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在要求別人道歉的中國***
集粗暴、憤怒、野心與矛盾於一身的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從何而來？
亟欲擺脫，又同時緊抓不放過去恥辱歷史的中國，又將前往何方？
 
「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

 一九五〇年代，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了一面豎立在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自此這面由博物館虛造的告示牌，烙印在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當李小龍在電影《精武門》凌空踢碎告示牌的那一刻，中國人無不拍手叫好。這面告示牌掀起的影響遍及國際、廣至各階層，它象徵著那段列強入侵、掠奪與歧視的降格過往。波濤久久不退，至今依然。

 中國近代史專家畢可思爬梳一戰結束至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九年掌權間的歷史，進一步述說北京政府如何站在過往基礎上推進「新中國」，外強如何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關係，而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中國又是何模樣。

 本書呈現的並非中國現代史的全貌，卻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今日，足以撼動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國，在國際各處以強權姿態橫行，不斷上演著古怪、敏感、霸道又愛鬧脾氣的外交風格。然而強國的背後，卻是兩百年來沉重的屈辱，以及未竟的中華偉業。使用「玻璃心」一詞時，我們亦無法忽略「中國」這個名字身上背負著討回百年公道的心理脈絡。
 
 
 
 
目錄
 
致謝
名詞使用說明
前言
第一章  停戰
第二章  搞革命
第三章  大地
第四章  協商
第五章  心目中的中國
第六章  猴子騎靈𤟥
第七章  所謂的盟友
第八章  外國專家
第九章  亞洲之光
第十章  野獸與惡魔
 
 
 
內容（節錄）
 
 
 
那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夜晚。九點二十五分，第一顆炸彈在上海南京路東方酒店的窗戶爆炸。約莫一個小時後，第二顆落在湧泉路仙樂斯宮殿夜總會（Ciro’s palatial nightclub）前院，另有兩顆在國泰（Cathay）和天堂（Paradise）夜總會外，以及南京路大東方舞廳（Great Eastern Ball Room）入口。那是作戲，那只是包在香菸罐裡的煙火，創造的聲響大於致命。除了炸彈，還有這段甜美的話，油印在傳單上，在公共租界街道投擲，致在上海跳舞的朋友。

執行者自稱「血魂除奸團」，一九三○與四○年間，反日攻擊隊多次使用這個稱號。蔣介石的效忠者組成了這個受法西斯主義鼓舞的邪惡組織，在國民黨的國家運作。一九三八年夏季，上海毫無日軍侵略的消息，這個組織派遣武裝小隊進入危機四伏的上海，提醒人們應該效忠的對象是誰。傳單針對此事大作文章：

國家正值存亡之際，你們不過是生活在「孤島」的奴隸。你們相信或幻想跳舞就能救國，還是想像自己已經贏得勝利，正在跳舞慶祝？

這個組織搜查的叛國有三種，一種是實際與日本合作的叛國；一種是面對侵略採取被動而不以武力抵抗的常見叛國；第三種則是靈魂中微妙的叛國，身上帶有西方現代的「腐氣」。對於受過教育的都市人而言，狐步和華爾滋曾經代表社會與文化革命，例如一九二○年代蜂擁到廣州參與革命的人；透過全面現代與西化，「跳舞」也許真的能救國。當時他們這麼想，但現在這些舞步卻被視為叛國的動作。
 
 
 
日本的入侵算來已經第二十個月。日軍沿著長江深入內陸，已經進攻了九百六十五公里。蔣介石的戰爭豪賭早已目不忍睹。一九三七年八月，他選擇在上海迎戰日軍。打了三個月後，軍隊損失二十萬人，包括三萬名將領。日軍面對頑強的抵抗，直接在上海南北增派大批軍力猛攻，強逼中國撤退。上海北方郊區滿目瘡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首都南京淪陷。一九三八年十月，臨時首都武漢也失守。國民政府此時遷到四川重慶。日本軍隊控制河北、山西與山東，此外還有中國中部的江蘇和安徽。一九三九年三月，前線已經深入河南與湖北。南方的敵軍也剛拿下廣州。儘管偶有勝利，防守還是從沿岸節節敗退，離海越來越遠。戰爭死傷已經高達數十萬，城鎮盡是斷垣殘壁，鄉村同樣破敗不堪。國民政府軍隊試圖抵擋日軍西進而炸毀黃河提防，至少五十萬名國民因此犧牲。他們完全沒有收到警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攻下南京，國民政府棄之不顧，日本軍隊指揮官放任軍人大肆掠奪，殺死上萬軍民。

