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無人弔唁的生命】
 
戰爭持續進行——這並非僅止於譬喻，而是此時此刻、日以繼夜正在發生的事實。
透過巴特勒的詰問，我們也許會驚覺自己用以思考的框架——將某些生命視為「可活的」、「可弔唁的」；哪些是不值得活的、甚至從來沒有活過的「生命」，這些「戰爭的框架」究竟如何產生作用。
而恰恰是當我們清楚意識到這一點，也許事態就有可能出現縫隙，成為造成改變的起點。

《戰爭的框架》平裝版於二〇一〇年集結出版。面對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戰火，美軍在關塔那摩灣與伊拉克的虐囚照片曝光流出、「第一世界」公共知識分子為了該如何回應英美霸權與開啟戰火而辯論不休，種種「震驚」讓巴特勒寫下這幾篇文章。儘管世界局勢變化快速，但戰爭、性政治與宗教不寬容依舊是今日社會的重大分歧與嚴重課題，巴特勒的評論言猶在耳，需要我們細讀審思。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女性主義經典《性／別惑亂》、政哲《非暴力的力量》作者，當代西方公共領域重要異議之聲
後九一一時代的政哲思考／評論集萃
 
※ 當重大社會事件襲來（例如國家軍隊發生虐囚事件、虐待照片廣為流傳），知識分子該如何思考與介入？
※ 社會因爭議性公共議題而爭論不休（例如以民主之名的「民主國家」、進步的性政治、與伊斯蘭宗教規範之間相互衝撞），哲學家能向我們提供什麼獨特細微的切入點與討論議程？
※ 而我們，在這個數位媒體的攝影時代，能如何重新構思「框架」，辯詰我們身處世界的生命政治與時間性？
※ 當代世界該如何在「肯認」、文化多元主義與身分政治的討論之上，不讓討論陷入僵局？
 
本書主要由五篇回應當代戰爭的文章組成，聚焦於呈現我們的情感和倫理傾向是如何受到選擇性的差別框架所規範。延續作者在後九一一時代的思考主題，更進一步探問且主張：若某些生命沒有一開始就被認識為生命，其傷痛或消逝也就不會為人所認識；如果特定的生命不被稱之為生命，或更根本的、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在特定的認識論框架中被視作生命，這些生命便不曾完全地活過，遑論消逝。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天都在無數新聞中瞥見逝去的生命，而這些生命往往以數字表示。故事日復一日不斷上演，似乎永無止境且無可挽救。然而我們除了必須理解戰爭罹難者的危脆性（precarious），也希望將肯認（recognize／recognition）的概念與戰爭帶來的損失相連結，並進一步提出倫理和政治上的異議，那我們該如何思考、必須做些什麼？由此便引發諸多基本且斷難以迴避的問題：框架的結構是如何生產情感？情感與倫理、政治判斷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究竟為何？
 
| 目錄 |
 
＊平裝版導論
＊導論：危脆的生命、可弔唁的生命
＊可存續性、脆弱性、情感
＊刑求與攝影的倫理：與桑塔格一起思考
＊性政治、刑求與世俗時代
＊以規範性為名的非思
＊非暴力主張

特別收錄：譯者解說
 
| 內容節錄 |
 
【摘錄一】出自〈可存續性、脆弱性、情感〉
 
有幾種方法能探問戰爭時期的「我們」到底是誰，其一是問哪些生命被視作有價值且受人哀悼的，而哪些生命又被認為是不可弔唁的。我們可以將戰爭想為把人口分成「可弔唁」與「不可弔唁」的生命。我們無法哀悼不可弔唁的生命，因為它從未活過，從未被算作生命。許多人之所以發動戰爭，是因為要保護特定共同體的生命，並藉此反對其他人的生命──即便這意味著奪走他人的生命。從這觀點來看，我們便可以看出全球人口是如何被劃分為「可弔唁」與「不可弔唁」的生命。在九一一事件過後，我們在媒體的圖像中看到許多逝者的照片，一旁還有他們的名字、故事、家人的反應。公開弔唁的目的是為了讓這些影像成為民族偶像（iconic），相較之下，非美國國民顯然就不那麼受公開弔唁，非法勞工就更不用說了。
 
