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貧瘠的資源，創造最巨大的財富！
☆最邊陲的區域，孕育最現代的社會！
☆最複雜的族群，誕生最高效的政府！
 
小小彈丸之地，為何能躍居吞吐世界的大國？
新加坡的崛起，在於掌握了歷史潮流。
新加坡的成功，來自於海洋與人才！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只有七百多平方公里，約莫是台灣的五十分之一，人口五百四十多萬，不及台北加新北。然而，新加坡卻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航運、貿易、金融、教育中心。全世界每年有一半的海上貿易從新加坡旁邊的麻六甲海峽通過，其港口每年經手約五億噸的貨運，經濟實力、人類發展指數都是世界的前段班，人均GDP達72,000美金，是世界第三大、亞洲第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金融時報》稱它為「東方的蘇黎世」，《經濟學人》將其整體經商方便性評為全球第一。
　　
然而，這一切得來不易。當新加坡於1965年被馬來西亞「掃地出門」、被迫獨立時，沒有人看好它能在險惡的環境中生存。新加坡一無所有。沒有腹地，天然資源與勞動力不足。歷史短淺，種族、語言、信仰複雜，難以凝聚國家認同意識。資源匱乏、經濟停滯、外強進犯、內部族群衝突，隨時都有可能奪走這個新興國家的性命。但是，新加坡做到了。不僅成為赤道地帶最發達的城市，甚至躍升為世界級的小城大國。
 
新加坡成功的條件主要有二。其一是海洋。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位於從歐洲通往中國的貿易航路上的中間點，讓它成為船隻的補給、貨物的集結與分銷、水手休憩的首選地點。結合平靜無波的深水港，地理優勢使得它多年榮居全球最大貨櫃裝卸港口。
 
其二則是人的智慧與決心。從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史坦佛．萊佛士說服大英帝國從荷蘭人手中奪下它，發展為前進中國的貿易據點，一直到李光耀帶領新加坡走出「被獨立」的陰霾，邁向獨立自主。這一切靠的都是有遠見的政治家的苦心擘畫、堅強的意志，與劍及履及的行動力。
 
在《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一書中，全球海洋史專家約翰．培瑞教授從十四、十五世紀前開始，追尋曾經來過這裡的移民、海盜、商人與征服者的腳步，穿越大航海時代、英國統治、日本占領，直到獨立自治，描述這個擁抱多元民族與來自四面八方的貨物、資金與觀念的小島，如何在華人的經商頭腦與英國人的傑出統治下，發揮海洋優勢，締造在「第三世界的沙漠裡，創造第一世界的綠洲」的理想。
 
本書列舉多項新加坡崛起的因素，包括戰略地理位置、歷史巧合、多元文化、彈性又務實的政治決策、為了未來而選擇寬恕過往的罪行，以及廣納人才全力打造吸引國際投資的環境。誠如作者所言，新加坡不是烏托邦，但其故事精采動人，充滿希望。任何對東南亞、航海、全球商貿與領導力有興趣的讀者，《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是你絕對不容錯過的巨作。
 
專文推薦
 
　　香港觀點──沈旭暉（香港國際關係學者，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副教授）
　　新加坡觀點──林韋地（新加坡醫生、作家，季風帶文化創辦人）
　　馬來西亞觀點──莊仁傑（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馬來西亞華人）
　　台灣觀點──劉曉鵬（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按姓名筆劃排列）
 
 
| 目錄 |
 
新版推薦序 馬來西亞觀點：最熟悉的鄰居──新山人眼中的新加坡
推薦序（一）香港觀點：假如新加坡不算奇蹟，世上還有奇蹟可言嗎？ 
推薦序（二）新加坡觀點：小是新加坡最大的優勢，但它的心很大
推薦序（三）台灣觀點：偉大領袖出現的前後
序言 海洋的力量
第一章 在航海時代之前
第二章 海上強權的爭奪
第三章 遠東之后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帝國
第五章 世界大戰：雲霧、大雷和風暴
第六章 走在剃刀刀鋒上
第七章 被掃地出門
第八章 來到現在
第九章 邁向全球樞紐
謝詞
注釋
 
 
| 內容節錄 |
 
第二章　海上強權的爭奪
 
萊佛士與新加坡的誕生
 
一九三○年代有部膾炙人口的卡通，片中黃包車上的乘客告訴車伕，送我到「萊佛士」。黃包車伕很困惑，列出十來個可能的地點。今天，以萊佛士為名的地方可又更多了。在新加坡這個海洋城市國家，走到哪裡都有可能碰上湯瑪斯．史坦佛．萊佛士這個名字。自從羅馬神話人物羅慕路斯（Romulus）和雷穆斯（Remus）兄弟以來，有哪個偉大城市會如此以創始人的大名為各式各樣的地點命名呢？
 
