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控制書籍的流傳，就能有效控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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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不僅是財產，更是記憶的所在
歷經幾個世代打造而成的圖書館與私人藏書，都是文化、語言的骨幹，更是族群、家庭和身份認同的核心。這場驚人的文化浩劫，而今只餘斷簡殘篇。雖然二戰結束了，卻還有許多書籍被丟棄在原地，或者重新整編到德國圖書館內，許久不再有人聞問。納粹是掠奪這些書籍擁有者的思想盜匪，他們搶奪了歷史、人性與一切的記憶。如今，隨著藝術品的歸還計畫啟動，這些文學遺產終於重見天日，過往豐富的文化雖然不能再復原，但這段歷史應該被紀錄下來，見證文化傳承的珍貴。
 
為了建構德意志帝國的正當性與統治者的不敗神話，
一場組織縝密的偷書計畫席捲了全歐洲…
然而納粹竊取的不僅是書本，更奪走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與歷史記憶。
★ 榮獲2018年瑞典班特揚森基金會大獎（Bengt Jansons Memorial Fund Prize）
★ 瑞典圖書創作獎《掠奪者》（The Looters）作者全新力作
★ 2017年美國科克斯創作獎（Kirkus Prize）非小說類提名

新聞記者李戴爾走訪荷蘭、法國、希臘、立陶宛等地，
追溯這段不為人知的文化掠奪與殲滅行動！
二〇〇九年，李戴爾開始追查散落在各地、被納粹佔為己有的藝術珍品，隨著這些文化寶藏陸續歸還原主，李戴爾意外發現，除了藝術品與古董被掠奪外，還有大量書籍被深藏在圖書館裡。這些館藏規模極大，從大西洋岸到黑海邊，自阿姆斯特丹、巴黎、羅馬、塞薩洛尼基到維爾紐斯，所有文化出版重鎮全被洗劫一空。

納粹為何成了偷書賊？
「只要控制書籍的流傳，就能有效控制思想。」納粹不僅想摧毀敵人的文化資產，他們更以偷竊、霸占與扭曲等手段，將圖書館與檔案庫、歷史、傳統與記憶全面納為己有，強制改寫他們的歷史，進一步驗證雅利安人的崇高與偉大。透過納粹的思想領袖羅森堡的規劃與研究，以柏林為起點，開啟了全世界史無前例、規模最大的偷書計畫。

阿姆斯特丹：遠離法西斯主義統治的避難所
自由和貿易讓荷蘭在十七世紀化身為歐洲的知識中心，自由思想家、作家、哲學家，還有宗教的少數族群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出路，特別是離開西班牙、葡萄牙宗教裁決的猶太人，將阿姆斯特丹轉變成一座傳播中心與出版重鎮，其豐富的館藏成為羅森堡覬覦的目標。

巴黎：流亡者的文化中心
十九世紀，生活在沙皇時期的大量猶太人為了躲避大屠殺，重新在法國安定下來，至今，法國仍是猶太人聚居最多人口的歐洲國家。巴黎也接納了一批來自帝俄的政治移民：許多波蘭人在自由波蘭被推翻後，遷徙到巴黎；在「十二月黨人起義」 後，還有一群俄羅斯知識份子被沙皇驅逐出境。當時的巴黎，聚集了猶太人、波蘭人、俄羅斯人，讓整座城市激盪出豐沛的創作能量與蓬勃的出版環境。然而納粹佔領巴黎後，令人髮指的掠奪行為，讓巴黎永遠失去了全歐洲最好的圖書館。

塞薩洛尼基：鄂圖曼帝國治下的民族多元
猶太人在奧圖曼帝國內享有較大的學術自由。在這座知識的溫室裡，塞薩洛尼基成為東地中海的文化熔爐，猶太哲學、古典文學、阿拉伯科學及義大利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薈萃於此，一度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猶太之都。隨著希臘建國、納粹佔領，猶太居民被驅趕到城郊，還有大量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這座猶太之都，因而永遠失落了。

維爾紐斯：北方的耶路撒冷
在二戰前，維爾紐斯擁有一〇五座猶太教堂與聚會所，猶太人占全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拉比、猶太作家、知識份子以及藝術家無不趨之若鶩，齊聚在此。十九世紀末，維爾紐斯更成為意第緒文學復興運動的搖籃。隨著納粹向東擴張，他們有計畫地消滅猶太人、波蘭人在歐洲文明與文學的貢獻。這個曾讓拿破崙譽為「北方耶路撒冷」的城市，從此不再保有猶太文學與波蘭文學的傳統。
 
