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影響各國外交政策與戰略思想家最重要的一本書
理解國際關係，解讀中國能否和平崛起必讀新經典
 
「權力」是國家唯一的目標，「和平」只因翻臉時機未到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兩年後蘇聯解體，冷戰戛然而止。隨後國際上瀰漫著一股樂觀氣氛，政治家與學者都相信，透過民主與貿易，戰爭終究會消失。
然而，隨著2001的九一一恐怖攻擊，美國入侵阿富汗、伊拉克而陷入泥淖，人們開始意識到永久的和平不會輕易降臨。俄羅斯染指烏克蘭，中國威逼東海、南海，歐亞大陸兩端一系列的衝突似乎更在昭告世人：權力、恐懼、衝突、戰爭，才是國家與國家間永恆的主題。
事實上，本書作者――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米爾斯海默教授――早在美蘇冷戰剛結束不久，就已經甘冒大不諱地獨排眾議，力陳國際政治的悲劇性本質不變。他承襲早自古希臘以來一脈相傳的現實主義傳統，主張國家無論如何奢談理想，為了生存將不得不追求權力最大化，戰爭、欺詐、推卸責任、以鄰為壑、隔岸觀虎，無所不用其極。戰爭雖然殘酷，但其回報往往豐厚，因此有實力的大國莫不躍躍欲試。
 
在中國的陰影下，亞洲必將多事，台灣的前途也在未定之天。
 《大國政治的悲劇》推出後，即因破除許多一相情願的樂觀幻想而備受重視，成為理解國際關係的新經典。二○一四年米爾斯海默為了回應中國崛起問題特別增補原版結論，集中探討「中國能和平崛起嗎？」米爾斯海默一向能言、敢言，稟著對理性的堅持與紮實的研究，勇於挑戰人們不願面對的真相。他對中美關係與台灣未來的預測，也與他對國際政治的理解一樣，是悲觀的。
 
| 目錄 |
 
推薦序：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推薦序：張國城（台北醫學大學教授，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推薦序：鄭端耀（政治大學美歐所研究員）
2014新版前言
2001舊版前言

致謝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無政府狀態與權力競爭
第三章 財富和權力
第四章 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第五章 生存戰略
第六章 行動中的大國
第七章 離岸平衡手
第八章 均勢與推卸責任
第九章 大國戰爭的原因
第十章 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
附 錄 向台灣說再見？
 
| 內容節錄 |
 
導論
 
西方許多人似乎認為，大國間的「永久和平」就要降臨。這一觀點認為，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大國關係的極大改變，我們已進入了這樣一個世界：大國為安全而競爭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更不用說戰爭了，因為戰爭已經成為「被淘汰的行業」。用一位著名學者的話說，冷戰的結束把我們帶入了「歷史的終結」。
 
該觀點還指出，大國不再把彼此看成潛在的軍事對手，而是國際大家庭或有時被稱為「國際共同體」的成員。在這個能把與日俱隆的繁榮與和平帶給所有大國的美麗新世界裡，四處洋溢著合作的可能。即便一直以來對大國之間保持和平的希望持悲觀態度的某些現實主義者，也似乎萌生了強烈的樂觀主義情緒。二十世紀九○年代中期一篇題為《作為樂觀者的現實主義者》（Realists as Optimists）的文章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實際上，那種認為國際體系中的大國安全競爭與戰爭已經消亡的觀點是荒謬的。許多證據表明，對大國間永久和平的許諾如同胎死腹中的嬰兒。我們不妨看看以下事例：儘管蘇聯的威脅不復存在，但美國在歐洲的駐軍仍達十萬之眾，在東北亞也駐紮著相當數目的兵力。美國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意識到一旦自己撤出軍隊，危險的對手很可能從該地區的大國中突然出現。還有，幾乎所有歐洲國家，包括英國和法國，它們雖然默默無聲，但心中仍藏著根深蒂固的憂慮：一個未受美國權力約束的德國可能重染侵略惡習；東北亞地區對日本的恐懼也許更加深刻，這一話題無疑會被經常提起。最後，美中在台灣問題上可能的衝突也並非遙不可及。這並不是說此類戰爭一定會爆發，但其存在的可能性提醒我們，大國戰爭的威脅尚未消失。
 
