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香港政治史新生代研究】
《香港簡史》作者
【高馬可教授】專序介紹
《噤若寒蟬》作者、「五夜講場 – 歷史係咁話」主持
【吳海傑教授】書評盛讚
【鄺智文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王迪安教授】（香港大學文學院）
【江偉欣博士】（布里斯托大學香港史研究中心）
 
一致推薦！
 
香港人從不政治冷感，但又無從參與政治。
 
六、七、八十年代，香港身處冷戰地緣政治的夾縫中，一般市民不可能擁有民主和直接參與政治的權利。戰後的香港政府深明此一政治現實，但與此同時，中文運動、捉葛柏、電話費加價、金禧事件、抵壘政策、《英國國籍法令》等政治風波接連爆發，香港市民對政府管治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已是不爭的事實，政府若不滿足市民的期望，就會失去合法性。
 
不過，要怎麼在不容許民主、也不能在社會上刺激政治意識的前提下，讓政府有效地收集、分析和回應民意？ 「問題在於，如何在不引發進一步動盪或損害英國統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改革香港的治理模式？」────頁30
 
| 目錄 |
 
推薦序──高馬可
 
中文版自序
譯者序──陳俊熹
譯者序──簡雋
 
海內譯場書系出版說明
 
引論｜重新檢視英治末年的香港政治文化
香港：大英帝國中的異例？
香港的重要性
過渡時期
香港「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的研究
修正研究
取徑與方法
架構與論點
 
第一章｜建構民意：從「街談巷議」到「民情動向」
間接統治：公共關係處與華民政務司署
街談巷議：政府對民意的事後解讀
從街談巷議到民情動向
總結
 
第二章｜1963–1974：中文運動
六十年代的輿情轉變
社運與日益增加的媒體報導
政府回應與公眾反應
總結
 
第三章｜1973–1977：反貪污運動
反貪報導增多與公眾情緒轉變
政治運動
學生反貪運動
獨立社運人士
政府回應
公眾對廉政公署成立的反應
引渡葛柏
政治文化
總結
 
第四章｜1973–1975：反電話費加價運動
媒體報導增加與輿情變化
政治文化
政治行動
政府和市民的回應
總結
 
第五章｜1977–1978：金禧事件
師生態度的轉變
政治行動與媒體曝光增加
政府的回應
政治文化
總結
 
第六章｜1974–1980：抵壘政策
應對人口問題
「抵壘政策」的談判
媒體報導增加
轉變中的公眾情緒與政治文化
政府的回應
總結
 
第七章｜1977–1981：《英國國籍法令》爭議
綠皮書與白皮書
媒體報導增加與政治文化
公眾反應與政治運動
英國政府與香港議員的拉鋸
直布羅陀修正案及公眾反應
總結
 
 第八章｜體現民意：公開民調與憲制改革
地區層面的民主化
由商業機構和大學進行科學化民意調查
行政局與立法局的憲制改革
八、九十年代的隱性殖民主義
政治環境的轉變:公眾對民主化的態度
總結
 
結論
 
參考資料
 
附錄
附錄一：戰後香港政府民政部門譯名對照
附錄二：戰後香港政府隱性輿論監測機制
附錄三：《中文法定歌》歌譜
 
| 內容節錄 |
 
引論：重新檢視英治末年的香港政治文化 （節錄）
 
香港的重要性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認為決定香港地位的條約是不平等且無效的，並始終堅稱香港是其領士的一部分，將英國在香港的管治視為暫時性的。然而，在1949年，毛澤東與周恩來決定不立即收回香港。中國政府認為，讓香港暫時維持在英國的控制之下對中國更為有利。中國可以利用香港作為窗口與西方貿易，並在美國對華貿易禁運政策下賺取外匯。中國之所以接受英國延長統治的决定，亦是受冷戰政治影響。根據王賡武的說法，香港對中國境內外華人而言擁有「獨特地位」，因為它的環境同時允許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華人群體之間散播或真或假的資訊」。
 
透過香港，中國可以向東南亞華僑社群宣傳其政治理念。此外，中國亦可利用香港的內部問題製造動盪，藉此在冷戰中破壞英美聯盟。因此，中國的香港政策並非著眼於立即收回香港，而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儘管中國容忍英國繼續統治香港，英國方面卻始終擔心，在朝鮮或臺灣問題引發中美戰爭之際，香港可能遭受攻擊，因為香港在軍事上幾乎無法防守。儘管英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度強化香港駐軍，但隨著1950年韓戰爆發及維持成本過高，駐軍規模很快便縮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對英國的戰略價值已大幅下降，因此1952年英國政府便放棄了緊急情況下防衛香港的計畫。美國不願協防香港的態度更使香港的弱勢處境雪上加霜。鑒於香港的脆弱，政府「盡力避免不必要地觸動中國」。為避免中國認為英國正在挑戰其主權，並防止香港內部左右翼對立升級，香港政府未在香港引入真正的代議制選舉制度。香港的政治制度在二戰結束後基本維持不變，民眾參與政治的正式管道非常有限。立法局完全由港督任命的官守與非官守議員組成；而作為港督政策建議機構的行政局，其成員也由英女王或港督任命。即使市政局有部分民選成員，但其財政自主權與行政權極其有限。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香港政府才開始推行制度性與憲制性改革。