在走過今天的中國城、政府行政區或新加坡河畔時，萊佛士的都市規畫依然清晰可見。他的肖像很多，他的名字無所不在，有萊佛士酒店、俱樂部、醫院、碼頭，也有一條史坦佛路，甚至新加坡航空公司班機還有萊佛士商務艙（直到二○○六年才改名）。在新加坡，他的名字毫無例外代表了高尚高檔。英國其他前殖民地都沒有像新加坡這樣，對舊日主子如此尊崇，南非航空公司的商務艙絕不會取名羅德（Rhodes）級、埃及航空公司也不會取名柯羅默（Cromer）級。
 
萊佛士本人一定會為他的盛名流傳青史感到陶醉。他作為象徵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他的實質成就。現在大家都曉得別人和他一樣貢獻卓著。
 
一八一五年，也就是英國和法國為印度和印度洋最後一次戰爭結束之後，「第二大英帝國」（a second Bristish empire）崛起。它的性質是「帝國的」，而以前以大西洋為中心的大英帝國則不然。舊帝國的同質性相當高，新帝國則涵蓋非常複雜的族裔和文化。這讓它足以與羅馬帝國相比，而英國人會喜歡此一對比。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締造者很有意識地自認是末期的羅馬人。作家、藝術家和建築師從古典羅馬取材，許多人流連於羅馬和英國成就兩者之間的相似。所有受過教育的人至少都略諳拉丁文。
 
但是私底下，英國人自認高出羅馬一等。他們的帝國橫跨全球，不只是稱霸地中海一隅，也堅持以更高的道德標準作為行為準則。
 
萊佛士去世多年後，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人才將他納入為帝國效命的崇高典範。他有一尊半身肖像，身穿類似羅馬元老的服飾。鑒於他喜歡自命為高人一等的「羅馬總督」，加上他的第一位傳記作者（也是他的遺孀）試圖強化此一形象，這裝扮看起來特別適合。萊佛士永遠蓄勢待發，預備好在歷史洪流中大顯身手。
 
萊佛士熱愛名聲，又善於自我吹捧捧，因此很多新點子就算出自別人也被他掠為己用。他從不吝於貶低其他人在參與創建他所謂的「我的殖民地」上的功勞。他有一批朋友和仰慕者，但可想而知，他也有批評者和敵人。
 
萊佛士自行其是，有時候甚至違背上級命令或指示。他的行為使得上層對他評價不一。他們欣賞萊佛士的工作熱情和機敏，但是鄙視他的投機和專斷。他能夠如此自由行動，有一部分是因為當年通訊速度極慢。
 
在電報科技出現之前的年代，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有極大空間可以讓有膽識的人獨自便宜行事。倫敦和「遠東」之間的通信一來一往可以費時兩年，因此地方官員可以先斬後奏，做出決定後再向母國報告，萊佛士因此如魚得水。其實並不只有他一人如此，其他的英國人，如檳榔嶼的佛蘭西斯．萊特和詹姆斯．布魯克（James Brooke）──後者在加里曼丹島的砂拉越自立為「白人土王」（white Raja）──就是當年第一線果斷的英國官員在倫敦尚未批准或根本不知情的的情況下，就毅然決然有所作為的最佳案例。
 
萊佛士一七八三年出生於加勒比海的海上，這一年英國人在美國約克鎮戰敗，以大西洋為中心的第一大英帝國實質結束。不久之後，他那位商船船長父親顯然就拋棄了他們母子兩人，班哲明．萊佛士（Benjamin Raffles）自此以後不存在於萊佛士家族史上，只在一八一一年的家書中曇花一現，提到他不幸因負債累累而坐牢。
 
因此湯瑪斯身為家中唯一的兒子，不到十四歲就必須從倫敦的學校輟學，賺錢支持家計。他日後十分遺憾自己缺乏正式教育。但是他以積極上進彌補此一缺憾。好學不倦、百折不撓（我們或許可說他有極高的EQ）的萊佛士求知若渴，像啟蒙時代的所有人一樣，什麼都想學。
 
萊佛士非常孝順母視，照顧手足。在慈母專心呵護之下，他就像麥克阿瑟和小羅斯福那樣的領袖人物，從深厚的母愛中獲得極大自信。萊佛士具備高昂的志氣、遠大的目標、熱情和獨立等領袖特質，有勇氣挑戰權威。當然，有時這會給他惹來麻煩。
 
