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的思考已成過去，迎向娛樂與激情的我們，是否將毀於自身所愛。

在《一九八四》中歐威爾害怕禁書，害怕我們受到文化箝制，但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則害怕沒有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想讀書了。今日看來，歐威爾的預言錯了，赫胥黎的預言卻正在發生……

資訊發達的今日，政治人物訴求的不是富有邏輯的政見，而是個人魅力；新聞訴求的不是專業與真相，而是悲情與娛樂。自從電報、新聞、電視、網路等傳播媒介出現，數千年習以為常的知識承載方式在百年間被打破。

改變的不僅是獲取訊息的媒介，也改變了知識結構，使得人類思考方法與行為舉止產生變化。長篇大論變得沒人想看，標語式的短句或誇張的警句才能勾動人心，這並非因為網路和臉書的誕生而來的後果，而是百年來新聞標題、電視節目教會我們的。

拋棄過去書寫文字所呈現的邏輯思辨，我們變得更容易決定，但也更為輕率。我們接觸的資訊更多，但資訊無用的比重卻是更高。那是一種沒有質疑，照單全收的求知方式且無人倖免。然後，電腦與網路社群在二十一世紀更沒日沒夜地吸引我們的目光，從思考方式到生活習慣。當無處不媒體、也無處不娛樂，於是，我們或將毀於自身所愛。
 
　　◎亞馬遜讀者強力推薦媒體批判經典
　　◎波茲曼之子安德魯撰寫二十周年版序
　　◎政大新聞系馮建三教授2016新版專文推薦
 
 
| 目錄 | 
 
二〇一六年再版推薦序　「數位匯流」時代，讓波茲曼更重要了
二〇〇七年初版推薦序　媒體時代，我們更需要聽聽波茲曼的意見

二十周年版序
一九八五……
前言　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

第一篇

第一章　媒體即隱喻
　現代社會，在媒體上的形象已變得非常重要，我們很難想像，像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塔虎脫一百三十五公斤的超重體重以及多層下巴的這種外形，現今還可能被推出來競選總統職位

第二章　媒體也是知識論
　我不反對電視播出垃圾節目。電視螢光幕上最棒的就是垃圾節目，其內容不會嚴重威脅到任何人、任何事……但是當電視抱持遠大志向，自詡為傳達重要文化對話的載體，這時它的價值最淺薄，也最危險

第三章　印刷與公共論述
　印刷機不只是種機器，還是種論述結構，它會排除、鞏固某些內容，而且肯定會篩選讀者類別

第四章　印刷式思想
　受電視文化薰陶的民眾只懂「樸實白話」，不論語言、影像都要淺顯才行，甚至還必須立法規定，某些場合只准平鋪直敘

第五章　近在眼前卻又遠在天邊的世界
如今我們都住在「地球村」裡，只要自問以下問題，或許你就能夠理解失去語境的資訊是什麼意思了：晨間廣播、電視節目或早報所報導的新聞，有多少次讓你變更當日行程，或促使你進行原本不打算從事的活動，或提供洞見來幫你處理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二篇

第六章　給我娛樂，其餘免談
　電視機讓我們隨時都和世界保持密切聯繫，然而在這個過程中，電視卻一成不變始終笑臉迎人。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帶來娛樂「題材」，而是在於它把所有「題材」全都當成娛樂來表現，這就是全然不同的課題

第七章　「好……現在我們來看……」
　廣播、電視新聞播報員經常使用「好……現在我們來看……」，表示你剛才聽到、見到的和底下要聽到、見到的毫無關連，而且和你聽過、見過的一切說不定都完全無關

第八章　上帝只是配角
　不管是宗教或其他任何東西，上了電視都順理成章變成娛樂……節目中沒有儀式、沒有教義、沒有傳統、沒有神學，更重要的是，完全不談精神提升。在這些節目中，傳教士主持人的地位最高，上帝只擔任配角

