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到1945年，戰火遍及四大洲，參戰多達數十國，
死亡人數高達7000萬，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這場戰爭
是如何形塑我們對恐懼的想像、對自由的渴求，以及如何改變了人類的未來

二戰史權威、赫塞爾－提爾曼歷史圖書獎得主最新力作
《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姊妹作品
安東尼．畢佛、詹姆斯．霍蘭德等諸多二戰學者　一致推薦
Amazon 4.2分、Goodreads 4.2分、豆瓣讀書9.0分　讀者高分評價

【內容簡介】
《恐懼與自由》是《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的姊妹作品，本書利用二十五位大人物、小人物的生命故事，描繪一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上都面臨巨變的世界。

一九四五年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共造成七千萬人死亡、數億人流離失所，精神上和財產上的損失則無法估計。這場戰爭為世界帶來的變化，既是毀滅性的，也是建設性的。戰後，人類在焦土上構思著新秩序、新格局、新未來，試著將自由的理念、烏托邦般的想望、永世和平的企盼，傳達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但理想總是不敵現實，不管是資本主義與共場主義的扞格，還是國族與國族、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齟齬，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終究無法使眾人團結一心，追求自由的同時卻也播下了恐懼的種子。恐懼與自由，是創造戰後世界最重要的兩股力量。

恐懼，甫因為兩顆原子彈而結束大戰的世界，卻深陷美蘇兩國劍拔弩張的冷戰局勢，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人們都相信，下一回的大戰將超出文明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超出人類可否持續存在的限度。人們都知道，下一場全球戰爭恐怕會導致實際上的末日，而非象徵上的末日。

自由，戰後世界各地的人們急於從納粹主義、史達林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各種壓迫力量解放出來，美國總統小羅斯福甚至提出四大自由的未來願景：人人都應擁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全然地擁抱自由卻也意味著完全的責任，人類總在「渴求自由」與「逃避自由」間擺盪著，至今依舊如此。

二戰雖已結束七十餘年，但留下來的爭議與遺產，仍在持續影響著全人類的未來。
 
| 目錄 |
作者對於亞洲人名的說明
引言

第一部　神話與傳說
第一章　世界末日
第二章　英雄
第三章　妖魔
第四章　殉難者
第五章　世界的起始

第二部　烏托邦
第六章　科學
第七章　計畫烏托邦
第八章　平等與多元
第九章　自由與歸屬

第三部　一個世界
第十章　世界經濟
第十一章　世界政府
第十二章　世界法律

第四部　兩個超級強權
第十三章　美國
第十四章　蘇聯
第十五章　世界兩極分化

第五部　二百個國家
第十六章　一個亞洲國家的誕生
第十七章　一個非洲國家的誕生
第十八章　拉丁美洲的民主
第十九章　以色列：典型國家
第二十章　歐洲國族主義

第六部　一萬片碎片
第二十一章　創傷
第二十二章　損失
第二十三章　流亡者
第二十四章　民族全球化
結語
 
 
| 內容節錄 |
引言
 
「我這一生從來不曾快樂過。」在我採訪她的時候已經八十多歲的喬治娜．桑（Georgina Sand），如此總結自己的一生。「我從來不曾真正屬於哪個地方。要是我在英格蘭，我仍然會覺得自己是個流亡者。即使到了現在，我還是會被問到我從哪裡來──我得對其中一些人說，我在這裡度過的日子比你們的人生更久。但我在維也納的時候，我再也不覺得自己是奧地利人。我覺得自己是陌生人。歸屬感不存在了。」
 
外表看來，喬治娜顯得優雅而自信。聰穎又博學的她從不畏懼表達意見。她也很容易發笑，不只是笑世界的荒誕，她也常笑自己，以及家族的怪僻與反常，而她發現這些怪僻與反常令她無限喜愛。
 
她知道自己有很多事值得感恩。五十多年來，她與兒時的心上人華特（Walter）結髮，先是生下了子女，然後是令她十分自豪的孫兒。她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藝術家，自從丈夫去世後，她在英國和奧地利都辦過展覽。她過著多數人都會覺得舒適的生活，住在倫敦南岸（South Bank）一間龐大而氣派的公寓裡，可以俯瞰泰晤士河，看到對岸的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 Cathedral）。
 
但在她輕鬆的微笑，在她的成就、優雅，以及一切明顯舒適的生活條件之下，卻是不穩固的基礎：「我有許多不安全感。我一直都有……我的人生是沒完沒了的憂患……比方說，我總是對子女過度焦慮。我總是擔心我會失去他們，或發生別的事情。就算是現在，我還是會夢到我在什麼地方丟失了他們。不安全感一直都在……我兒子說，我們的屋子裡總是有股暗流──一股不安的暗流。」
 