公開弔唁的差別分配是具有極重大意涵的政治議題。至少從安蒂岡妮決定違逆國王的律令、公開哀悼其兄長時，便是如此。各國政府為何如此迫切地規範並控制可弔唁與不可弔唁的生命呢？在美國愛滋感染危機開始的前幾年，公開的守夜活動（public vigils）以及名冊計劃（Names Project）讓人不再將愛滋造成的死亡與公共羞恥一同聯想，這種羞恥有時與同性情慾（homosexuality）相互連結，尤其是肛交，而有時則與毒品和雜交想在一塊。展示出姓名、將生命的某些殘餘部分繡在一起、公開展示並承認生命的逝去等作法，對國家而言皆有所意涵。如果死於當前戰爭的人也以如此公開的方式接受弔唁，那會發生什麼事？為什麼當局者沒有公開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包含被美國殺害的人）的姓名？為什麼我們永遠看不到他們的影像、姓名與故事，從來沒有看到其生命已然碎解的證明，永遠看不到、觸摸不到，也不會知道他們到底是誰。即便我們不可能將每條受戰爭摧殘的生命都獨一化（singularize），我們仍然有方式記錄那些遭受傷害與摧殘的人口，同時避免將其完全吸納至偶像般的象徵性運作。
 
公開弔唁與憤怒息息相關，而且是直視不正義或難以承擔的逝去時產生的憤怒，而這種憤怒有極大的政治潛能。這也許是柏拉圖要將詩人逐出城邦的原因之一。柏拉圖認為，如果公民太常觀看悲劇，就會替他們所見的逝去感到難過，而這種公開哀悼會擾亂靈魂的秩序與位階，也會打斷政治權威的秩序與位階。無論我們談論的是公開的弔唁或是憤怒，我們所談的都是情感回應，而情感回應受到權力制度高度規範，有時甚至取決於公開的審查制度。在美國於伊拉克與阿富汗直接參與的當代戰爭中，我們能清楚看見情感是如何被規範以支持戰爭，甚至以更特定的方式被用來鼓吹民族主義的歸屬感。阿布格萊布監獄的照片起初在美國流通時，保守的電視名嘴皆認為把這些照片展示出來是件非常「不美國」的事。我們不該看到美方犯下刑求罪的圖像證據。我們不該知道美國破壞了國際公認的人權。展現出這些照片很不美國，而若在艱困的環境下緩慢搜集資訊、理解戰爭是如何運作的，這也很不美國。保守方的政治評論家比爾．歐萊利（BillO’Reilly）認為，這些照片會創造出美國的負面形象，而我們有義務營造出美國的正面形象。唐諾．朗思非德（Donald Rumsfeld）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認為將這些照片展示出來是「反美國」的。當然，這兩人都沒有想過，美國公眾也許有權知道美國軍事活動事務，或以民主傳統中的參與和審議制度為根柢，有權在罪證確鑿的情況下對戰爭進行評判。所以，這些人到底說了什麼？在我看來，此類案例中，想要限制影像力量無異於想要限制情感與憤怒的力量，因為他們清楚知道，情感能夠、也會使公眾反對伊拉克戰爭，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究竟哪些生命被視作可弔唁、應當受到保護、屬於應受尊敬的權利主體？這個問題又再一次帶我們回到情感問題。情感是如何被規範的？我們說情感遭受規範時，到底是什麼意思？人類學家塔拉．阿薩德（Talal Asad）近期寫了一本關於自殺炸彈攻擊的書，他首先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在遇到國家發動的暴力事件時，我們不總是會感到恐懼與道德反感，但看見自殺炸彈攻擊時卻會出現這些感受？
 
他之所以這麼問，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這些暴力所採取的形式都是一樣的，更不是說我們應該要對兩者都產生同樣的道德憤怒。他好奇，我也好奇：為何我們的道德回應（首先採取情感形式的道德回應）隱約受到特定詮釋框架所規範？他的命題是，對於特定條件下逝去的生命，我們會產生恐懼與道德反感，但對其他條件下逝去的生命則不然。例如，如果某人在戰爭中殺人或遭受殺害，而戰爭是由國家所發動，且我們認為國家具有合法性，那我們就會認為死亡是令人惋惜、難過且不幸的，但不會因此認為這從根本上來說是不正義的事情。根據阿薩德的說法，在同樣的情況下，若是被認為非法的叛亂團體犯下了暴力罪行，我們的情感就難免會發生改變。
 