第九章　塑造情感的想像世界
　電視廣告完全不談消費品的特色，它談的是產品消費者的特質……電視廣告讓企業不再以製造優質產品為目的，卻只想讓消費者感覺產品有價值，這就表示如今的企業事務已經成為假性療法；消費者則是由心理劇獲得撫慰的病患

第十章　教學就是娛樂
　「芝蔴街」和從它衍生出來的「電力公司」節目引人發笑，笑聲從傳統課堂銷聲匿跡；如果現今課堂的學習環境開始顯得枯燥乏味，那麼該怪罪的是發明電視的人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語
　赫胥黎告訴我們，在先進科技時代，荼毒人性的敵人不再是滿臉可疑、可恨的神情，反而往往是面帶微笑……當整個民族變成一群觀眾，公共事務則成為雜耍表演，這個國家就要陷入危機；他們的文化也難逃死亡命運

作者注
參考書目
中英文對照及索引
 
| 內容節錄 |
 
■前言

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
 
我們翹首凝望一九八四年逼近。那年來了，預言並沒有成真，心懷憂思的美國人輕聲歌詠讚美自己；自由民主的根基屹立不搖。不論歐威爾《一九八四》的恐怖夢魘是否在別處成真，起碼美國這裡倖免於難。
　　
然而我們忘了，除了歐威爾的陰鬱想像，還有一種年代稍早，略少人知，卻同樣令人膽寒的預言：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就連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也誤以為赫胥黎和歐威爾的預言是同樣一回事。事實不然！歐威爾擔心我們屈從於外力才提出警告；而赫胥黎的觀點則是，不必有老大哥監看，民眾也會失去自主、成熟，歷史也要淪喪。就他所見，民眾會愛上壓迫力量，崇拜剝奪他們思考能力的科技。
　　
歐威爾害怕禁書，赫胥黎害怕沒有理由可禁書，因為再沒有人想讀書。歐威爾擔心會有人奪走我們知的權利；赫胥黎害怕有人給得太多，讓我們變得消極、自大。歐威爾擔心真理被隱瞞；赫胥黎害怕真理被繁瑣小事淹沒。歐威爾擔心我們受文化箝制；赫胥黎害怕我們會造就膚淺文化，滿腦子遲滯、糜爛和愚癡的念頭。猶如赫胥黎在《再訪美麗新世界》書中所述，隨時戒慎反抗暴政的公民自由論和理性論人士「忽視人類對消遣的無止境欲望。」赫胥黎又說，在《一九八四》一書中，民眾遭受痛苦荼毒的控制；在《美麗新世界》中，他們則因耽溺享樂而為人掌控。總之，歐威爾擔心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惡，赫胥黎害怕我們會毀於自身所愛。
　　
本書的觀點是，歐威爾的預言成空，赫胥黎所言有可能成真。
 