為何英國要堅持統治香港直至1997年？作為冷戰的「前線」，香港對英國而言具有戰略價值：它為資本主義陣營提供了一個監視中國活動的基地，以及防止共產主義向東南亞蔓延的堡壘。此外，不同於其他維持成本高昂的英國殖民地，香港相對自給自足，甚至逐漸能夠支付英軍駐港的成本。香港亦是英鎊區的重要財政貢獻者，直到1972年為止，香港的巨額公共儲備均存放於倫敦，除建設本地兩所大學之外，很少需要來自英國的財政援助。正如學者麥志坤指出，香港是「一個過於寶貴而不能自願放棄的地方」。

儘管英國對香港的統治一直維持到1997年，但學者發現，香港仍然出現了「非正式權力下放」與「去殖民化」的現象。例如顧汝德便指出，自五十年代以來，英國已逐步將權力非正式地下放給香港，這種權力下放成為取代香港自治的部分方案。約翰•達爾文則主張，香港實際上在1952年便已經「去殖」，實際掌控權落入中國之手而非英國。麥志坤則提出另一個時間點，認為香港的「去殖」在1968年便已完成，當時文官官僚的心態已顯示英國已不再具備控制香港的能力與意願。
 
過渡時期
1966年至1997年是香港歷史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政府的統治策略發生了徹底的變化。自1965年起，中英關係逐漸緊張。越戰的升級及英國對美國的公開支持導致中英關係日益緊張。北京的官方政治宣傳對英國的攻擊與日俱增。然而，大英帝國經濟實力的衰退以及1967年「撤出蘇彝士以東」政策轉向，顯著削弱了英國防禦香港的能力。1966年的天星小輪暴動及翌年的六七暴動暴露了香港面對社會動邊和政治革命的脆弱性。六六暴動顯示出「相當程度的社會不滿」以及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溝通鴻溝。六七暴動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外溢，揭示了香港內外部安全密不可分，使英國意識到香港「無法抵禦中國的軍事攻擊」。這些事件清楚表明，香港的內部發展可能對中英關係產生不利影響。到1969年，英國已認識到「香港的未來必然在於中國手上」，其撤離是不可避免的。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香港政府亟須在香港華人中培養一種「公民自豪感」，以替代「國家忠誠」，這在未來與中國的談判中將是一個重要的籌碼。因此，香港政府主動通過政治和社會改革應對這些內外部引發的事件，這也成為本書分析的起點。問題在於，如何在不引發進一步動盪或損害英國統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改革香港的治理模式。

七十年代之前，市政局是唯一具有民主選舉成員的政治機構。官學生/政務官制度（cadet system） 直接從英國大學招募精英，培訓他們作為法庭和行政部門的口譯員，這一制度在香港一直使用至1960年。換言之，幾乎「所有」高級公務員均為「純歐洲血統的英國臣民」，來自「穩固但不富裕的上層中產階級」背景。語言要求進一步限制了英語水平較低的華人參與殖民官僚體系。缺乏有效溝通渠道下，香港政府與華人社群之間的「鴻溝」成為了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隨著政府規模的擴大，高級公務員承認現有法律與秩序「不可持續」，並尋求「新的合法性來源」。由於引入民主選舉制度不可行，1968年實施了「市區民政主任計劃」（City District Officer Scheme），旨在恢復信任、增強殖民官僚體系的合法性並改善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溝通。民政司署具有多重功能，既是「溝通者、社區組織者，也是民眾的問題解決者」。一方面，它促進政府與香港華人之間的溝通，向公眾解釋政策；另一方面，它處理民眾的不滿並將「民意」反饋給官僚體系中的決策者。

在1971年至1982年麥理浩主治期間，政府與社會關係進一步演變，這一時期為香港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變革奠定了基礎。歷史學家常將七十年代描述為「矛盾的十年」以及「變革與調整的關鍵時期」，重塑了全球歷史的輪廓。香港也不例外；本書聚焦的七十年代，香港政府改變了治理策略，日益回應民眾需求。一系列立法和制度改革被引入，以改善政治溝通、增強殖民政權的合法性並根除公務員中的小規模官僚腐敗，包括正式確立中文為香港的官方法律語言、頒布並及後廢除「抵壘政策」，以及成立廉政公署（ICAC），本書將利用近年公開的檔案討論這些改革。其中一些改革由倫敦發起或認可，像在七十年代工黨政治家和左翼社運人士相信政府必須建立「迅速且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便愈發關注殖民地的狀況，特別是某種程
 