 
 
| 目錄 |
前言
第一章 吞噬全世界的一把火：柏林
第二章 柏林市立圖書館的鬼魂：柏林
第三章 歌德的橡樹：威瑪
第四章 希姆萊的圖書館：慕尼黑
第五章 反對耶路撒冷的勇士：基姆湖
第六章 對以色列大災難的慰藉：阿姆斯特丹
第七章 追捕共濟會祕密：海牙
第八章 列寧曾在此上班：巴黎
第九章 下落不明的圖書館：羅馬
第十章 支離破碎的民族：塞薩洛尼基
第十一章 萬人塚是一座造紙坊：維爾紐斯
第十二章 塔木德單位：特雷津集中營
第十三章 沒有猶太人的猶太學研究：拉齊布日－法蘭克福
第十四章 一馬車的鞋子：布拉格
第十五章 要回家的書：柏林－坎諾克
 
| 內容節錄 |
 
前言
去年春天，搭機從柏林飛往伯明罕，帆布背包裡揣著一本橄欖綠小書。我不時打開背包去探查包在防震牛皮紙袋裡的這本書，好讓自己放心它還在。歷經了七十餘年後，它終於要返家了，歸還給它前主人的孫女。前主人曾經小心翼翼地將藏書票黏貼在扉頁上，並在書名頁上寫了他的名字：理查．寇伯克（Richard Kobrak）。西元一九四四年底，他與妻子被驅趕登上前往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的最末一班火車，然後送進毒氣室。背包裡的這本小書並不珍貴；在柏林的二手書店裡，說不定只值幾塊歐元罷了。
 
然而，近日自擔任這本書的觀護人以來，便一直憂心驚慌，惟恐它突然遺失；止不住幻想而自尋苦惱，萬一把背包遺忘在計程車裡或它被偷了。這本書的價值毋關金錢，而是情感；再者，它對成長時缺少祖父的那些人是無可取代的。這本橄欖綠小書之所以擁有無上價值，是因為它是寇伯克僅存的財產。它是一本來自個人書房的藏書。悲慘的是，它只是等候返家的數百萬卷書當中的一本。在超過半世紀前，這批書就被悄無聲息地閒置至今。那些了解來源的人，總想抹滅對其主人的記憶，撕掉黏貼著藏書票的所有頁面，劃掉私人的題辭，並假造圖書館目錄；舉凡來自蓋世太保或納粹黨捐贈的字樣，全數以無名氏捐書人取而代之。
 
但很多書都留存了下來，可能是因為掠奪者分布太廣，而無意去閱覽這些遺跡。
 
最近數十年來，納粹竊取藝術品的故事相當受到矚目。二○○九年，我開始報導這件事，從斯德哥爾摩「當代美術館」（Moderna museet）埃米爾．諾爾德（Emil Nolde）的一幅油畫〈花園〉著手做調查，那幅畫曾在二次大戰期間失蹤。就如同這本橄欖綠小書，那幅畫曾經屬於一個德國猶太家族，但在一九三○年代末遺失了。我最初的調查主題後來變成納粹大規模掠奪藝術品，以及這些作品長達七十年的認領回歸大作戰；我的努力最終寫成了一本書，在二○一三年出版，書名是《強盜─納粹如何掠奪歐洲藝術寶藏》。
 
沉浸在這樁出於意識形態與貪婪的竊盜行為裡，我才了解到，不止藝術品與古董被掠奪，還有書。但這件事本身沒什麼值得奇怪的─納粹劫掠機構本就無所不盜。
讓我嘖嘖稱奇的第一件事是，它的規模極大，數以千萬計的書籍，在一場涵蓋大西洋岸到黑海岸的掠奪行動中消失無蹤。不過，還有另一件事也讓我驚訝，就是這些書的重要性似乎是在意識形態上。藝術品主要分散於納粹的領導階層裡，特別是希特勒和戈林。這類藝術品旨在展示、宣示正當性，並且為納粹意圖在歐洲廢墟上打造的新世界賦予榮譽感；如他們所見，一個更美麗、更潔淨的世界。
 
可是，書卻別有用途。它們被竊取的目的非為榮譽感，也非純粹出於貪婪─而是為了更令人不安的理由。遍及全歐的圖書館和檔案庫，都被納粹德國最位高權重的思想部長偷了，主事盜匪是親衛隊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及納粹黨首領阿佛烈．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這個史上最龐大的偷書賊集團在戰爭期間精心策畫的行動。這場掠奪的目標是納粹運動的思想仇敵─猶太人、共產黨人士、共濟會、天主徒、政論家、斯拉夫人等。現今知道這個故事的人並不多，而且這樁罪行仍有極大部分懸而未決。我決定要追查這些失竊文物，於是踏上一趟跨越歐洲緜延數千里之行。此行部分原因是想了解，也想找出還有什麼遺留下來─以及佚失了什麼。我從巴黎的移民圖書館著手，到位於羅馬始於紀元之初而今下落不明的古代猶太圖書館。隨後，從海牙搜尋共濟會的祕密，到塞薩洛尼基找尋一個被消滅的文明遺跡；從阿姆斯特丹的塞法迪圖書館到維爾紐斯的意第緒圖書館：這些地方的人和他們的書被拆散又往往被摧毀；處處有線索，事實卻是少之又少。
 