第一章　媒體即隱喻
 
在美國歷史上，不同城市分別在不同時代成為美國精神的核心。舉例來說，十八世紀末，震驚世界的第一槍──只可能在波士頓郊區而非其他地方擊發的一槍，在政治激進主義的中心波士頓響起。但消息傳出之後，包括最早要求獨立的維吉尼亞州人在內的全美國人，都打從心底自視為波士頓人。到了十九世紀中期，紐約象徵了美國（至少有別於英國的）國家大熔爐概念，來自世界各地的悲慘移民在艾利斯島上岸，他們使用的陌生語言以及怪異的生活方式，亦隨之遍及這片土地。二十世紀初期，芝加哥這處巨肩之城、大風之都成為美國工業能量和活力的象徵，那麼也應該（譯註：參照Karl Sandburg的Chicago一詩）在某處矗立一尊「屠豬戶」雕像，提醒大家別忘了美國的鐵路、牛群、煉鋼廠和創業冒險時代。就像義勇兵雕像可供人懷想波士頓的革命歲月，自由女神像能讓人追憶紐約移民時代，欠缺象徵的芝加哥時代似乎也該在芝加哥立一尊雕塑。
　　
如今我們則應該著眼於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市，將它當成美國國家性格和抱負的隱喻。拉斯維加斯的標誌是一幅近十公尺高的圖像，繪有一台吃角子老虎機和一名歌舞女郎。拉斯維加斯是座純娛樂城，宣揚著一種文化精神：所有公共論述都逐漸以娛樂形式來傳達。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全都成為娛樂業的附庸，對此民眾多半毫無怨言，甚至漠不關心。於是，我們成為瀕臨娛樂至死的一群。
　　
在我撰寫本書時，美國總統是昔日的好萊塢影星雷根。他在一九八四年的強勁挑戰者之一，是曾經在一九六○年代最紅的電視節目中現身說法的太空人約翰葛蘭；更不用說其在大氣層外的冒險事蹟早已經拍成電影。而曾經獲提名的候選人麥高文則主持過熱門電視節目「周六夜現場」，更晚近的候選人傑克遜牧師也有相似經歷。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有一次檢討競選失利的原因時，宣稱那該歸罪於化妝師暗中搞破壞，他甚至還向參議員肯迺迪提出建言，告訴他該如何競選總統大位：減肥十公斤。儘管憲法並沒有明文規定，不過如今胖子似乎是完全與競選高階政治職位絕緣；禿子也差不多。自然這也包括面貌不夠俊秀，就算經過美容師巧手妝點都沒辦法改頭換面的人。沒錯，我們的文化已經走到這個地步，化妝術或許已經取代了意識型態，成為政治家必須充分掌控的專門技術。
 
美國的新聞從業人員，也就是電視新聞播報員，對此都能心領神會。他們多數人花在使用吹風機的時間比準備新聞稿更久，於是他們成為拉斯維加斯娛樂界最光鮮亮麗的一群。儘管聯邦傳播法也沒有這一條，不過不上鏡頭的人，都無緣對民眾播報所謂的「今日新聞」。在鏡頭上魅力四射就能掙得超過百萬的年薪！
　　
早在我們之前美國商人就已經發現，商品的品質和效用都不如商品展示的要訣來得重要；因此獲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稱頌，也受馬克思譴責的資本主義原理，大多數時候其實無足輕重。就連聲稱所產汽車優於美國車的日本也知道，「經濟」與其說是一門科學，倒不如說那是種表演藝術；豐田的年度廣告預算便大大證實了這一點。
　　
不久之前，伯恩斯歡慶他投入演藝事業八十周年，當時我見到布道家葛培理和單口秀演員葛林、諧星巴頓斯、歌后華葳克、諧星伯利，還有其他幾位神學家聯袂向他致意。葛培理牧師和伯恩斯對口說笑，戲論永生準備事項。儘管《聖經》沒這麼說，不過葛培理向來賓保證，神愛逗民眾發笑的人。這是個善意的口誤，因為他誤把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講成神。
 
