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巨人，將美國「實用主義」引入日本的第一人

朝日新聞社「大佛次郎賞」得獎名家，三十年長銷不墜的思想史巨作

作家、資深譯者邱振瑞　專文導讀

全面討論一九三一至一九八○年間，日本知識分子如何面對時代所帶來的巨變與衝擊

 ──深入了解日本思想底蘊必讀之作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與《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是鶴見俊輔於一九七九年九月至一九八○年四月，在加拿大蒙特婁麥基爾大學的講課紀錄，後整理成書出版，至今仍是長銷不墜的思想史佳作。

一九九九年，作家大江健三郎出版《空翻》一書，描述日本兩位重要的宗教領袖，一夕之間推翻了自己所傳布的所有信仰。而當此宣言一出，信眾一陣譁然，如同原地翻筋斗，故稱之為「空翻」。一個人的想法何以會產生一百八十度的改變呢？又或者說，人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出現一百八十度、令人匪夷所思的「轉向」呢？「轉向」一詞，正是本書的核心概念。鶴見俊輔選取了一九三一年中日戰爭爆發，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這十四年間日本知識分子在精神（思想）上的「轉向」，作為認識近代日本深層文化的切入點。

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政府受軍國主義者把持，面對如此局勢，本持全然相左意見的知識分子，會如何接受並回應國家的種種激進作為？這批知識分子的決定是：撤回過往一切激進主張，轉而支持天皇制。時人稱之為知識分子的「轉向」。

此番極端的例子，不僅代表日本人在戰時的思想轉變，也代表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傳入的現代思潮，盡皆沉淪於軍國主義的意識型態之下。在這個思想撕裂的關鍵點上，鶴見俊輔追索「鎖國」、「國體」、「大亞細亞」等概念，揭示日本知識分子面對國家時的思想弱點，並藉此省思日本自此踏上軍國主義道路的歷史。

隨後在《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1945-1980》中，鶴見俊輔描繪了日本戰敗、受美國實質占領的時期。這對日本人而言，可謂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從無比自豪的皇國臣民，轉瞬成為屈辱的戰敗國降民，以至於他們不得不面對另一次思想上的「轉向」。作者同時選取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八○年間戰後日本大眾俗民文化中的漫畫、流行歌曲、電視劇等元素，書寫成別具一格的作品，作為整個日本思想史系列的完結篇。
 
| 目錄 |
 
導讀／歷史思想的重負，鶴見俊輔其人其書 邱振瑞

一、向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趨近
二、關於轉向
三、鎖國
四、關於國體
五、大亞細亞
六、非轉向的形式
七、日本之中的朝鮮
八、以「非史達林化」為目標
九、玉碎的思想
十、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
十一、原子彈的犧牲者
十二、戰爭的終結
十三、回顧

後記
解說／加藤典洋
 
| 內容節錄 |
 
一、向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趨近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
 
從現在開始，我要談論的主題是，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精神史；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先說明幾點隨想。
 
首先是語言問題方面。由於以下談及的事物大都發生在日本，所分析的思想，原本也以日語表述。現在，由於身處在這使用另一種語言的國度，於此，我打算揚棄對日語的依賴，試著鋪衍論述。我想在這裡建立一個我們之間的共通規則，亦即只用英語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然而，我選定的這種方法，旋即令我，乃至我們陷入一個困境之中。怎麼說呢？我抱有一個信念，這信念雖說在邏輯上難以成立，但卻可以得到統計上的支持。那就是，說英語的日本人不值得信任。一九四五至五二年美軍占領日本的期間，我曾就此再三向遇見的美國人說明。因此，對我來說，我希望各位在我試圖談論日本之際，對我所說出的話，都能稍打折扣，再予思考。隨著美軍占領日本的時代的遠颺，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的記憶也逐漸淡遠，英語侵入日語之中，因此現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著源於英語的語彙。在報紙的廣告中，我時常可以看見類似「シックなドレスのファッションショ丨」的語彙。這句廣告詞中，源於日語的單字只有「な」和「の」兩個連接詞而已。
 
