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繆────我們時代的眼睛
超越半世紀，席捲全世界的卡繆「瘟疫」熱
他曾是法國人眼中的抗爭者，現在亦是指引全球人的燈塔
 
卡繆說：對《瘟疫》的解讀應該是多樣的。
瘟疫是一場致命的流行病，
也暗喻戰爭、政治、宗教、輿論等人類的惡。
 
我對愛有不同看法。我到死都絕不會接受這個連孩子都要折磨的創世主及其世界。──李爾醫生（《瘟疫》的主人翁）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卡繆1947年作品
從虛無主義，轉向人道主義之作
 
描述1940年代北非阿爾及利亞歐蘭小城陷入瘟疫的一段紀事。卡繆以記者平實口吻描寫小城在十個月期間，因一場瘟疫大流行被迫封城，先是一隻接一隻老鼠莫名爆斃，引發一個接一個市民淋巴腺不明腫脹甚至高燒痛苦死亡，城市宣布全面封鎖……
 
故事透過幾位主人翁的眼睛，特別是奮戰抗疫捨己救人的李爾醫生、因採訪而坐困小城的藍伯記者、任職市府的小人物格藍、虔誠信主的潘尼魯神父、與各式瘟疫戰鬥的神祕男子塔胡等，構築出封城期間的各色畫面。
 
恐慌、抗拒、無私合作、冷漠堅硬，一切都來得突如其來，當死亡變成常態，生命變得脆弱卑微，人性還能焠鍊出什麼？
 
***
不論是瘟疫或納粹，都是能造成大規模死亡的無差別力量。《瘟疫》作為一部經典，在於可以隨著時代變化而有新的解讀。《瘟疫》描繪因災難所造成的大規模孤立狀態，在未來有可能以生態危機或是恐怖主義的形式再度造訪，而那時，讀者依舊能從中找回反抗的力量。──耿一偉
 
設計概念：
 
書名「瘟疫」二字以特殊銀墨色打造。將字形線條以幾何化或拆散來排列，構築出一座隔離的城堡，或即將封鎖的城市。在幾何線條以外，以明確聚集或留白的高密度大小原點，象徵病菌擴散漫延，也象徵人駐留其間或俯視街廓，形塑出整幅畫面的張力。
 
《瘟疫》是一則寓言，象徵的不只是鼠疫傳染病，也是城牆內之人與動物，象徵各種不同的壓迫、威脅與流亡。設計精神呼應、回歸卡繆寓言小說的核心價值，帶來更開放的想像與寓意。
 
內封以同封面一致的幾何美學，如雕刻手法，復刻永恆的「卡繆」「瘟疫」，牛皮紙上的銀墨唯在特定角度才見其義，陰陽兩款，如同《瘟疫》一作具一體多面的解讀，穿越百年，歷久彌新。
 
 
| 內容節錄 |
 
第四部
 
「不過他有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床頭擺著一本大大的鐵路指南。並不是因為他是個常常旅行的人，他不過就是放假時會到布列塔尼半島，去他那間度假小屋而已，但他可以準確無誤地告訴你巴黎到柏林列車的出發和到站時刻，從里昂到華沙應該怎麼轉車，任選兩國首都之間的實際公里數。你有辦法說出該怎麼從布里昂松到夏慕尼去嗎？這恐怕連火車站站長都摸不著頭緒，但我父親可是清楚得很。他幾乎每天晚上都在鑽研此書充實相關知識，對此他覺得頗為得意。我覺得很有趣，也常常考他，再翻指南查證，發現他都沒答錯就開心得不得了。這些小小問答讓我們感情變得很好，他很開心有我這個誠意十足的聽眾，而我也覺得父親在鐵道知識方面的優異表現跟其他領域的成就是一樣值得讚揚的。
 
「忍不住說了這麼多，恐怕太過強調這位正直好人的重要性，因為說到底，他對我所下的決心其實只有一點間接影響，頂多也就是提供給我一個機會。在我十七歲那年，我父親邀請我去重罪法庭旁聽一個重要案件，他肯定是想讓我看到他最好的一面，我覺得他也想利用法庭上的莊嚴場面，激盪年輕人的想像力，讓我去繼承他的衣缽。我答應了，因為一來可以讓他開心，二來我也好奇想看一看，聽一聽他在家庭以外扮演的那個角色。我什麼都沒多想。之前，我總覺得法庭上的事就跟國慶閱兵或頒獎典禮一樣自然，我其實完全沒概念，也完全不在乎。
 
「然而，我那一整天下來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罪犯。我想他真的是有罪，什麼罪並不重要。但這位留著稀疏紅髮的三十來歲小個男，似乎堅決想坦承一切罪行，似乎被自己所做及接下來的處罰嚇得魂不附體，以至於幾分鐘後，我眼裡除了他再也看不見其他的，他就像隻受到強光驚嚇的貓頭鷹，領結沒打正，一直咬著手指甲，只咬右手……總之，無需多說，您也已經明白了，他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
 