在一段短暫的職業生涯中，他樹敵不少。但是他的魅力和口才出眾，讓他得以非凡的能力討好權貴繼續提拔他。
 
年輕的湯瑪斯先在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的印度大樓（India House）擔任文書員。由於他的努力，許多人看好這位年輕人前途無量。他日後的平步青雲或許不只是因為他的聰明和勤奮，也同樣因為他企圖心和熱情。可是，他能夠從倫敦總部的文書員一步登天，被派到國外擔任管理職務的這個過程其實非常不尋常，其原因我們迄今不明白。
 
萊佛士吸引到上級的賞識，安排他到新建立的檳榔嶼就任。他在一八○五年九月抵達，正是特拉法加戰役（Battle of Trafalgar）之前一個月，而英國因為特拉法加之役戰勝，奠定海上霸權。萊佛士偕新婚妻子來到檳榔嶼，卻發現很難獲得他人的認可。在英國殖民生活的階層中，萊佛士沒有財富和顯赫的家世背景，在社交上被視為低人一等的圈外人。但在他的工作上，他卻有能力超越他的同儕小圈子，發揮他的才華贏得上級的眷顧與友情。他也花費不少時間鑽研與馬來文化相關的議題。
 
具有語言天賦的萊佛士自修法文有成，也足以寫出法文詩詞。對他的職業生涯更重要的是，他利用前往東南亞的長途旅行，至少掌握了日常的馬來語，一旦抵埠，他的馬來話就說得比翻譯官還好，不過這可能不是因為萊佛士本人太厲害，而是翻譯官的本事有限。但努力學習馬來語無疑對萊佛士的前程極為重要。
 
馬來人非常欣賞這一點，就萊佛士而言，語言成為和馬來人拉近關係的重要工具，而他的同僚根本不曾嘗試這麼做。萊佛士求知若渴，拚命吸收馬來藝術和文化的各種面向，包括他們的結婚禮俗、喪葬規矩、工作態度，以及交易貨物。他的腦子裡出現一個地理和文化覆蓋極廣的馬來世界，遍及半島和群島，從大陸迤邐直到印尼最遠端。萊佛士一直保持宏觀視野，想像在和英國人合夥下恢復馬來人的盛世榮耀。
 
他發現馬來人比起他大多數同胞更有趣，他們不僅喜好冒險，且精於生意。他認為，在海上，他們和英國人一樣，若是在英國人善意的指導下肯定比在「暴君式」的荷蘭人治下，會有更偉大的前程。
 
麻六甲當時名義上仍屬荷蘭所有，但因為母國遭到法國占領，因此暫由英國託管。兩度訪問麻六甲之後，萊佛士看到在海峽更東的地方建立英國據點的效益會比在檳榔嶼更高。這個地點因為位於從印度到中國最短航路上，也更接近印尼群島的東端──加里曼丹、蘇拉威西（Sulawesi，荷蘭名西里伯斯島［Celebes］），以及荳蔻、丁香等香料的來源地摩鹿加群島──會占有貿易之便利優勢。萊佛士以爪哇副總督身分（最高文職官員）在英國短暫占領此一重要島嶼期間掌握大權，他拚命設法讓英國不把麻六甲歸還荷蘭。就英國貿易據點──通稱「工廠」（factory）──而言，他把目標鎖定在廖內群島，這是靠近新加坡的一群小島，位於麻六甲海峽最東端。
 
一八一七年回英國述職期間，萊佛士出版一本爪哇史專書，攝政親王授予他爵位榮銜，他決定捨棄湯瑪斯之名，保留較有貴族氣的史坦佛。史坦佛爵士回到亞洲，奉派前往蘇門答臘島西海岸的明古魯（Bengkulu，又名明古連［Bencoolen］或馬爾波羅堡［Fort Marlborough］）出任副總督，這個偏遠的英國小據點早在一六八五年即設立。派到這個地點令他大失所望。它位於蘇門答臘島的西岸，根本不在重要航線上，更不是英國商船前往中國必經之地，因此虧損累累。在未經上司任何鼓勵之下，閒不下來的萊佛士四處尋找戰略上對大英帝國更好的地點，當然對他個人而言也是更好的地方。他不甘居於一個偏僻角落的位子。
 
一八一八年九月， 他前往加爾各答向轄區兼及東南亞的印度總督哈斯汀勛爵（Lord Hastings）申訴。哈斯汀被萊佛士的巧言令色搞得團團轉，竟然允許他自己起草指令，雖然並未報經倫敦授權准予選擇新加坡島，仍准許他在海峽覓地建立基地。萊佛士被告知不得招惹已經占領他第一選擇的廖內群島的荷蘭人。他於是把注意力轉向靠近蘇門答臘、現屬印尼領土的一個花崗岩島嶼卡里蒙島（Karimun），但他發現此地山勢陡峭又有茂密叢林，恐怕不適合闢建海港。
 