擁有一個熱門廣播節目和一個夜總會劇場的心理學家魏絲太摩博士，在節目中對聽眾來賓講解無窮無盡的性事花招，而且所用措詞原本都是床笫和街頭專用語彙。她搞笑的工夫幾乎與葛培理牧師並駕齊驅，據說她曾經表示：「我一開始並不是要搞笑，不過既然結果能讓人開心，那我就繼續發揮。若有人說我是個藝人，我想那就太好了。教授教學時幽默逗趣，民眾上完課自然就有記憶。」魏絲太摩倒沒有說他們會記得些什麼，或他們記得的那些內容有什麼用途。不過她講到了重點：當個藝人很棒。的確，在美國，上帝偏愛一切能逗趣、會搞笑的人，不論他們是傳教士、運動員、創業家、政治家、教師或新聞記者，都不成問題。在美國，最不好笑的人就是專業藝人。
　　
觀察文化的杞憂之士（閱讀像本書這類著作的一群）都明白，前述所言並沒有違背常理，事實上這已經是老生常談。早就有不少評論家觀察、記述了美國公共論述分崩離析，淪為演藝業附庸的處境。不過，我相信其中多數人還不曾著手闡述這段內情，說明知識淪落至這般龐雜細瑣論述的根源和意義。舉例來說，針對此議題發表眾多論述的人士告訴我們，這是資本主義耗竭的餘燼殘骸；另一些人的觀點則正好相反，表示這是資本主義成熟帶來的乏味果實；還有的說這是佛洛伊德時代的神經質後遺症，或說這是我們任由上帝死亡所受的報應，或說這完全肇因於冷眼旁觀、貪婪和野心的積習。
　　
我曾經深入鑽研這些解釋，不能說從中學不到任何東西。馬克思信徒、佛洛伊德派人士、李維史陀學派，甚至連創世論科學家都不容小覷。不論如何，倘若我接下來要講的內容基本上還能夠道出實情，那麼連我自己都會感到意外。誠如赫胥黎所言，我們所有人都擅長芟繁就簡，意思是我們沒有人具備充分才智全盤了解，就算我們自認為通曉真理，也沒有時間加以傳揚，況且也沒有人會輕信我們的言論。不過，這裡你會發現比前人諸多觀點都更為明晰的論據，它的價值在於所述觀點十分直率，而它正是根源自兩千三百年前柏拉圖的見解。其著眼於討論人類的對話方式，並假定促成我們進行這種對話的起因影響極其深遠，能決定哪些觀念較容易表達。容易表達的觀念，自然會成為文化的重要內容。
 
我使用「對話」一詞是取其隱喻，不單是指說話，所有讓特定文化中的民眾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科技也包含在內。這樣看來，整個文化就是種對話；或更精確來講，是依循多樣化象徵模式來進行的對話組合。此處我們的重點在於公共論述形式是如何規範，甚至決定這類論述的內容類型。
　　
舉個簡單例子來解釋，就好比原始的煙霧信號技術。儘管我並不知道從前美洲印第安人的煙霧信號究竟發送些什麼內容，不過我可以篤定猜出其中並不包含哲理論據。陣陣煙霧不夠複雜，無法傳達有關生存意義的見解，就算足夠複雜，切羅基哲學家還來不及談到第二項公理，木料或毯子早就不夠用了。你不能用煙霧來談哲學。形式會排斥內容。
　　
舉個更貼近生活的例子：就如前面提過出現在媒體上的形象，我們很難想像，像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塔虎脫一百三十五公斤的超重體重以及多層下巴的這種外形，現今還可能被推出來競選總統職位。大體而言，演講人的體型和他向民眾發表的思想內容根本是兩回事，不論是以書面、廣播，或者以煙霧發信都是如此。不過，若上了電視螢光幕可就大有關係了。不管再怎麼能言善道，一百三十五公斤的笨重形象，終究免不了會完全抹殺其言論的精妙邏輯或深奧道理。因為在螢光幕上，論述多半是藉由視覺影像來傳達，也就是說，電視是以影像而非文字來向我們傳達對話。當政壇出現造型師而且同時文采風光不再，便證明了一項事實，那就是電視要求的內容有別於其他媒體。你不能在螢光幕上談政治哲學。這同樣是形式排斥內容。
 