再舉一例。有個美籍學者研究日語多年之後來到日本，某天在圖書館閱讀日本的綜合雜誌時，他碰到一個無論如何翻查字典、任憑想像仍不得其解的語詞。他抄下那句語詞，請教日本的學者。原來就是這句「ヒット．アンド．ラン」片假名讓他百思不解。由於這些語彙的使用，已超出原本的語意脈絡，若非日本人實在很難了解。現今，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外來語俯拾即是，因而我還是堅信先前我所說的「信念」，是有某種根據的。
 
在我看來，借用歐化語言的表述，未必意味著思考本身的歐化。但由於在短期間內，從歐洲語言中借用如此之多的語彙，就某種意義而言，現代的日本人可說也變得難以了解自己。確實，在某個層面而言，我們已經失去自覺自身思維方式的理路。  
 
第二，我想強調的是，我希望這門課成為一種開端，藉此讓我們理解戰爭期間日本發生了什麼，日本之外的地方又發生了什麼，以及非戰爭期間的時代，日本和日本以外的地區發生過什麼樣的各種狀況。在日本，「轉向」一詞，最早出現在一九二○年代，到了一九三○年代之後已被廣泛使用。這個字眼並非源於歐美的語彙，它是在日本戰爭期間的政治氛圍中，所衍生出來的語詞之一，而這個概念也對十五年戰爭期間，日本的知識和文化的走向有重大影響。這一語詞的形成，除了能以世界精神史的範疇來討論之外，亦可從其中發現日本獨具的特徵；因而從其形成的模式中，我們有可能從中爬梳出一些端緒，藉此理解日本以外、世界其他各國的趨勢，及其與「轉向」事件的關係。亦即透過這個理論模式，可以讓我們理解到，對當今世界局勢的努力，有實踐的可行性。
 
第三，在文化史和精神史的研究方法中，那些被當成脫離標準範式的現象，反而更能表現出該社會的文化特徵。一九三一至四五年日本所發生的事情，不能視為明治初年以來，近代日本史中的一個偶發事件而加以抹殺。仔細探討的話，它既告訴我們諸多值得積極繼承的事物，又揭示許多我們應該否定的東西。我們是經由錯誤成長，並且是經由自覺到我們所犯的錯誤中，包含的真理與價值而成長。
 
第四，以歷史的區分而言，我們在此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肇始，設定於一九三一年中日戰爭5的爆發。一九三一年日本的陸軍領導者在中國的滿洲開啟戰端，並進而在這個地區建立日軍的傀儡政權。這種方法對整個世界而言，實乃前所未見。因而後來也導致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國的希特勒都加以仿效。因此我們可視一九三一年始於中國東北地區的中日戰爭，為一個全新趨勢的開始，影響著整個世界。如此，一九三一至四五年的日本歷史，對全世界而言雖說不過是地方史，但已然成為二十世紀日本史與世界史連接的一個環結。
 
第五，我也想談談十九世紀日本向西方開放門戶之後，流傳於西方各國的日本情趣。當時，寫過日本的有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 1850-1935）、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 1850-1904），以及里奇（Benard Leach, 1887-1979）等。雖說此外還有許多人，但其中我對陶藝家里奇最感興趣。他是少數對日本不失青年時代之熱情，對日本文化不表失望的人物之一。至少，他跟同為英國人的張伯倫和小泉八雲相較，對比強烈。這其中似乎包含幾個理由。
 
理由之一，在於里奇很早就對中國文化和朝鮮文化抱持一份親密感；亦即他在親近日本文化的同時，也對中國文化和朝鮮文化抱有一份親密感。因此，他很早便擁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將日本文化視同中國文化、朝鮮文化，加以吸收掌握。正為如此，日本文化對里奇而言，才不致於突然從某個時期開始，由原本的清純，轉變成醜陋、可厭。
 