既然卡里蒙島條件欠佳，萊佛士接下來想到新加坡也很理想，它比卡里蒙島大，既有島嶼的安全又環抱大陸海岸，有河口可供船隻停泊，是理想的避風港。該島不受颱風侵襲，那是南中國海域水手的惡夢。此外，這個避風港早已位於很重要的國際航線上，後來也發現它是一千英里之內最深的港口。
 
在挑選新加坡的過程中，萊佛士並不是唯一的決策者。他會聲稱，在新加坡於一八一九年始建之前，他就認為它是在海峽中對英國最具戰略意義的地方。但是我們知道選擇新加坡其實是在始建前夕才決定的，並非在那之前，而且也是出於集體決策。
 
今天的新加坡博物館小心翼翼地指出，萊佛士不是唯一的創始人，威廉．法誇爾（William Farquhar）也應該同享這份榮耀。法誇爾在當地工作，且多年來都是負責人。他是萊佛士的下屬，但後來兩人失和。雖然遭到萊佛士惡意對待，法誇爾和藹的態度讓他在當地交友廣闊。
 
萊佛士只到過新加坡三次，逗留時間從來沒有超過八個月，可是他很聰明、成功地以創始人自居，厥功至偉。用今天的話語來說，萊佛士和他太太是說故事的大師。傳記家經常引述他的遺孀為他撰寫的傳記，因為書中載有許多他的信件，只是今天皆已佚失。第一手資料的不足經常導致他們全面採信她的觀點。
 
地點、地點、地點。事後來看，新加坡這個選擇其實遠比萊佛士和法誇爾兩人想像的來得更好。可是，新加坡沒有任何可以說得出口的資源。這裡只有幾百個居民，絕大多數是捕魚為業的海人。也有少數中國人靠耕種小量胡椒和甘蜜（gambier） * 為生。這個地方就跟十四世紀新加普拉的遺跡無異。
 
因此所謂「泥淖建國」的神話就一直流傳下來，宣稱新加坡完全是十九世紀的產物，從一片荒蕪的沼澤中憑空誕生。二十世紀新加坡獨立建國時的一位著名領袖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的確也說過：「在萊佛士來到這個前景黯淡的島嶼之前，如果要說新加坡有何建樹，恐怕也乏善可陳。」一直到相當晚近之前，即使歷史學者也對一八一九年以前的歷史棄之不顧，對還可以往上追溯七百年的歷史毫不關切。
 
當地馬來人的政治紛爭也有助萊佛士說服地方土王，允許英國人以東印度公司名義於一八一九年在這個戰略要地建立貿易站。當時的馬來人若是知道英國人如何預估從他們手上得來的權益，定會大吃一驚。馬來人認為他們只是把貿易權出租給英國人，英國人卻把它解讀成是贈與領土主權。土王們只想在他們的內部權力鬥爭利用英國人，而英國人卻耍了他們。
 
在建立這個殖民地的過程中，真正的阻礙是倫敦，而非馬來土王。萊佛士進行談判時，荷蘭聯省共和國（Dutch United Provinces）在歐洲已經成為日益衰弱、盛況不再的國家，不再有力量威脅擾亂全球海上航運。荷蘭人無法在中國沿海建立勢力範圍，就想到或許可以利用中國人的帆船網絡與中國貿易往來。另外，即便荷蘭是唯一獲准在日本做生意的歐洲國家，他們在日本人嚴密監控下僅於長崎分配到一個狹窄空間作為基地。不過在東南亞，他們仍是英國強大的商業競爭者。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約翰．培瑞 John Curtis Perry，美國塔夫茨大學佛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海洋史教授、海事研究學程創始系主任、東亞與太平洋研究專家，同時也是全球海事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Maritime Studies）創始主席。
 
培瑞的研究範圍涵蓋亞太與美國關係、美國對日本的占領、美國在太平洋的擴張等，著書與論文甚豐，以善於用清晰、簡潔、睿智的語言向一般讀者解說複雜的歷史脈絡而備受好評。1991年曾獲日本政府頒發明治時代設立的「瑞寶勳章」以感謝他對美日關係的貢獻。
 
著有《鷹翅之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Beneath the Eagle's Wings）、《感性的帝國主義者：美國在東亞》（Sentimental Imperialists）、《西進：美國與太平洋的開啟》（Facing Wes）等書。
 
| 譯者簡介 |
 
林添貴，政大外交系、台大政治系及研究所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逾一百本，包括《台灣的中國兩難：台灣認同下的兩岸經貿困境》、《恐懼：川普入主白宮》、《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基地帝國的真相：走訪60多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對其歷史、國際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再思考》、《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亞洲的第一步？》、《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