再舉另一個比較複雜的例子：在沒有新聞播報媒體的世界中，所謂「今日新聞」的資訊和內容，或者你口中所說的新聞「素材」，實際上並不存在──因為不可能存在。我不否認世界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發生火災、戰爭、謀殺和愛情故事，但如果沒有科技加以宣揚，民眾根本不可能注意到這些現象，當然也就不可能把這一切納入日常生活；所以這類資訊根本不可能構成文化內容的一部分。這種所謂「今日新聞」的觀念，完全源自電報（後來又由更新穎的媒體發揚光大），電報斷章取義地擷取資訊，以驚人速度跨越遼闊地域對外傳播；今日新聞根本是科技幻想的虛構產物。講明白一點，這完全是一種媒體活動。我們關切發生在世界各地的零星事件，因為我們擁有適於進行零星對話的多元媒體。沒有光速媒體的文化，類似以煙霧信號作為長程通訊主要途徑的文化，並不會有今日新聞。沒有媒體來創造形式，今日新聞就不存在。
　　
最平易的說法就是，這本書是在探究、哀悼美國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最重大的文化真相──印刷術時代式微和電視時代興起。由於這兩種媒體形式有著天壤之別，不可能傳達相同的概念，於是這種轉換便從根本徹底改變了公共論述的內容和意義。隨著印刷術影響消退，政治、宗教、教育，還有構成公共事務的一切內容都必須改變，並以最適合電視的表達方式重行塑造。
 
若前述觀點讓人懷疑是引自麥克魯漢的「媒體即信息」箴言，我絕不否認這種關連。（儘管有些尊貴學者紛紛與他畫清界線，其實要不是麥克魯漢，那些人恐怕都不會成名）三十年前初識麥克魯漢時我還在念研究所，他則是個默默無聞的英文教授。當時我就相信（如今仍這麼認為），他是承襲歐威爾和赫胥黎的傳統，也就是預見未來提出箴言，而我也一直遵奉他的教誨，堅信要透徹理解文化的最好作法就是關注文化的對話工具。在此我應該補充一點，當初還有一位先知激發我對這項觀點的興趣，他遠比麥克魯漢更偉大，而且比柏拉圖時代更早得多。年輕的我研讀《聖經》時就獲得啟示，看出不同媒體偏好特定的內容，從而得以支配文化。我指的就是十誡，其中第二誡禁止以色列子民製作任何具體形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麼形象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當時我和許多人同樣不解，為什麼這群人的神要採用這類訓誡，規定民眾該如何使用符號，或不得使用符號來表達他們的經驗。除非頒布訓誡的人假定，人類的溝通和文化品質有連帶關係，否則把這種禁令納入道德體系實在令人不解。我們或可大膽揣測，若是某個民族性喜繪圖或雕塑，或者習慣以具體圖像來表達思想，當他們受指示要信奉抽象的萬民之神，那種習性就會讓他們無法皈依新神。猶太上帝存在於《聖經》，也藉《聖經》存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概念，必須仰賴最高妙的抽象思維。於是圖像被貶抑為褻瀆，好讓新的上帝進入文化。我們的文字中心式文化正逐漸轉變為形象中心式文化，這時斟酌摩西誡令對我們或有裨益。不過就算我這種推想有誤，相信仍是十分中肯的明智見解。文化所能運用的傳媒，對該文化知識和社會要務的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波茲曼 Neil Postman，美國最前線的社會評論家和教育、媒體理論學家。他曾就讀於紐約大學佛瑞當尼校區以及哥倫比亞大學，擔任過紐約大學傳播藝術系主任，首創媒體生態學課程。他的想法平易近人使他在國際間頗富聲望，有其跟隨者。他也是一個具影響力及令人崇敬的教師，生而擁有無遠弗屆的智識。
　　
波茲曼約有二十多本著作。在教育方面的重要著作為《教育做為顛覆性活動》、《教育的終結》；童年方面為《童年的消逝》；語言方面為《瘋言蠢語》；新聞方面為《如何看電視》（與史蒂芬．鮑爾斯合著）；關於科技對於文化衝擊相關著作為《科技奴隸》。《娛樂至死》始終都是波茲曼最受迴響與最為廣泛閱讀的一本書，迄今已有十多個外文譯本。逝世於二○○三年十月，享壽七十二歲。

| 譯者簡介 |

蔡承志，第七屆吳大猷科普著作獎「翻譯類」金籤獎得獎者。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碩士，全職科普類書譯者。一九九四年起業餘投入翻譯，一九九九年轉任全職迄今，累計作品出版者近七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