由朝鮮審視日本，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令人厭惡的一面；從中國看日本，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淺薄的一面。來自其他的外國研究者，大都從自己停留的日本經驗來研究日本，所以當他們把目光投向中國或朝鮮時，難免對日本文化感到失望。當然，倘若外國人對日本的興趣僅僅是出於異國情調，他的愛好與觀點必然維持在其出生國所受的各種文化薰陶；在這樣的情況下與日本文化的接觸，只是在其原本的各種價值觀上，蒙上一層日本文化的外衣，整個內涵依然沒有改變。這樣一來，難免會在某個時期對日本文化突然感到失望，或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正。然而，如果認為接觸另外一個國家的文化極為重要，同時有意把這異國文化的異質價值，納入自己原有的文化價值體系中，抱持這種信念的人，其接觸日本文化的方法，便是將日本文化與朝鮮文化、中國文化，以及其他亞洲各國的文化並置，同時放入視野中。如此，應較能掌握日本文化的真貌吧。這個理解日本的方案，是在空間的架構下，將日本與朝鮮、中國結合，一起思考；倘若要再加上與此相對的時間架構，那為了理解現在的日本，掌握日本在一九三一至四五年漫長爭戰中的歷史背景，就變得至關重要了。
 
我想先從缺點方面，清楚表明我對主題的趨近方法。在這門課程中，無論是資料或詮釋上都存在著各種缺陷，請各位特別留意。
 
我先談談資料的問題。研究現代史，要達到蒐集所有必備資料加以檢證的嚴密基準，可說是相當困難。相較之下，古老時代的歷史似乎較有嚴密的基準，因為重要的文獻大多已經散佚。如果是中世紀史，它在研究上似乎比現代史容易達到完美的境地吧。但僅憑這樣就說中世紀史的研究對照於中世紀的實際狀況已臻於完美如實之境，那又令人存疑。若單就留存於世的資料而言，或許我們可以讀盡現存的所有文獻；而根據這些資料寫成的記述，其顛撲難破之處，更是現代史研究所難望項背的。然而，現代史研究，包括文化史和精神史，甚至連想要達到字字難以推翻的自我滿足的境界，都是困難的。
 
至於資料的詮釋方式，也無法輕易地就能達到共識。如何詮釋現代的事件，常因我們平時抱持的偏見而有所歧異。我們必須尊重和正視這種無可避免的諸多詮釋。在這門課程中，我們盡可能地對所見的必要事實做一番粗略的鳥瞰，如果與實際報導有所不同，也要忠實地把這些差異記錄下來。而且也必須指出，單靠被報導出的事並不足恃，因為未被報導的事也包含許多重要的事實。我們也不該忘記，這些未被報導的重要事實，也許今後將會出現，但也可能完封如初未被揭示出來。
 
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努力，增進我們積極討論的機會。我們得以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是材料或解釋方法本身都存在著諸多缺陷，更要認清互為矛盾的解釋往往是建立在極可疑而又不充分的材料上。現在，我們打算以此方法來描繪現代史的共通畫卷，並衷心期待這個努力能激發出更多踴躍的討論。
 
二、關於轉向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
 
首先我說明一下「轉向」的背景。一九○五年日俄戰爭結束，對日本而言是個嶄新時代的開端。自一八六七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來，約莫四十年間，日本國民都生活在必須攀登文明階梯（如果說真有這種東西的話）的使命感之中。這類虛構之物，相信只要身為「國民」，不管身處何國，都可感受其存在；並且，我們可以說這類虛構之物，長期以來，在國民的想像力中不斷地發揮作用。因此可以這樣說，從明治時代開始，「文明階梯」此一虛構物，對日本國民的想像力始終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日本對俄的戰爭，乃在沒有敗北的狀況下結束戰爭；其在政治、軍事上的一大事業成就，可說是凌駕拿破崙和希特勒。由此我們可以推論，這項大事業的背後必定多士濟濟，有具備國家領導能力的人在掌舵。
 
