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透析從古至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生存智慧
一部與國家打交道的中國日常政治史
 
★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 宋怡明教授 潛心力作★
★美國《選擇》2018年度傑出學術著作獎★
★中研院史語所李仁淵助研究員審訂＋導讀★
 
　　本書敏銳而有力地融合微觀與宏觀歷史，在時間長河中探索人們如何在表面的順從下進行抵抗。——詹姆斯・斯科特／政治人類學家，著有《不受統治的藝術》、《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
 
　　《被統治的藝術》以明代沿海衛所為背景，剖析承擔兵役義務的軍戶家族如何擬定種種策略陽奉陰違，趨利避害。他們既未公然挑戰權威，亦非順從遵守律法，而是在反抗與服從之間遊走，不斷對以下問題進行權衡與決策：何時被統治、如何被「最恰當地」統治、如何讓被統治的利益最大化又讓付出的成本最小化──運用「被統治的藝術」。
 
　　本書分成三部分，分別講述福建軍戶在原籍、衛所和軍屯的日常生活。歷史學家宋怡明親身走訪田野，挖掘大量族譜、地方志、口述史等民間史料，結合微觀的鮮活案例與宏觀的嚴謹分析，完成這部關注一般常民大眾的社會史傑作。
 
　　「百姓如何操縱體制、為何要這麼做、為此動用哪些資源、操縱體制的方式如何重塑他們的社會關係……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承認百姓有能力知悉自己與國家的關係，並應付自如。換句話說，他們有能力創造自己的歷史。」──宋怡明
 
 
| 目錄 |
 
導讀 李仁淵
臺灣版序

登場家族

悲苛政一門入軍戶 歎淒涼三子死他鄉
導論 明代中國的日常政治

第一部 在鄉村
服兵役賢弟勇代兄 分家產幼子竟承嗣
第一章 徵兵、軍役與家庭策略

藏禍心惡少誣富族 噤蜚語軍叔訪故親
第二章 士兵與親屬的新社會關係

第二部 在衛所
亂海疆倭寇混真假 犯走私官匪淆黑白
第三章 沿海衛所與海上走私

結連理戍兵入鄉俗 辦衛學軍官傳書香
第四章 衛所裡的新社會關係

第三部 在軍屯
遭構陷家門逢厄運 詛書吏屯卒雪冤情
第五章 軍屯內的制度套利

施巧計軍戶取民籍 聯鄉誼一廟奉二神
第六章 屯軍與百姓社會關係之處理

第四部 餘 音
認同宗異姓成親族 作始祖關帝顯神威
第七章 明代軍事制度的遺產

結論

致謝
注釋
參考文獻
圖片出處
 
 
| 內容節錄 |
 
當代的迴響／影響：重游平海
 
我們今天依然在中國聽到的一句老話「陽奉陰違」，很好地概括了本書所討論策略的精髓。碰巧的是，這句老話的早期出處之一是明末一篇關於徭役的奏疏──儘管今天使用這句話的人大多不知道這一點。 當代中國「陽奉陰違」的事例多不勝數。許多在改革開放初期發家的中國暴發戶都從事制度套利，他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購買各種東西，又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以更高的價格出售這些東西（這裡所指的是狹義的、在當代帶有負面色彩的「制度套利」）。明代福全所的蔣繼實與他同夥的水師軍官在一九八〇到九〇年代的中國海軍會感覺回到家一樣，在那裡走私及與走私者合謀相當盛行。
 
我在上文的三點觀察當中──關於契約、非正式組織以及國家語言的使用，至少第三點似乎在某種程度上適用於當今中國社會。我和中國人談起這個課題時，他們往往最關注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百姓依然有意利用國家語言包裝他們的政治訴求；時至今日，他們仍這麼做。 舉例來說，在中國某些地區，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重修的一些地方廟宇同時充作「老人娛樂中心」和「民俗研究所」。高丙中解釋，當百姓重修法律地位模糊的寺廟時，他們同時會故意創造出一個地位明確合法的社會組織。他把這個現象稱為「雙名制」。籌建寺廟的人利用某個監管制度（如負責管理老人活動或民俗研究的機構）來確保另一種活動（如民間宗教）可以得到授權。魏樂博（Robert Weller）進一步闡發了這個觀點，提出「盲眼治理模式」（blind-eyed governance）的概念：有些社會形態和行動嚴格來說是違法的，但政府依然容忍它們的存在。一言以蔽之，就是對這一切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他主張，官員對處於法律灰色地帶的行為視而不見，實際上是當代中國政治的一項基本原則。 但是，它也是明代官府依賴非正式管理手段在當代的寫照。
 