悲哀的是，國際政治從來就是一項殘酷而危險的交易，而且可能永遠如此。雖然大國競爭的激烈程度時有消長，但它們總是提防對方，彼此爭奪權力。每個國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權力，這意味著一國獲取權力是以犧牲他國為代價的。然而，大國不止是為了爭當大國中的強中之強，儘管這是受歡迎的結果；它們的最終目標是成為霸主（hegemon），即體系中唯一的大國。
 
國際體系中沒有維持現狀的國家，除了那種想對潛在的對手保持主宰地位的一時霸主。大國很少對眼前的權力分配感到心滿意足，相反，它們時刻懷著以自己利益為中心的求變動機。它們幾乎總是擁有修正主義（revisionist）意圖，倘若能用合算的代價達到目的，它們會以武力改變權力平衡。有時，當大國認為改變權力平衡的成本過於高昂時，它們不得不坐等更有利的形勢，但獵取更多權力的欲望不會消隱，除非一國達到了最高的霸權（hegemony）目的。然而，由於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權，因此整個世界充斥著永久的大國競爭。
 
這種對權力的無情追逐意味著大國可能傾向於伺機使世界權力的分配朝有利於大國的方向改變。一旦具備必要的實力，它們就會抓住這些機會。簡言之，大國存有進犯的預謀。然而，一個大國為了獲取權力不但要犧牲他國利益，而且會不惜代價阻止對手獲得權力。因此，當權力隱約出現有利於另一國的變化時，大國會極力捍衛權力平衡；而當有可能出現有利於本國的變化時，它就會抓住機會，想方設法打破平衡。
 
為什麼大國會如此表現呢？我的答案是，國際體系的結構迫使一心尋求安全的國家彼此採取侵略行為。國際體系的三個特徵一併導致了國家間的相互提防：⑴缺乏一個凌駕於國家之上並能保護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權威；⑵國家總是具有用來進攻的軍事能力；⑶國家永遠無法得知其他國家的意圖。有了這一擔心──不可能完全一勞永逸地消除──國家認為實力愈是強過對手，自己生存的機率就愈高。毫無疑問，生存的最高保證是成為霸主，因為再沒有其他國家能嚴重威脅此類巨無霸。
 
這種局面並非有人有意預設或構想，而且它將會是一場悲劇。雖然大國沒有理由彼此攻擊──它們只關心自己的生存──但在該體系中，它們除了追求權力和征服其他國家之外別無選擇。這一困境早在十九世紀六○年代就被普魯士政治家奧圖．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k）以殘酷而直率的言辭作了表述。當時，並非獨立國家的波蘭正想奪回自己的主權。對此，俾斯麥說：「無論以何種形式恢復波蘭王國都無異於給任何想要攻擊我們的國家塑造了一個盟友。」因此他主張，普魯士應該「痛擊那些波蘭人，直到他們喪失希望、一個個倒斃在地；雖然我對他們的處境非常同情，但是我們要想生存，除了剷除他們別無他法。」
 
儘管認識到大國的這種思維和行為會令我們樂觀不起來，但是我們也理應看到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而不只是看到我們想要看到的面目。譬如，美國面對的外交政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如果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下去，變成一個巨大的香港（第十章將討論究竟會不會這樣），那麼它可能採取什麼樣的行為。許多美國人相信，倘若中國實行民主制並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它就不會好鬥，而會對東北亞的現狀感到滿足。按照這一邏輯，美國應該接觸（engage）中國，加快後者進入世界經濟整合的進程，這是一項鼓勵中國向民主過渡的政策。倘若接觸政策獲得成功，那麼美國就能與一個富裕民主的中國協同努力，推進世界和平。
 
