》，正是從一個我們熟悉的題目——香港地少人多，難以為不斷增加的人口提供食水——講出一個很多人都不認識的故事。
——呂大樂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研究講座教授
 
 
本書以非常翔實的資料，圖文並茂地論述了戰後香港面對供水問題時，政府在冷戰的大格局下，如何謹慎地考慮不同方案、配合農業發展和土地使用、治理新界和處理與新界鄉紳地主的關係等，是不可多得的全面之作。
——馬嶽
 香港中文大學政務與政策科學學院副教授
 
港英政府曾大力營建本地的供水系統，但後來卻還是依賴了東江水供應，當中有何因由和轉折，本書嘗試為此提出解答。讀畢本書，大家會明白政治理論其實不一定抽象，它可以源於日常生活中的思考。
——蔡子強
 香港中文大學政務與政策科學學院高級講師
 
 
| 目錄 |
 
呂大樂序
馬嶽序
蔡子強序：地緣政治趣味題
致謝
 
第一章 政治地理視野中的香港
第二章　政治地理學的理論視野
第三章 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二戰後香港地緣政治處境與其領土治理的困局
第四章 非掠奪性殖民統治與新界的治理體系
第五章 地緣政治與供水建設，1959–1967： 船灣淡水湖、深圳水庫及東深供水工程
第六章 地緣政治與供水建設，1967–1978： 樂安排海水化淡廠、萬宜水庫
第七章 領土治理、供水建設與農業發展： 大型供水計劃的農業補償方案
第八章 領土治理、供水建設與農業發展： 大型供水計劃的擱置與退讓
第九章 魚與熊掌兼得：供水建設與農業發展 戰略目標的達成，及1979年後的發展
第十章 結語及展望
參考書目
 
| 內容節錄 |
 
第二章 政治地理學的理論視野
 
殖民和後殖民研究：思考香港問題的開端？
 
約於1970、1980年代，馬克思理論左翼傳統成為理解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權力關係的主流理論框架。這種馬克思的理論視野指出，不斷征服非資本主義領土以獲取原材料、從事農業生產或再投資剩餘資本，是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發展的必由之路（Glassman 2006: 613）。這個理論的分析焦點，是殖民者以武力征服為手段，不單掠奪被殖民者的土地，更把他們從自主的生產者改造為資本主義下的工資勞動者（wage laborers）。這過程是資本主義在其侵佔的地方實現原始資本累積，和創建新工人階級的重要一步（Harvey 2003; Glassman 2006: 610; Frederiksen 2014: 1275）。在這理論視野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實力懸殊，殖民者高 高在上，被殖民者無從挑戰他們的權威，只有被壓迫、剝削的份兒。
 
其後，有學者重新審視殖民地語境中的國家（state）概念，並認為國 家不是馬克思理論傳統所指的，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代表資本家利益，壓迫工人階級；反之，此學派認為，國家無非是一個由眾多個人和 團體組成的龐大機構，它沒有統一的意志，眾多持份者各有不同的目標 以及策略，並與它所管治的社會建立起多樣化的聯繫（Jessop 1977）。這 派論者拒絕如左翼理論立場般，把殖民地中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 權力關係視為零和博弈。相反，他們更側重分析殖民主義中的國家與社會互動過程中的動態，不但聚焦於殖民政權掠奪殖民地剩餘價值的策略，也關注到殖民者與土著社群就土地擁有權和使用權所展開的鬥爭模式（Berry 1992）。
 
近年來，部分殖民與後殖民研究者探討殖民地的權力現象時，不再 把眼光局限於武力的脅迫和經濟領域的爭奪。這新興的理論觀點受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學術理論影響，認為文化是構築殖民地的權力關係的要素，它甚至是殖民主義的內在本質。此理解包含兩個重要觀點：其一，殖民地文化中的一些組成部分，例如由殖民者所創建的 意義系統（system of signification）和文化的「再現」（representation），往往 形塑著被殖民者的思想和觀念，是殖民者賴以維持社會秩序、並使其統 治獲得正當性的基礎所在（Harris 2004: 165）。其二，由殖民者建立的殖民文化，更往往會延續至殖民統治結束以後，作為殖民遺產繼續存在於 眾多的前殖民地中，並對它們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Harris 2004: 165）。 由是，這些論者都主張要深刻反思、審視、再而清理殖民者以其權力為殖民地社會訂立的種種行為準則、生活方式，甚至階級、族群區隔的規則等（Frederiksen 2014: 1275），以在殖民統治結束後達致真正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或稱解殖）。
 