古今中國社會在語言實踐上的另一個相似之處，在於當代抗議的手段。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批評了「當代抗議行動反映出公共論述正處於萌芽狀態的權利意識」的觀點，主張所謂的「權利意識」實際上是「規則意識」。抗議者清楚瞭解「照著規則玩的重要性……採用國家語言來表明個人的抗議行動並沒有質疑中央政府統治的合法性」。 促使高丙中、魏樂博和裴宜理提出他們理論方面的見解的那些爭議課題，如家庭教會、環境保護等等，在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中並沒有明顯的對應物。但看到地方社群為了自身利益而進入、操縱並扭曲國家體制，不難想到古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日常政治可以有很有趣的對應。裴宜理寫到中國的抗議者只是「鸚鵡學舌般」重複國家的語言，就如許多其他地區的抗議者一樣。但是，我們也可以將語言的創意運用視為在地組織與中國國家共處之長久歷史中的一部分。花太多時間討論這些相似性沒有多少意義；「照著制度玩」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但是，考慮到帝國晚期普通百姓爭取並追求自身利益的方法，以及他們在沒有訴諸法律權益的情況下提出訴求的方式，仍影響當代中國的政治爭鬥，這些政治模式就不是某種永恆不變的文化下產生的原始遺存，而是他們長期與新舊國家政權互動之悠久歷史的產物。
 
至於明代日常策略與當代日常策略之間是否存在連續性，這是我無法給出肯定答案的問題。但是，毫無疑問，前者對社會制度和社會關係影響久遠。軍戶利用的策略所造成的影響並沒有隨著明王朝滅亡而消失，而這些影響的證據也不僅僅見於圖書館和檔案館。我們依然可以在中國農村地區看到它們留下的遺跡。
 
明代軍事制度將個人和家庭移到別處，迫使一些人離開他們所熟悉的社會環境，再把他們放到新的社會環境裡。這轉而激發他們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和新社群的努力；「解域化」催生了「再域化」。沒有擔任正軍的軍戶成員努力和擔任正軍的宗親保持聯繫──有時這種關係跨越千里之遙並維持好幾代人。士兵們一旦定居在衛所或軍屯，他們就加入或組織利益群體，且透過婚姻習俗、寺廟網絡、參加科舉制度以及主持其他活動，最終與其他士兵或原本的居民產生身分認同。因此，明代中國百姓的流動導致有些社群被拆散，又把許多之前相互隔絕的空間聯繫起來，同時使已有的社群經歷蛻變，並催生出許多新的社群。國家的干涉行動以及受其影響的人的反應，在社會空間的構築上引起轉變。即使在引起這些變化的制度早就被廢除之後，這些轉變依然持續，有些甚至延續到今天。透過把這些遺緒聯繫到導引它們出現的現象，可以看到帝制時代晚期塑造地方社會的這些過程。跟隨宮廟繞境路線或搜集宗族結盟歷史的證據，不只有助於我們瞭解遙遠年代的日常政治，還能夠將過去和當代的中國社會聯繫起來。
 
歷史學家為歷史中處於主宰霸權結構之外的人發聲時所受到的挑戰，有時以「底層人民能否發聲」的問題概括。 既然「底層」（subaltern）這個詞最初指的是下級軍官，對本書的研究對象提出這個問題豈不是再好不過？明代的底層／下級軍官能否發聲？本書利用的族譜、碑刻和其他家庭文書，可說是一種非常分散的檔案，這種檔案提供了非常豐富但低度利用的資源，讓學者可以研究中國農村的社會史。這些史料使我們有可能追溯普通百姓數個世紀以前的歷史。當然，我們透過文本聆聽族譜和其他史料中明代底層人民的聲音，並非沒有經過中介。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透過另一個方法聆聽明代底層人民的聲音。我在本書描述的遊神繞境在今天都是大張旗鼓、聲勢浩大的慶祝活動，隊伍裡往往有身穿旗袍的婦女、「炮車」和霓虹燈。但是喧囂之下有低語，在遊行隊伍往這邊而不是那邊轉彎之時，在甲村的婦女帶來供品而乙村的婦女沒有這麼做之時──如此安靜以至於容易被錯過。這都是明代士兵傳遞給我們的真切訊息。我們唯有透過地方史研究，才能接觸這些材料，建立這座檔案庫，讓我們有可能講述這個故事。我們必須到訪這些即使正在經歷劇變，卻依然執行這些儀式的社群，閱讀社群成員歷盡艱辛保留下來的材料，並聆聽本書提到的明代百姓的子孫講述的祖輩故事。
 