於狄更斯小說裡的民眾生活水平和工人環境。69不過，在某些情況下，香港政府亦會主動實施這些改革。無論如何，這些改革和發展持續影響香港七十年代後的治理、論述和政治文化，乃至於政治日益緊張的後九七時期。
八十和九十年代，香港殖民地經歷了進一步的政治變革。為保障1997 年後的「高度自治」，香港政府嘗試推進政治體制的民主化。1982年，區議會成立並隨後舉行首次直接選舉。1983年，市政局的選舉權擴大，成員數量增加。1984年七月，政府發布了一份關於選舉改革的綠皮書，旨在「逐步發展一個以香港為根基的政府體系」。1985年，立法會引入間接選舉。然而，廣泛的政治改革難以實現。中國在香港的代表許家屯認為，在這一過渡期內民主化香港政治體制將違反中英協議，所以在1990年《基本法》頒布之前，不應引入重大改革。於是，九十年代初彭定康提出的選舉改革，仍遭到中國的強烈抵制。

儘管未能使香港政府對民眾採取更為負責的態度，香港政府推進了一系列長期的社會改革：為約180 萬人提供住屋的十年房屋計劃、免費小學教育，還有各種社會福利服務、公共援助、交通、勞工保障以及醫療和衛生系統的擴展。政治動員亦在此一時期激增。自六十年代年代後期開始政治文化轉變，特別是戰後嬰兒潮一代開始培養出對香港的歸屬感。年輕社運人的湧現和香港政府日益增強的回應促進了公共領域對時事的討論。中英談判進一步激發了華人精英的政治參與，這導致了八十年代多個政治團體的形成，如1983年的匯點、1984年的太平山學會及1986年的民協。此外，來自中國的合法與非法移民持續成為重要議題，對香港的住房和福利系統構成壓力，並在香港人與「大陸」人之間引發緊張關係，不斷影響香港身份的建構。

經濟方面，香港在七十年代及之後持續快速增長。1968年至1973年間，香港的生產總值增長了117%。實際工資指數從1964年的100上升至 1982年的184。這進一步拉大了香港與中國生活水平的差距。不過，香港與華南地區的生活水平及後便慢慢開始趨同。1978年，鄧小平實施了開放政策，設立了包括深圳在內的多個經濟特區，鼓勵外國投資。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促使許多香港工業家將工廠遷往中國。這些經濟變化逐漸將香港從七十年代的「製造基地」轉變為九十年代的「先進金融及服務中心」。

這一時期對香港的憲政安排亦具有重要意義。中英談判始於1979年麥理浩訪問北京期間。1981年，《英國國籍法》通過，剝奪了250萬香港華人的英國居留權，並引發了港人的「背叛感」。在1982年英國首相戴卓爾訪問中國後，樂觀情緒進一步減弱：「隨著戴卓爾夫人離開北京，顯而易見地，中國將於 1997年收回香港。」雖然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表明，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將享有高度自治，但1989年後，公眾對香港未來的信心下降，引發金融市場恐慌和移民浪潮。

這一時期是後殖民香港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前奏。探討這一時期的政策制定與政治文化之間的關係，對於理解香港政府在九七前的改革與回應以及中英關係的變化至關重要。儘管近期學者駁斥了「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的觀念，並指出戰後時期爆發了相當多的社會衝突，但關於社會運動如何組織以及公眾與政府如何回應政治行動的詳細檔案的究，仍然顯得不足。
 
——摘自本書 P.28 - P.32
 
 
| 作者簡介 |
 
莫欣頴，莫欣頴博士於英國約克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歷史系南洋助理教授，專研港英時期香港史與近代中國史，研究興趣包括環境史、冷戰以及政府社會關係。她曾在多份備受推崇的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亦主編《香港新文獻史：1945–1997》一書（2025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時擔任Routledge出版社「亞洲冷戰及其全球延伸」系列編輯。
 
研究成果榮獲：
2019年Eduard B. Vermeer 最佳論文獎
2021年ICAS 全球香港研究最佳論文獎
　　
| 譯者簡介 |
 
陳俊熹，筆名口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哲學碩士一年級生。研究方向為毛澤東時期（1949–1976）知識分子及其獄中吟。文藝創作散見字花、虛詞等。
 
簡雋，香港中文大學歴史系四年級生。學術興趣為香港史及其本土文化，曾任香港歴史文化研究會福建民族信仰研究項目助理，及香港古事記香港碑銘資料庫研究計畫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