日本自廢除鎖國政策大開門戶之後，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便被推翻，在新的國家政策推行以來，培育出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新觀點：即不以封建制度下的身分來判斷人的價值。參加推翻德川政權運動的青年們，創造出一種默契，亦即在跨出藩國界線、脫離藩屬之後，彼此都平等相待，視彼此為志同道合之士。這些依自己意志斬斷與藩政府關係的武士們，把做了同樣決斷的武士視為同志。這些「脫藩浪士」們之間所顯現的同志關係，影響力極大，甚至令那些願為同樣目的獻身，但選擇留在藩內沒有脫藩的武士們，彼此間也產生類似的氛圍。
 
在反德川政府的運動中，被捕殺的人不計其數。在運動進行時，沒人能夠預測誰可以活下來成為新政府的領導者。運動的倡導者在權力實際轉移之前，幾乎都為理想捐軀了。例如，吉田寅次郎、橋本左內、坂本龍馬、高杉晉作等人。其後，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被視為實現這些先烈的構想，成功地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新政府的重要人物，也先後在明治維新後十年間相繼死亡。西鄉隆盛發動叛亂兵敗自殺，大久保利通遭到暗殺，木戶孝允則是抑鬱而終。明治維新之初的重要領導者中，只有岩倉具視一人長壽，挺過維新之初兵荒馬亂的年代，成為當時活躍於日本政壇的重要政治家；但除了他以外，幾乎所有的主要領導者，都在明治維新後十年內相繼凋零。也因此，在進入明治時代之後，這些志士們短期間依然保留著一種敏銳的自覺，清楚地意識到，參與推翻幕府運動中的菁英分子都已不在人世。
 
這份謙虛的自覺，和為免淪為西方各國的殖民地、協力守護日本的共同意識相結合，賦予倖存的日本後繼領導者，某種勤勉質樸的特質。他們拚命學習趕上西方文明的方法，即使在日俄戰爭方興未艾之際，日本的國家領導者對國家面臨的處境仍未喪失冷靜的判斷力。他們清楚知道，必須趁日本的國力和英、美國民的同情心尚未耗盡之前，儘快結束對俄戰爭。他們並未被打敗俄國的幻覺所欺騙。正因為領導者們都有這種共同的自覺，陸、海軍的最高司令官才贊同內閣儘速簽訂和約，即使這和約只能為日本帶來些許的表面利益。這些領導者不怕違背日俄交戰之時，所醞釀出的輿論動向而做出決斷。在此，我不以明治維新為起⋯⋯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鶴見俊輔，日本戰後著名哲學家、評論家、大眾文化研究者、政治運動家，被譽為日本近代思想界的巨人，曾任教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京工業大學、同志社大學。

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東京，父親是政治家鶴見祐輔，外祖父為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長官後藤新平。一九三八年赴美留學，一九四二年珍珠港事變後返回日本。一九四六年與思想家丸山真男等七人共同創刊《思想的科學》，多次發表關於日本戰前、戰後思想發展的重要著述，持續批判日本人非理性的思維方式。多次身體力行參與反越戰、反核等風起雲湧的社會政治運動。二○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卒於京都家中，享年九十三歲。

著作等身，主要有：《美國哲學》、《柳宗悅》、《邊際藝術論》、《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戰後日本大眾文化史》、《鶴見俊輔集》等。

| 譯者簡介 |

邱振瑞，資深譯者，曾任前衛出版社總編輯，現專職譯述，閒暇之餘寫小說與書評。譯有山崎豐子《女系家族》、《女人的勳章》（麥田出版）；松本清張《點與線》、《砂之器》（獨步出版）等書。並著有小說集《菩薩有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