她對這份不安的來源回答得毫不含糊。她說，這來自她和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的事件──她毫不羞怯地將這些事件說成是「創傷」。戰爭巨大且不可挽回地改變了她的人生，戰爭在她身上留下的記憶至今仍糾纏著她。但她覺得有義務說出自己的故事，因為她知道，戰爭不只影響了她的人生，也影響了她的家人和社群。她也意識到，她的故事在更廣大的世界裡會引發迴響。她所經歷的這些事件，在整個歐洲及歐洲以外的地方改變了千百萬人的生命。她的故事以一己棉薄之力，成了我們這時代的象徵。

＊＊＊
 
喬治娜在一九二七年末生於維也納，當時這座城市喪失了帝國中心的地位，正在苦苦追尋著新的身分。當納粹在一九三八年開進維也納，人們歡呼喝采，想像著自己本該擁有的偉大重新降臨。但喬治娜身為猶太人，卻沒有慶祝的理由。沒過幾天，她在學校就被要求坐到教室後排去，她的幾位朋友也告訴她，他們的父母不准他們跟她說話。她親眼見到猶太人的商店櫥窗被塗寫反猶標語，正統派猶太人則在街上被騷擾。有一次，她看見一群人包圍著幾個猶太男人，逼迫他們把人行道上的唾液舔乾淨。「四周的人們都在笑著催逼他們。好可怕。」
 
喬治娜的家族還有其他理由對納粹來臨感到焦慮：她的父親是堅定的共產黨員，當時已經遭受政府監控。他判斷新環境實在太危險，於是悄悄地消失──他去了布拉格。幾個月後，喬治娜和母親也跟隨他的步伐。她們假裝要到鄉間野餐，收拾了一些隨身物品，乘坐火車到邊界，由一個「長相怪異的男人」將她們偷運進了捷克斯洛伐克。
 
往後一年，一家人在布拉格同住於祖父的公寓裡，喬治娜也很開心；接著納粹又來了，整個過程重來一遍。她父親再度藏匿起來。為確保她的安全，喬治娜的母親為她報名加入了英國的一項新措施，旨在搶救易受傷害的兒童逃出希特勒掌控──該計畫名為「兒童救援」（kindertransport）。她的祖父去過英國幾次，他說她會和一個富有人家同住在豪華的大房子裡。她母親對她說，她很快也會前來相聚。於是十一歲的喬治娜搭上火車，被送往英國，在陌生人中間生活。即使她當時還不知道，但她和母親卻就此永別。
 
喬治娜在一九三九年夏季某天抵達倫敦，滿心興奮，彷彿要開始度假，而不是開始新生活。沒過多久，興奮就消磨殆盡。她被送去的第一個監護人家庭，是在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的一個軍人家庭。他們看來冷漠而不苟言笑，尤其是母親。「我想她要的是一個可愛的小女孩，你知道，因為她有兩個兒子了。但我總是在哭，因為我想念我的家人。」
 
她從那兒又被送去雷丁（Reading），和一對年紀很大的夫婦，一同居住在一個貧窮區域裡的一間潮濕而年久失修的房屋──實際上是個貧民窟。「（當局）就把我拋棄在那兒。名副其實拋棄了我。我想他們一定有給這對夫婦一些生活費，但他們沒有能力照顧我。我非常、非常不快樂。他們有一個孫子，是個惡霸──他是個成年人，也住在這間屋裡。他試圖跟我做令我不舒服的事……我好怕他。」
 
隨後半年，她的手臂下方長了膿瘡，而且愈來愈害怕被那個孫兒注意到。她最後被父親救了出來，父親不知怎地設法偷渡到了英國，這時前來接她。但她父親也不能照顧她多久，因為英國政府懷疑說德語的人，要把她父親作為潛在的敵國僑民關起來。於是她再次發現自己置身於陌生人中間，這次來到了英格蘭南部海岸。
 
成為她青少年時代特徵的一連串顛沛流離從此開始。她很快就因為敵軍入侵的威脅而從南部海岸疏散。她在湖區（Lake District）度過一陣子，然後在威爾斯北部就讀寄宿學校，直到一九四三年秋天返回倫敦和父親同住。她不曾在同一個地方停留超過一兩年，而且對英國人產生恐懼感，他們似乎全都不曾真正理解或關心她。
 
