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高馬可認為自鴉片戰爭後的一個世紀，香港的殖民地性質孕育了一批本地華裔商業精英。及至十九世紀末，殖民地政府視華裔商人為盟友，以發展香港為商業中心。兩者所以能連結起來，正因為他們都相信中國商機處處。華裔領袖和港英當局在共同關注的問題上均有合作，例如資本主義擴張，以及為陷入困境的中國提供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籌謀獻策等。
 
這些華裔精英也在這殖民地架構中找到生意和商業上的機遇。他們利用香港的戰略地位把自己塑造成與內地商人不同的一個獨特社群。國族主義在香港帶有其本地特色。同時，通過為英國籌措軍費、接待訪港的英國皇室成員、出席大英帝國的貿易展覽，華裔精英有助香港成為大英帝國中活躍的一員。
 
在《帝國夾縫中的香港》，高馬可探討了諸如殖民主義在現代史的意義與影響等重大問題，並且不偏不倚地把香港置於中國歷史與英國殖民史的脈絡中。
 
「高馬可把英國殖民地統治者和華人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分析得淋漓盡致。他更詳述了身處中英之間的華人社會領袖，如何巧妙地為自己爭取空間和塑造香港身分認同的過程。此時此地，不可不看的好書。」 ──冼玉儀，香港大學
 
「本書填補了香港史研究中所忽略的一個重要部分。高馬可對本地華裔中產精英崛起的深入研究，不但有益於華人海外離散史、商業史和政治文化史等各研究領域，亦挑戰了有關全球性帝國和殖民主義的主流理論。」 ──葉文心，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 目錄 | 
 
鳴 謝
緒 論
第一章　殖民統治與合謀協作：華人子民與英屬香港的形成
第二章　更優秀的華人階級：建立東方商業重鎮
第三章　勢力平衡：殖民處境中的地位與尊重
第四章　屬於自己的地方：會所和協會
第五章　民族主義與身份認同：何啟的例子
第六章　保全香港：1925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
第七章　滄海桑田：1941開埠百周年
結 論
參考書目
 
 
| 內容節錄 |
 
緒論
 
歷史上的香港 （摘錄）
 
我在此書會剖析香港一些矛盾和不協調的情況，而我是把香港看作兩個 大帝國政治和文化遭遇之地來加以探討的。這兩個大帝國，一個是日薄崦嵫 的中華帝國，另一個是如日方中的大英帝國。我的側重點是英國殖民統治精 英和華人資產階級領袖之間的關係。鴉片戰爭（1839至1842年）後的一百年， 上層華人與英國統治者合謀協作，建設這些華人認為屬於他們的地方。這 種合作並非受殖民管治的結果，而是來自新興華人資產階級的自發和努力。 殖民統治的反復無常、漠視和往往無能，為華人資產階級領袖開闢了一些空 間，令他們可以施展於其中，而這些空間又受一個因素所塑造，那就是香港 處於中華帝國和大英帝國的邊緣，佔據重要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位置。殖民 地政府與這些華人精英的關係既非支配，也不是抵抗，而是彼此志同道合， 偶爾發生利益衝突。華人精英和英國殖民者一致渴望把香港建設為成功和穩 定的商業樞紐，但兩個社群設有各自的會所和協會，在生活上彼此大多不相 往來。所以，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合作之餘，又同時實行社會隔離制度。
 
中國史家多半專注於中國「本土」，而研究英國殖民主義的學者，通常會 把焦點放在非洲和印度，直至最近，香港史學都一直主要囿限在兩個研究取 向。英國人的歷史書寫往往是一些聖徒傳式著作，強調英國總督和公務員的 作用，而完全忽略華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採取另一種研究取向，但同樣 無助於我們深入了解這個殖民地的華人。這種研究取向往往貶抑華商，例如 把他們視為只是英帝國主義者的「走狗」。在這些學者眼中，香港的重要性僅 在於它是被英帝國主義者攫奪之地，並且是西方帝國主義者的侵華基地。5 但是，過去十五年，學者建構出更細緻豐富的香港史。冼玉儀和陳偉 群以社會學家萊思布里奇（Henry Lethbridge）和神學家兼史家施其樂（Carl Smith）的先驅之作為基礎，指出華商精英如何獲取社會和政治聲望，保護受 外來政權統治的華人利益，並成立諸如東華醫院和保良局等組織，充當華人 社會的代表。6 有一種普遍觀念認為，香港華人是殖民地政權的冷漠順民， 但蔡榮芳駁斥這種觀念，指出華人勞工階級民眾有敵視殖民統治的悠久傳 統。霍啓昌的著作強調香港華人對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貢獻。陳劉潔貞 顯示香港如何受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紛亂的局勢影響。鍾寶賢認為民國初年的 政治動盪，促使香港華商投資於廣州政治，以保障自己的商業利益。文基賢 （Christopher Munn）近期的研究揭露，香港開埠初期，殖民地政府曾想將香 港改造為夢寐以求的「英治華夏」（Anglo-China），令中西商人能在英國自由 主義和公正司法下昌盛發展，但該嘗試以失敗告終。7
 