以此殖民文化的論說為基礎，另一新近提出的觀點借用傅柯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概念，分析殖民政府如何一邊在殖民地推動激進的社會變革，以獲取種種利益，同時又成功維持當地的社會秩序，使 其殖民統治持續有效。這些論著特別關注殖民者的統治理性（rationalities of governance）、規訓技藝（disciplinary technologies）和它形塑殖民地主體的策略（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等方面（Scott 1995; Mamdani 1996; Airriess 2005; Frederiksen 2014; Chan and Miller 2015）。
 
殖民及後殖民研究文獻為人們理解殖民地處境中的權力行使，以及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治理、實現經濟目標等，都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 然而，這些論說的不足也是明顯的。首先，即使它們對掠奪性殖民經濟 （extractive colonial economy）中的統治模式做了廣泛且深入的研究，它們仍未能更完整呈現殖民主義的不同面貌，尤其忽略了非掠奪性殖民地（non-extractive colony）之中的權力動態。殖民主義形式多樣，但長年以 來比較殖民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較集中於以天然和農業資源開採為主的、在英國治下的掠奪性殖民地，如印度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 由於殖民及後殖民研究賴以立論的基礎是掠奪性殖民地的個案，他們發 展出的分析框架不足以解釋那些為貿易、運輸以及鞏固殖民勢力等目的而建立的非掠奪性殖民地的經驗（Shoemaker 2015）。
 
其二，這套文獻忽視殖民治理中的地緣政治因素及殖民者所面對的外部挑戰。政治地理學者John Agnew說，國家不先於國際關係而存在， 「國家資格」（statehood）的形成，往往是對內的國家營建與對外的鬥爭的結果，國家的內政與外務實互為相關，彼此不能區分：國家推動的內政，有時是受外在因素促使；相反，外交政策的方向和執行的條件，也繫於內政的需要和內在條件是否允許（2005: 440）。一如其他正常國家， 殖民地也不隔絕於外在的國際政治格局。殖民者相對於被殖民者的權力 以及他們的治理手法，也會受制於外在的地緣政治因素。 這套文獻另一顯著的缺陷，是它對殖民統治領土維度關注的不足。 例如，Harris（2004）受法國後殖民理論家法農（Frantz Fanon）的啟發， 探討了「力量線」（lines of force）如何影響殖民地的地理佈局。然而，他的分析缺乏政治地理學領域中關於國家領土的理論支撐，因而顯得單 薄。Frederiksen（2014）、Hannah（2000）和Duncan（2007）等嘗試從地理學視角出發，探討殖民經驗的「現實性和物質性」（actuality and materiality of colonial experience），並確認了殖民治理術施展上存在的空間差異，即不同的殖民地有不同的條件，殖民者的治理術也要因地制宜，在不同殖民地採用不同方案。然而，他們的研究所關注的主要是殖民者賴以對殖民地作經濟剝削的人口治理制度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建立和運作，而忽視了殖民國家如何「生產」（produce）其佔有的領土，以鞏固其統治的努力和過程。 香港地域狹小，英國在此開始殖民統治，非為掠奪其人力、土地及農業資源，而是以香港為據點拓展對華貿易，並為它在東亞區域的商業 和航運網絡作佈局。因此對英國而言，香港的最大價值是其法律體系、市場機制、資訊網絡，以及聯通區域內外不同貿易據點的交通和通訊基建。1898年英國向清廷租借新界，更非為掠奪其資源，而是以其縱深，屏衛港九市區。如此，香港、九龍固然屬英國統治下的非掠奪性殖民管治，英國人租借新界之初也無意圖在此掠奪資源，因此它並未在新界推動農業發展和大型建設。一如在其他地方，英國在香港殖民時期也實行間接統治（indirect rule），然而它在新界所建立的間接統治體制，卻是弱勢，這或與新界非掠奪性殖民管治的本質有關。這方面我將在第四章詳細論及。
 
二次大戰後，世界進入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時代。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外交上採親蘇路線，香港地緣政治處境惡化，為中英兩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所爭奪。面對如此敏感的地緣政治局 面，港英政府要在新界建設大型的供水系統，開墾水資源以供港九之所需，實非易事。以下介紹的政治地理學的地緣政治、供水政治及領土治理三套文獻，能為我們探討香港殖民政府如何以其原有的弱勢間接統治 體制，在冷戰時期緊張的地緣政治局面中營建它在新界的領土，提供有用的理論視野。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李家翹，政治學博士，政治地理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政務與政策科學學院（前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任教本科及碩士課程。曾多年擔任該系本科委員會主席，專責本科課程及學生事務。獲2013年度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模範教學獎。歷年來多次為中國內地省市幹部赴港培訓班授課，講授香港社區治理專題。
 
學術文章發表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Political Geography、《思與言》、《現代化研究》等刊物。評論文章散見於《明報》、《信報》、《端傳媒》等，傳媒訪問及專訪則見Foreign Policy、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明報》、《天下雜誌》、香港電台《鏗鏘集》、鳳凰衛視《皇牌大放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