不幸的是，接觸政策註定要失敗。如果中國成為一個經濟火車頭，它必然會把經濟實力轉化為軍事實力並主宰東北亞。無論中國實行民主並深深融入全球經濟體系還是成為專制和自給自足的國家，這都無礙於它的行為表現，因為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一樣在乎安全，況且霸權是任何國家確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當然，當中國不斷增加權力時，中國的鄰國和美國誰也不會袖手旁觀，而會採取行動遏制它，很可能通過組建一個權力平衡聯盟的方式達到此目的。結果是中國與其對手進行激烈的安全競爭，大國戰爭的危險常常環繞在它們頭上。簡單地說，如果中國權力增長，美國與中國勢必成為對手。
 
攻勢現實主義
 
本書闡述一種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理論，它對在大國關係問題上頗為流行的樂觀主義觀點提出了挑戰。這項工程包含著三個具體任務。
 
首先，我闡述了該理論的核心要件，我稱之為「攻勢現實主義」。關於大國關係的互動，我提出了一系列觀點，特別強調它們尋求機會來攫取權力，欲損人以利己。另外，我區分了較易和較難引發衝突的情況。譬如，我認為多極體系比兩極體系更容易導致戰爭，而含有特別強大的國家，或曰含有潛在霸主的多極體系是眾體系中最危險的體系。但我不只是提出諸如此類的論點，我也試圖為居於這一理論核心的行為和結果提供確鑿的解釋。換言之，我將提供因果邏輯或推理，以支持我的每一個論點。
 
這一理論關注的是大國，因為大國對國際政治所發生的變故影響最大。所有國家──不管是大國還是次大國（minor power）──其命運都從根本上取決於那些最具實力的國家的決策和行為。例如，一九四五至一九九○年間，世界上幾乎每個角落的政治都深受美蘇對抗的衝擊。冷戰之前的兩次世界大戰也對全世界的地區政治產生了相似的影響。其中的每一場衝突都是大國對抗，都給全球各地投下了長久的陰影。
 
大國主要由其相對軍事實力來衡量。一國要具備大國資格，它必須擁有在一場全面的傳統戰爭中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進行一次正規戰鬥的軍事實力。候選國家不一定要具備打敗領先國家的實力，但它必須具有把衝突轉向消耗戰並嚴重削弱優勢國家的潛能，即便優勢國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在核子時代，大國不但要擁有令人生畏的傳統武力，而且還必須具有能承受他國核武打擊的核武威懾力（nuclear deterrent）。但也不排除這一可能：一國擁有超過其他所有對手的核武優勢（nuclear superiority），它非常強大，在該體系中獨霸天下。如果體系中出現了核霸權（nuclear hegemon），那麼傳統武力的權力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就顯得無關緊要。
 
本書的第二項任務是想說明，該理論告訴我們很多關於國際政治的歷史問題。檢驗任何理論的最終手段是看它能否很好地解釋現實世界中的事件，所以我花了大量筆墨將我的觀點與歷史紀錄進行對照，著重討論自一七九二年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以來至二十世紀末期的大國關係。我更關注歐洲大國，因為在過去二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們一直支配著世界政治。確實，在日本和美國分別於一八九五年和一八九八年獲得大國地位之前，歐洲一直是世界所有大國的發祥地。不過，本書也用了大量篇幅探討東北亞政治，特別論及了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間的日本帝國以及二十世紀九○年代的中國。美國也是我在用攻勢現實主義檢驗過去的事件時必須重點考察的國家。
 
我打算揭示的歷史疑點主要如下：
 
⑴
 
如何解釋現代史上三次歷時最長、最殘忍並把所有大國都捲入其中的戰爭──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五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
 
⑵
 
如何解釋一八一六至一八五二年、一八七一至一九一三年、特別是一九四五至一九九○年冷戰期間歐洲出現的一段相當長的和平時期？
 
⑶
 
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為什麼它當時沒有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並主宰歐洲呢？換句話說，拿破崙法國、威廉德國、納粹德國以及蘇聯都把自己的經濟實力變成了軍事力量，而英國為何沒有這樣做？
 