「而我突然間理解到，在此之前，他對我而言，就只是個『被告』，一個方便好用的分類。我不能說我忘了父親，但我心頭整個揪在一起，使我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這犯人身上，無法分心。我幾乎沒在聽他們說話，只感覺他們想殺死這個活生生的人，一股奇妙的本能如浪濤般執拗而盲目的將我推向他身邊。直到我父親開始陳述起訴狀時，我才真正醒過來。
 
「穿上紅袍的父親，整個變了個人，不再是那個好好先生，也不再充滿關愛。嘴裡不停吐出冠冕堂皇的長篇大論，猶如萬蛇鑽動。我聽懂他以社會之名要求判他死刑，甚至要求把他頭砍下來。的確，他只說了：「這個人頭理應落地。」但最終的差別不大，其實結果是一樣的，因為他還是得到了這個人頭，只不過動手的人不是他。而在法庭上從頭聽到尾的我，唯獨和那個不幸的人產生了一種莫大的親密感，一種和父親從未有過的感覺。然而依據慣例，父親仍得參加那美其名稱為罪犯生命的最後時刻，但其實應該稱之為最卑劣的謀殺時刻。
 
「從那天起，每次看到鐵路指南，就讓我感到深惡痛絕；從那天起，我開始心存恐懼地留意起司法體制、死刑的判決與執行，還留意到父親曾數次參與這謀殺行為，而且都是他得特別早起的日子，想到這就讓我感到一陣天旋地轉。沒錯，碰到這些時候，他都會撥鬧鐘。我不敢跟母親說，但我更仔細地觀察她，發現她跟父親關係已經淡如水，她過著自我放棄的生活。這讓我比較能原諒她，當時的我是這麼想的。但後來想想，其實也無所謂原不原諒，因為她在婚前窮了大半輩子，而貧窮讓她學會了逆來順受。
 
「您一定等著我說我馬上就離家出走了。其實沒有，我又待了好幾個月，將近一年的時間。但我的心病了。有一晚，父親在找鬧鐘，因為他隔天要早起，結果我整夜沒闔眼。第二天，他回到家時我已經走了。當然，我父親就派人去找我，我去見了他，沒做任何解釋，只是平靜地說要是他強迫我回家，我就自殺。他最後接受了，畢竟他本來就是個性情溫和的人。他跟我講了長篇大論，說想要隨心所欲地過日子有多麼愚蠢（他是這樣詮釋我的舉動，我並未加以反駁），然後又千叮嚀萬囑咐，還強忍住眼眶中打轉的淚水，那些真情流露的淚水。事後，其實是過了很久之後，我會定期去探望我母親，也會因此遇到他。我想對他而言這樣的碰面就夠了。至於我，我並不恨他，只是心中有股淡淡的悲傷。他死後，我把母親接來同住，若不是母親後來也走了，她現在還跟我一起住呢。
 
「我開頭著墨特別多，是因為這其實是一切的開頭。接下來我會講快一點。十八歲那年，離開了優渥的生活，開始嘗到貧窮的滋味。為了生活，做過五花八門各式工作，都還算做得不錯。但我真正感興趣的是──死刑，我想跟紅毛貓頭鷹把帳清一清，所以我就像人家說的去搞政治，我只是不想變成染上瘟疫罷了。我當時認為我身處的這個社會就是奠基於死刑之上，如果去對抗這個死刑制度，就能對抗謀殺。我是這麼相信的，其他人也這麼告訴我。至今，這想法大部分都還算正確。於是我就跟著一群我喜愛的夥伴們並肩作戰了非常久，我一直都還非常愛他們，歐洲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抗爭活動是我曾缺席的。這就暫且不提了。
 
「當然，我知道我們偶爾也會給人判死刑，但是他們告訴我為了建立一個沒有謀殺的世界，死幾個人是必要的。從某個角度來看，這話確實也有幾分真實性，但也許我終究無法接受這種真實，總之可以確定的是，我猶豫了，但只要再想到貓頭鷹，我就又可以堅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參加了一場行刑（那是在匈牙利），孩童時揪住我的那種天旋地轉的感覺，又襲上成年的我，讓我眼前一片昏暗。
 
「您從未看過一個人被槍斃吧？當然沒有，這通常得受邀，而參觀群眾也是事先經過挑選的。所以您就一直停留在圖片和書本上的描述，蒙眼布條，一根柱子，還有遠處站著幾位士兵。其實不然！您知道行刑的槍手其實站得很近，離犯人只有一米半嗎？您知道如果犯人往前走兩步，胸口就會碰到槍嗎？您知道這麼近的距離下，槍手們個個瞄準心臟部位，當所有人都射出大大的子彈後，會開出一個拳頭大小的洞嗎？不，您不知道。這些都是大家不會討論的細節。對這些染疫者來說，睡眠比生命更神聖，我們不該害善良老百姓晚上不得好眠。害好人不得好眠，是非常沒品的行為，有品味就不該堅持，這點大家都知道。而我，從那時起就沒睡好過，嘴裡也一直殘留著一股沒品的壞滋味，而且一直不斷地堅持，也就是一直不斷地思考這問題。
 