在平海，城隍再次開始一年一度的遊神繞境，如同幾百年來做的那樣。震耳欲聾的炮聲，令村民的耳朵嗡嗡作響；鞭炮的濃濃煙火，令村民眼睛流淚。繞境行經的道路已經被打掃乾淨，以保證儀式的純潔；現在則滴上了乩童的點點鮮血，他們刺傷和割傷自己，以顯示自己完全感覺不到疼痛。村裡的孩童四處亂竄，希望先睹為快；老奶奶們把他們拉到一邊，不要讓他們受到鬼神的邪氣影響。當村中壯丁抬著城隍以及象徵其權威的各種符號時，他們喚回了六百多年前城隍還沒成神之前，創建這座城鎮的情景。他們紀念並展示自己作為平海居民的身分認同以及他們有別於其他周遭村莊的獨特性。籌辦方很清楚，自己應該把遊神繞境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或「民間文化」，否則可能會被官方貼上「封建迷信」的標籤。無論是遊神會的籌辦方還是參與者，都微妙地紀念並展示著日常政治的一種特定形態──一種他們與中國過去、現在，可能還包括未來的普通民眾共有的「被統治的藝術」。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中國歷史學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國近代社會史學家。擅於利用歷史人類學和田野調查方法研究中國東南地區的社會史。著有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等書。
 
| 審訂者簡介 |
 
李仁淵，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社會與文化史。著有專書《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與多篇論文。
 
| 譯者簡介 |
 
鐘逸明，祖籍潮汕的新加坡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大學就讀於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就讀於牛津大學聖十字學院。研究興趣包括中國現代史和華人華僑史。譯有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尚未出版）。
 
| 相關資料 |
 
「倭寇」到底是哪些人？大部分史料的回答清楚而簡單：矮小的日本強盜。該專有名詞的使用，乃是試圖將含混複雜的問題簡化為族群衝突，將一個固定範疇強加於流動的群體和變動不居的行為模式之上。即使在當時，「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一再指出這個標籤並不準確。據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仲律估計，被指為「外國匪徒」的人當中，外國人真正所占的比例還不到十分之一，而另外十分之二的人可能來自明朝的藩屬國琉球。屠仲律急於闡明自己的觀點，以致數字統計有欠嚴謹。他繼續寫道，所謂「外國匪徒」者，半數實則來自浙江沿海地區，且其中多達百分之九十的人出身於福建三大沿海州府：漳州府、泉州府和福州府。「雖概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
 
認識到許多「倭寇」其實是中國沿海居民，只能部分地解決涉入人群的分類問題。將人群分類，不僅要看族群，還要看其行為方式。任何要將走私者、商人和強盜劃分清楚的嘗試，都將遭遇到實際上是同一群人同時在從事這三項活動的事實。如明人所觀察到的：「寇與商同是人也，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商人和走私者之間的界限是由政策建構出來的，並不取決於人本身。眾多當時知名的海盜主要從事非法的長途海上貿易，因此也是走私者。當時的南中國海處於沒有法律約束的自然狀態，想要經商乃至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須具備一定軍事能力。因此，商人也好，走私者也罷，無論世人從事的是合法貿易還是非法貿易，都必須擁有武裝力量。當時機到來，水手們眨眼間就可以停止貿易活動，轉而打家劫舍。他們劫掠的對象，既包括其他水手，也包括沿海的居民。（英文翻譯更加複雜化了這個問題。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指出，海盜「pirate」這個範疇是歐洲經驗的產物，但它被用來涵蓋中文在光譜上不同位置的詞。「倭寇」經常被譯為「pirate」，但他們並不像英文中的「pirate」那樣，主要活動在於劫掠合法船隻；他們生活在海上，登岸劫掠，抓取人質然後索要贖金，之後再跑回海上或近海的島嶼上。）
 
【書摘】《被統治的藝術》| 思想坦克 | 31/1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