怎麼有人還能跳舞？怎麼有人還會投擲炸彈？中國這場苦戰竟是如此詭異。此刻，中國面對史上最大的存亡危機，國民政府高層汪精衛脫離國民政府投向敵軍，成立日本扶植的政府，與此同時，中國境內還窩藏著過去的主權破碎──十個外國控制的居留地、租界和租借地。這是中國主權淪喪的象徵，現在成了極為珍貴的戰爭資產，這些地方與日本控制的區域之間形成緩衝，阻擋可能發起的衝突；不論衝突來自國際輿論與政治論戰，還是暗殺與殲滅通敵者。隨著日本也在公共租界競爭控制權，英國與美國的外交官不得不因上海局勢再度面對中國問題。但是，中國也因此得到了內陸從來沒有受到的關注，即使當時內陸失勢初期國民政府幾乎不審查外媒，希望國際之間以同情的口吻報導。上海周邊遭到轟炸與之後的南京事件震驚世界──威斯坦．奧登（W. H. Auden，譯注：一九○七～一九七三年，英國作家。一九三八年中日戰爭期間曾與小說家克里斯多福．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合著《戰地行》［Journey to a War］）將重創的中國首都列入惡魔占據的地點清單，但是，這般震驚很快便被遺忘。克服漠然是國民黨的要務：國民政府若想生存便必須接受西方世界，在試圖西化又同時排斥西化（音樂、跳舞、衣服、腐氣）之間，抱持極大的矛盾，幾乎無法解決。國民政府對抗日本時，一面爭取西方注意，一面又對抗西方。
 
 
 
一九三○與四○年代，從上海街道與幽暗舞廳清楚可見戰爭與西方問題兩相交錯，圍困中國。這座城市變成諸多衝突的前線──不同形式的現代互雜、互相競爭交戰的政權、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角力。上海似乎站在中日戰爭之外，不僅因其國際地位，也因其尖銳的都市文化。「血魂」或「血鐵」等狂熱分子痛恨上海（不當差時卻盡其所能地享受）；一九三三年已被趕出上海的中國共產黨又完全不信任上海，認為那是通敵的城市。上海的行政管理四分五裂，英國、美國、法國、義大利的軍隊進駐，維繫衝突之中的天堂。身為中間地帶，缺乏有效的單一主權，也無單一適用的法律制度，法國租界和公共租界充滿機會，只要本身不涉及當下圖利的投機事業，政府便總是遲遲才肯動作。日本侵略之前，長達數十年的時間，上海在全球眼中從未如此重要，對中國也從未如此重要。全球的旅者過境（一九二○年代中期，航行世界的郵輪每年都會停駐上海），記者、特派員、巡迴藝人、劇作家、小說家與詩人來來去去。到了一九三五年，上海約有六萬名外僑，美國、日本與歐洲的人數都達到史上高峰。然而，上海依舊完全屬於中國，兼容並蓄又融合多國語言，而問題更是四處叢生。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發動侵略後，「上海問題」反而因為上海反常的地位出現新的功能。蔣介石刻意在上海對抗日軍，而非躲在戰爭爆發的北邊，目的就是在外強可見之處抗日。外僑居留地的居民再度爬上屋頂觀戰。戰爭已經再近不過，北邊郊區遭摧毀，傷亡拉進了公共租界中心：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一顆中國的炸彈掉在南京路上。那條路擠滿難民，沙遜爵士的華懋飯店門口炸死了上百人。雖然整座城市某些地方就像布勒哲爾（Bruegel，譯注：一五二五～一五六九年，文藝復興時期布拉班特畫家）筆下灰暗的屠殺與死亡。三個月後，戰場移地。蔣介石的軍隊──德國訓練的最精良軍隊──在上海附近被擊潰，無情地被趕到西邊。（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畢可思，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歷史教授，出生於英國威爾特郡，曾旅居德國、香港，並曾任香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中英殖民史。著有《帝國造就了我》（Empire Made Me）、《瓜分中國》（The Scramble for China）兩部讚譽不絕的作品。

譯者簡介
胡訢諄，中正大學哲學系學士、碩士，英國愛丁堡大學翻譯研究碩士。譯作十餘，如《香吉士一家人》、《漫遊歐洲一千年》、《心碎史》、《理想的告別》等。譯作指教：hsinchun.h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