戰爭結束時，喬治娜十七歲。她最大的願望是和母親團聚。她回到布拉格，設法找到了姨媽，但母親卻不見蹤影。姨媽告訴她，家族中有多少人被圍捕，送到特雷辛（Thereisienstadt）集中營。喬治娜的母親被送上了開往奧許維茲（Auschwitz）的火車，幾乎確定喪生在那兒。
 
這些事件直到今天都困擾著喬治娜：一再被迫遷居、失去母親、戰爭及其餘波的焦慮和不確定，以及隨時存在於背景，卻從未被完全確認的暴力威脅。儘管她從一九四八年起就定居倫敦，她卻無法忘懷十歲到二十歲之間，成為人生特徵的十年持續斷裂。不可否認，這樣的生活無限好過另一種情境，但她要是留在中歐會有什麼遭遇的想法卻無法撫慰她。她不忍回想死在集中營裡的家人和朋友遭遇過什麼，卻又無法逃避不去想他們。即使到了今天，她還是無法讓自己觀看猶太人在戰時被驅逐的影片，因為懼怕在受難者中看見自己的母親。
 
她也被原先可能擁有的一切所困擾：「我去維也納的時候，還有我以前到德國拜訪姨媽，諸如此類的時候，我看見全家人──健康、美麗的家庭，有著年幼的孩子。我不滑雪，但我們有時會到山上去，你知道，我看他們滑雪，看著孩子們，他們全都說德語，全都精力充沛。而我想著，我本來可能會有更好的生活。我本來會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在一個更安穩的環境成長。而且當然知道我屬於哪裡。我從來不曾真正屬於任何地方。」
 
＊＊＊
 
我對喬治娜的故事有三重興趣。首先，身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果的歷史學者，我蒐集故事的積習難改。喬治娜只是我為本書蒐集的二十五個故事之一，每章一個故事。有些是我經由訪談或電子郵件通信親自蒐集的，其他則從檔案文獻或已出版的回憶錄中採集；有些是知名人士的故事，其他人物則只有他們的親戚朋友才知道。反過來說，這些故事又只是我從成千上萬個，又或許千百萬個構成人類社群歷史的個人故事中，篩選出數百個故事的一小部分抽樣。
 
第二，更重要的是，喬治娜是我太太的親戚，因此也是我家族的一分子。她要告訴我的這些事，讓我理解了家譜的那一部分──他們的恐懼與焦慮、他們的執迷和渴望，其中有些默默地傳遞給了我太太、我本人，還有我們的子女，幾乎有如潛移默化。沒有哪一份個人經驗只屬於他自己──它是聯結家族與社群的網絡的一環，喬治娜的故事也不例外。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至少在本書脈絡裡，她的故事有些象徵意味。就像喬治娜，其他數十萬（在大戰中倖存的）歐洲猶太人從自己的家園流離失所，散布於全球各地。今天，從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到海參崴（Vladivostok）的每一個大城市裡，都能找到他們和他們的後裔。就像喬治娜，還有千百萬德語人口，總計可能多達一千兩百萬人，也在戰後的混亂中被迫離鄉背井，流亡外地。她的故事不只在歐洲得到迴響，也在中國、韓國和東南亞獲得共鳴，這些區域同樣有數千萬人流離失所；還有北非和中東，戰爭期間各方大軍在當地的往復爭奪，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擾亂。同樣的迴響也能在日後衝突的難民故事裡聽見，即使微弱了些，例如韓國、阿爾及利亞、越南和波士尼亞──這些衝突的根源同樣可以回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們被傳遞給了難民的子女和他們所屬的社群，一如喬治娜和親戚朋友分享自己的記憶，如今也被編織進了全世界民族與離散的這套構造之中。
 
對於像喬治娜這樣的人們所經歷的事件研究得愈多，這些事件的後果看來就愈深刻和愈廣泛。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只是另一次危機，它直接影響到的人數多過歷史上任何其他戰亂。超過一億名男女被動員，這個數目輕易讓先前任何一次戰爭的參戰人數相形見絀，包括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世界各地的數億公民也被捲入衝突之中──不僅作為喬治娜這樣的難民，也作為工廠工人、糧食或燃料的供應者、慰安與娛樂的提供者，以及俘虜、奴工和攻擊目標。現代史上第一次，喪生的平民人數遠超過軍人，不只是多了數百萬，而是多了數千萬。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倍。在每個死者之後，都有數十人被隨著戰爭而來的巨大經濟及心理動盪所間接影響。
 
世界在一九四五年掙扎復原之時，整個社會都被轉變了。從戰場瓦礫堆裡產生的全新景象，與過去存在的景象截然不同。城市換了名字，經濟體換了貨幣，人們改變了國籍。數百年來始終由同族人組成的社群，突然湧入了各種不同國籍、種族、膚色的人──像喬治娜這樣找不到歸屬的人。整個民族被解放或受到新的奴役。帝國瓦解了，同等輝煌和殘酷的新帝國取而代之。
 