這些著作的要旨是探討香港華人如何適應殖民統治，怎樣在外來並且往 往高壓的殖民地政權下求存。我同意殖民統治有許多不是之處，但我在此書 中認為，至少對華人資產階級而言，殖民時代的香港並非是那麼水火不容或 令人不知所措的地方。華人商界精英的出現，是與香港的殖民地性質密不可分。此外，對於決定英國統治的形態，以及限制其涵蓋範圍，華人的參與 作用十分重大。處於中華帝國和大英帝國夾縫中的香港，其特質就是既同心 同德，又扞格齟齬。這個組合為華裔商人提供了機會，令他們得以成為有組 織和自覺的商界精英。廣州、漢口和上海等中國城市的商人肯定也有類似機 會，8 但是，殖民地政府堅信，香港在大英帝國中的歷史作用應該是擔當商業 中心，因此，能夠協助香港達成和維持這種歷史理想的華商就獲政府青睞， 得以脫穎而出。到了十九世紀末，在港府眼中，此殖民地的華商已不再是為 逐利而來的過客，而是一同努力造就香港、華南乃至大英帝國安定太平的盟友。
 
與傳統觀點相反，我研究香港是從香港本身的文化歷史地位著眼。雖然 形容香港的陳詞濫調多不勝數，例如說它是東西文化交會點，在中國近代史 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一如台灣，香港往往被人當成用來了解另外一些 事物的鏡頭──最常見的是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前存在的「傳統」中國農村 社會。如果有人對香港下定義的話，那往往是局限於它的一些不光采特質： 暮氣沉沉的殖民地，1949年前一直被猶如半殖民地的上海壓倒，顯得黯然失 色；缺乏文化和歷史的資本家天堂，金錢以外的事物全都無關重要；以務實 和冷漠為唯一政治原則的地方；並且是暫時寄跡的過客和難民的天堂。即使 膾炙人口的「香港成功故事」，也是憑藉香港一些不堪回首的特點：1830年代 末英國人到來前，香港只是「不毛荒島」；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前上海企業家 大舉南來，香港不過是殖民轉口港，無本土工業可言──而「借來的地方， 借來的時間」這個眾所熟知的說法，背後所根據的假設是：香港沒有真正屬 於自己的時間或地方。9
 
同樣一反傳統見解，我在此書中主張，早在1949年前，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殖民地與中國大陸隔離之前，本地華人資產階級已發展出本土身份認同感。人們普遍不願承認香港身份認同早在1949年前已出現，一 個密切相關的原因是不願把香港視為具有自己地位的地方。這部分是出於 政治原因。香港主權最近回歸中國，現在的側重點通常放在香港的「中國特 質」（Chineseness）。另一個原因是香港人常常來去不定。許多來港的外僑和 難民，不管他們最後實際逗留多久，都只視此處為暫時棲身之地。因此，阿 巴斯（Ackbar Abbas）觀察到，香港給人的感覺似乎「與其說是落腳的地方， 不如說是中轉過渡的空間」。10 這種普遍假設認為，像香港這種著重商業的地 方，無法培養居民太大的認同感，但就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香港華人資產階 級熱中於賺錢，是他們凝聚成有自我意識的群體的原因之一。最後，最近人 們強調當代香港身份的流動游移，不受疆界限制，並擁有多重層次，往往貶 低了這種身份中歷史性和本土化的香港根源。
 
如同我在這本著作所顯示，早在十九世紀末葉，香港華商領袖就協助把 香港建設成具有本身地位的地方。這個地方的意義隨時代嬗遞而不同，但有 三個主題仍是一貫的：香港對於中國國家建設的作用；香港在大英帝國中的 位置；以及殖民地官方版的香港史。這些人積極利用香港的關鍵地位來凸顯 自己是特殊的華人群體，有別於中國大陸的中國人。他們在中國國家建設的 作用，既表明他們致力為中國出力，又顯示自己的獨特性。他們將香港的發 展和進步與中國相對照，藉以凸顯這種獨特性。他們捐款贊助大英帝國的戰 爭資金、為訪港皇室人員組織慶典、參加帝國貿易展覽，藉著這類活動令香 港成為版圖遍及全球的大英帝國的活躍成員。他們和殖民地官方版的香港史 一樣，把香港的「真正」歷史由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之日算起，從而把自己聯 繫到這段歷史中。他們將這個殖民地的商業成就大書特書，以強調自己在此 過程中的作用。因此很弔詭地，香港能自成一具有本身地位的地方，塑造這 種性質的因素卻在於它是人和貨物流動的空間、它與華南的關係，以及它在大英帝國中的位置。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高馬可（John M. Carroll）現為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香港簡史》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