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個訴說離散的故事─關於成千上萬座圖書館在二次大戰期間長久分崩離析的故事。曾是各種文集藏書一部分的數百萬卷書，現仍擺在遍及歐洲的書架上。可是它們遺失了內容的完整性。歷經幾世代打造而成的圖書館，曾是文化、語言學的骨幹，以及各族群、家庭和個人身分認同的核心，風華一時，而今只餘斷簡殘篇。圖書館無法憑藉自身能力復原，它們是創造與滋養它們的人與社會深思熟慮的成果。
 
而這也是本關於一群人的故事，他們發動了一場戰爭，意欲捍衛他們的文學遺產，拿性命賭注鋌而走險，也經常賠上生命。這些人都非常清楚掠奪他們思想的盜匪，無異於搶奪了他們的歷史和人性，歸根究柢，是要抹滅一切記憶。這些人曾不顧一切要把手抄本藏起來、把日記埋起來，只留下一本最心愛的書，一路相伴走上前往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的絕路。我們之所以能記得這些曾經發生過的可怕劣行，要感謝這些人─包括那些賠上性命的人，還有那些倖存下來描述經歷並公諸於世的人。他們為所有被噤聲的一切填上了文字。我們現在生存的時代，是最後一批納粹大屠殺倖存者即將逝去的時代，只能盼著他們曾留存的足以讓我們繼續記憶。在寫本書時，我了解到這些回憶事關重大，它們是這些書遭到掠奪的重要原因。搶奪人們的文字和記述，等同於囚禁。
 
書的獨特性無異於藝術品，但是它們具有的價值卻能讓更多人了解。在我們的年代裡，書始終具有一種近乎精神象徵的價值。丟棄書仍被視為大逆不道。焚書，是最強烈的象徵性舉動，不啻摧毀文化。這個毀滅文獻的象徵，自有書以來便有，而一九三三年納粹的焚書堆昭然若揭。
 
人類與書之間堅不可摧的關係，和數千年來文字宣揚知識、情感與經驗休戚與共。文字逐漸取代口述傳統。我們因此能多保存一些、也能記載更久遠的事情；我們因此能滿足那想要更多、永難饜足的飢渴。閱讀書寫能力，以往是少數人的專門活動，曾被認為是巫術；擅長這類知識的人能和我們的祖先溝通，並擁有知識、威信和權力。我們與書的情感及精神關係，和書「如何對我們說話」有關。書是一種媒介，把我們和不論是生是死的人連結在一起。
 
美國奴隸長久以來被禁止學習識字，他們稱《聖經》─那些蓄奴的白種主人用來評判他們能力的方式─是「會說話的書」。當他們將《聖經》據為己用，拿來對抗蓄奴者時，幾乎成功得到解放。這部經典，既是壓迫者、也是解放者的工具。即使時至今日，全球衝突仍來自於對神聖經文的詮釋方式。這部書不僅轉化了知識與情緒─更是權力的來源。
 
這就是被德國一九三三年惡名昭彰的焚書煙霧籠罩，而始終迷濛晦澀的東西；當時，不見容於暴政的作者所寫的書全被丟進熊熊烈火裡。納粹反知識分子、文物破壞分子的形象在我們心中根深柢固，某種程度上不難理解，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們都認為文學與文字本質是良善的。
 
即使是納粹也清楚，倘若說有什麼東西能比摧毀文字更具威力，那便是擁有並操控文字。書本裡有一股力量。文字如同武器，在砲聲都已停歇後還能持久高亢響亮。文字是武器，非僅止於宣傳一事，還能以記憶的形式不減威力。無論誰擁有了文字，他就有力量，不光是去詮釋它，還能書寫歷史。
 
| 作者簡介 |

安德斯‧李戴爾 Anders Rydell，瑞典記者、編輯、作家，在媒體負責藝文新聞，文章與報導散見於當地十四種報章。著有兩本關於納粹的報導文學：《偷書賊》（The Book Thieves）、《掠奪者》（The Looters），被翻譯成十六國語言發行。《偷書賊》是首度出版的英文譯本。

| 譯者簡介 |

王約，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所、喬治梅森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曾任職漢聲雜誌、商業週刊出版公司、壹週刊。譯作有《危機領導人》、《信任的深度》、《更快，或是被淘汰》等，著有《蔣公獅子頭》、《逃去住旅館》等。曾任美國華府作協會長，作品散見於世界日報、中國時報、中華日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