為戰爭尋找解藥的普世渴求，催生了前所未見的新思想與新發明浪潮。科學家夢想運用新科技（許多技術發明於戰時）讓世界成為更好、更安全的地方。建築師夢想在舊城市的瓦礫堆上打造新城市，提供更好的住宅、更明亮的公共空間，讓人們更加滿足。政治人物、經濟學家和哲學家想像著平等主義社會，由中央計畫並有效營運，實現所有人的幸福。新政黨和新道德運動到處湧現。其中一些改變奠定於先前的動盪所導致的思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或俄國革命，另一些改變則是全新的；但即使舊有的觀念在一九四五年之後，也以其他任何時候都無法想像的速度和急迫性得到採用。這場大戰勢不可擋的性質，獨一無二的恐怖暴力和空前的地理範圍，在在創造出了一種對改變的渴望，比起歷史上其他任何時候都更為普遍。
 
掛在每個人嘴上的關鍵詞是「自由」。美國的戰時領袖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他與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會商而擬定的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也提到了所有人民選擇於其治理下生活之政府形式的自由。共產黨人說起了不受剝削的自由，經濟學家則談論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而在大戰過後，某些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和心理學家，則論述了作為人類境況根本的更深層自由。
 
這樣的呼聲傳遍了全世界，就連遠離前線戰鬥的國家也不例外。早在一九四二年，未來的奈及利亞政治家金斯利．歐尊巴．穆巴迪韋（Kingsley Ozumba Mbadiwe）就要求戰爭一旦勝利，自由與正義必須延伸到殖民地世界。他寫道：「非洲不會接受自由之外的任何獎賞。」聯合國某些最熱心的創始會員國是中南美洲國家，它們展望一套「不義與貧困從世界上排除」的國際體系，以及一個「所有民族不分大小」都能「平等合作」的新時代。改變之風到處吹起。
 
按照美國政治家溫德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氣氛遠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更具革命性。他在一九四二年環遊世界後回到華盛頓，受到世界各地男女奮力掙脫帝國主義、收回人權及公民權，並建立「受到獨立與自由振奮的……新社會」的行為所鼓舞。他說，這令人極為興奮，因為每個地方的人民似乎都得到了新的信心，認為「他們有了自由什麼都能做到」。但他也坦承，他發現這樣的氣氛令他感到不小的驚恐。人們似乎無法一致同意一個共同目標。要是在戰爭結束前還無法達成這點，威爾基預測，維繫同盟國陣營的合作精神將隨之瓦解，首先引發戰爭的同樣一些不滿也將捲土重來。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種下了新的自由種籽，也種下了新的恐懼種籽。戰爭一結束，人們又開始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先前的盟友。歐洲強權與其殖民地之間、右派與左派之間，以及最重要的，美國與蘇聯之間再次進入緊張狀態。每個地方的人民才剛見證過史無前例的全球大災難，又開始擔憂更大規模的新戰爭即將來臨。喬治娜．桑描述的那股「不安的暗流」，在一九四五年後成了普遍現象。
 
從這方面來說，喬治娜．桑在戰爭過後一段時間的故事，或許也很有象徵意義。宣告和平之後，她返回布拉格，盼望找回兒時失去的那份歸屬感；但當她找不到歸屬感，她轉而盼望能夠從頭創造。她再次見到了兒時就認識的華特，並與他相愛。她結了婚、交了朋友，準備定居下來。她懷抱年輕人的一切樂觀，想像未來只會是一片光明，即使戰爭的陰影仍頑強籠罩著她的人生。就算得知母親遇害之後，她仍真心相信自己能把戰爭年代的痛苦拋在腦後，因為她想要向前看，想要改造自我。她想要自由。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齊斯．洛韋Keith Lowe，全職作家和歷史學家，曾於曼徹斯特大學學習英語文學，也曾擔任十二年的歷史圖書編輯。他被公認為二戰史的權威，經常在英國和美國的電視廣播上發表意見。至今他的作品被翻譯為德文、瑞典文、日文、塞爾維亞文、法文、義大利文等二十多種語言。著有《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

相關著作：《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充滿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

| 譯者簡介 |

蔡耀緯，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譯有《偉大的俄羅斯回來了》、《起源的故事》、《大歷史》、《當上帝踩到狗屎》、《恐懼如何被操弄》、《暗渡文明》、《間諜、虐待狂與巫士》、《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平凡的美德》、《1921穿越福爾摩沙》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