⑷
 
為什麼俾斯麥德國（一八六二至一八九○年）在一八六二至一八七○年間極具侵略性──它與另兩個大國打了兩次大戰，並與一個較小的國家進行了另一場戰爭──但在一八七一至一八九○年期間卻根本不顯侵略性，而是遠離戰事，尋求維護歐洲的現狀呢？
 
(5)
 
為什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法國和俄國結成了反對威廉德國的權力平衡聯盟，卻未能組成一個反對納粹德國的有效聯盟呢？
 
⑹
 
為什麼日本和西歐國家在冷戰的早期與美國聯手反對蘇聯，但事實上美國當時已從二戰中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富強的經濟大國並擁有核武壟斷？
 
⑺
 
如何解釋二十世紀美國軍隊在歐洲和東北亞承擔的義務？例如，為什麼美國要等到一九一七年而不是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參加戰爭？還有，為何一九一四年之前美國不派兵赴歐洲去阻止戰爭呢？同樣，為什麼二十世紀三○年代美國不派軍隊反對納粹德國或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之前派兵去歐洲阻止二戰的爆發呢？
 
⑻
 
美國和蘇聯都擁有針對對方的第二次核武打擊能力，為什麼它們仍不斷擴建核武儲備呢？一個雙方具有「確保摧毀」（assured destruction）能力的世界被認為是穩定的，它的核武權力平衡也難以顛覆。然而，兩個超級大國都耗費數十億美元和盧布，力圖贏得第一次打擊優勢。
 
第三，我用這一理論預測二十一世紀的大國政治。這種嘗試可能讓一些讀者迷惑不解，因為如同其他社會科學，國際關係的研究建立在比自然科學更為脆弱的理論基礎上，加之政治現象非常複雜，因此，如果我們不具有比目前所掌握的更高明的理論工具，要作出精確的政治預言是不可能的。這樣一來，所有政治預測勢必錯誤百出。那些如同我現在一樣進行冒險預測的人，應該懷著謙恭的姿態，不必盲目自信，還要承認事後之明很可能會帶來驚訝和紕繆。
 
儘管有諸多險阻，社會科學學者還是應該用其理論預測未來。預測有利於辨識政策，因為它有助於我們瞭解在周圍世界逐一發生的事件。通過廓清爭執點，作出清晰的預報，使那些滿腹歧見的人茅塞頓開。況且嘗試預測新事物是檢驗社會科學理論的最好方法，因為理論家無法未卜先知，所以他們不可能矯正自己的觀點以與證據相吻合（因為還無法獲得證據）。簡單地說，世界可被看作一個實驗室，它決定哪種理論能最好地解釋國際政治。據此精神，我運用攻勢現實主義來展望未來，並留心預測未來事件的利益與風險。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專研國際關係，文章經常刊載於《紐約時報》、《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等媒體上，並憑《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的「攻勢現實主義」思想受政治界與學術界極高的重視，奠定其國際關係學界的大師地位。

2007年，他與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渥特（Stephen Walt）合著的《以色列遊說團體與美國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也成為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其中直言不諱的內容引發激烈爭論與猶太團體的抗議。2011年寫的《為什麼你的政府會說謊？揭開7種政治謊言背後的真相》（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曾在台灣出版。
2013年底米爾斯海默應「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之邀來台灣參訪，並發表「在中國崛起陰影下的台灣」專題演講，首次完整的闡述他對中美與兩岸的看法。


| 譯者簡介 |

王義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歐盟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駐歐盟使團外交官。著有《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等，編著有《全球視野下的中歐關係》等。

唐小松，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交學系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公共外交季刊》學術編輯，著有《遏制的困境——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的對華政策》。

張登及，本書附錄譯者。臺大政治學系教授。學術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外交、共黨理論與歷史、兩岸關係等。

潘崇易，本書附錄譯者。臺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