在我看來，身體是我們遭逢諸多觀點的場所，但這種種觀點並不一定屬於我們自己。他人是如何與我遭逢並使我延續下去的，這從根本上便奠基於這副身軀所處的社會與政治網路。他人如何看待並對待我、其看待與對待是如何幫助這條生命或使其不可活等，也是一樣的道理。因此，我用以理解我自己或我的可存續性的性別規範，並不僅是我自己製造出來的。我試著判斷我究竟是誰的時候，早已處在他者的掌控之中。在行使我的能動性時，我早就處在我從未選擇的世界之中。那麼，隨此論證而來的是，特定種類的身體會比別種身體顯得更為危脆。支持或同意「人命」是值得保護、庇護、活、哀悼等的概念，取決於該身體的形式為何，或大致屬於哪種形態學。這種種規範架構事先奠立了哪種生命才是值得活的生命、哪種生命值得保存，以及哪種生命將來值得接受哀悼。這類生命觀遍及當代戰爭，且悄悄地正當化當代的戰爭。生命被劃分為「代表某類國家的生命」以及「代表以國家為中心的自由民主國家（state-centered liberal democracy）的威脅」，這樣一來，便能有正當的理由以某些生命之名來發動戰爭，而在戰爭中摧毀其他生命時，也能以此替自己提供正當的辯護。
 
這種分裂具備許多功能：建構出對依存的拒認（disavowal）並排除對普遍化的危脆條件之肯認，繼而否定其社會意涵與政治意涵，不認為相互依存是普遍化的條件之一。即便並非所有形式的危脆性都是透過社會與政治安排而生產出來，以平等主義的進路極小化危脆性的條件，仍是政治的任務之一。戰爭正是極小化某些人的危脆性並同時極大化其他人的危脆性。我們能否對此做出憤怒的回應，取決於我們是否領會到有價值的生命在戰爭中受到傷害或失去性命，且沒有任何效益主義的計算方式能讓我們度量這些生命的極貧（destitution）及逝去。但如果我們是社會性的存有者，而我們的存續有賴於對相互依存的肯認（這種肯認並不一定奠基於知覺到彼此的相似性），那麼，我就不是作為孤立且有邊界的存有者而存續，反倒該說我的邊界讓我暴露於他者，且這種暴露是時而自願時而非自願的（有時則兩種同時發生）。換言之，這種暴露正是社會性與存續的條件。
 
「我是誰」的邊界正是身體的邊界，但身體的邊界卻從來就不完全屬於我。大多時候，存續奠基於身體那建構出來的社會性（constitutive sociality of the body），而非既定的自我邊界（boundary to the self）。然而，一旦從表面與深處皆將身體構思為「社會性的」，身體便成為存續的條件，也是在特定社會條件之下危及我們的生命及可存續性的物事。不同形式的物理強迫正是加諸於身體的非自願強迫力（unwilled imposition of force）：受到制約、窒息（gagged）、遭強制暴露、儀式性的羞辱。那麼，我們也許需要探問，對於物理脆弱性被以此方式利用的生命而言，該如何解釋其可存續性？當然，身體從不完全屬於自己、並非有既定邊界且自我指涉，這則事實是熱切的遭逢（passionate encounter）、慾望、渴望、提問（address）以及提問的可能等諸項條件，活著的感受（feeling of aliveness）正是奠基於此。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政治哲學以及倫理學等。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辭學與比較文學系。自耶魯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後，開始從事後結構主義和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研究，被認為是「現代政治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主義理論家之一」。著作包含《性∕別惑亂》（又譯為《性別麻煩》）、《身體之重》、《消解性別》、《欲望的主體》、《危殆的生命》與《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場域中的倫理》等。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巴特勒參與了學術界連署，讉責香港警察的暴力行為，並促請香港政府捍衛學術自由，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 譯者簡介 |
 
申昀晏，高雄人，目前在西子灣讀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