「我於是理解到，至少我個人在這些漫長歲月裡，一心以為自己是在對抗瘟疫，但其實我從頭到尾都是個染疫者。我發現有數以千計的人都是經過我間接同意而死的，而且他們的死甚至可說是我直接挑起的，因為我認為那些導致他們喪命的行動與原則是正確的。其他人似乎對此毫不在意，至少他們從未主動提起。而我卻覺得喉嚨像打了結，我雖和他們在一起，卻備感孤單。我偶爾提起我的顧慮時，他們要我以大局為重，他們常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讓我吞下那些我難以下嚥的東西。但我回答說照這樣說的話，那些染上瘟疫的大人物，那些穿著紅袍的人，他們也同樣有非常正當的理由，假如我接受了染疫小人物所提出那些不可抗拒的理由或此舉的必要性，那我就無法來否定大人物他們的理由。他們提醒我說如果把生殺大權全交到紅袍加身的大人物手上，那就變成他們是對的一方。但我心想一旦讓步一次，就沒有理由不繼續讓步。歷史的演變似乎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今天大家都在比賽誰殺得多，大夥全都殺紅了眼，想停也停不下來了。
 
「但無論如何，我在乎的並不是論證分析，而是那隻紅毛貓頭鷹，在這個骯髒卑劣的過程中，幾張滿是瘟疫病菌的臭嘴向一位上了手銬腳鐐的人宣布他就要死了，而且將一切安排妥當，他就在這一夜夜漫長的掙扎折磨之中，睜著雙眼等著自己被謀殺的時刻到來。對我而言，我在意的是胸口的那個大洞，我跟自己說在現階段，至少就我個人而言，我絕不接受這卑鄙的屠殺會有任何正當理由，一個都沒有。對，在能把事情看得更透徹之前，我選擇了這種固執的盲目。
 
「直到今天，我依然沒變。長久以來，我一直因為自己也曾是個殺人凶手而感到羞愧，羞愧得要命，即使我未曾直接造成他人死亡，即使我是出於善意，但無法改變我也是個殺人凶手的事實。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只發覺到即使那些高人一等的人也還是難免去殺人或放任他人殺人，因為這是他們的生存邏輯，而在這世界上，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有可能致某人於死地。對，我依然感到羞愧萬分，我發現我們大家都身陷瘟疫風暴之中，於是我失去了內心那股平和，到了今天，我仍尋尋覓覓想找回它，我試圖去理解每個人，試圖不要成為任何人的死敵。我只知道該做的都得做，才得擺脫染疫者的身分，也唯有如此，內心的平和才有可能，且即使得不到平和，但至少也能死得心安理得。唯有這個，才能為人類帶來些許慰藉，或甚至帶來解脫；也唯有這個能至少盡可能減低對人類的傷害，或甚至為他們帶來些許慰藉喜樂。也因此我決定拒絕一切導致殺人或為殺人行徑背書的行為，不管是直接或間接殺人，也不問理由正當或不正當。
 
「這也是為什麼這場瘟疫沒什麼可以教我的了，除了一件事，就是讓我學到得和你一起並肩作戰。我很確定（是的，李爾，您也看到了，我對生命瞭若指掌）每個人身上都有瘟疫，因為這世上無人能倖免。我們得無時無刻小心提防著，別因一時分心，就往別人臉上哈了一口氣，把病菌傳染給他人。這裡頭唯一自然的東西是細菌，其他諸如健康、正直、或純潔，這些都是意志力的產物，而且是一種永不止息、專心一致的意志力。幾乎不會散播病菌的好人，就是最少分心的那位，不僅要有意志力，還要神經繃緊，才能永不分心鬆懈。是的，李爾，當個染疫者是很累人的，但不想當染疫者更累人。也因此大家看起來都疲憊不堪，因為現今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染上了瘟疫，但這也是為什麼有幾位不想再當染疫者的人會筋疲力竭到了極點，而他們唯一的解脫，就是死亡。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卡繆  Albert Camus 1913-1960

貧窮對我從不是苦難，因為這裡有揮霍不盡的陽光。────卡繆　　

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13年生於法屬阿爾及利亞康斯坦丁（Constantine）省蒙多維（Mondovi）鎮。1914年卡繆未滿一歲，父親在一戰中戰亡，隨不識字的母親到阿爾及爾投靠外婆。1936年，阿爾及爾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到《阿爾及爾共和報》擔任記者。1940年前往法國，擔任《巴黎晚報》記者，後隨報社遷至里昂。

1942年，出版小說《異鄉人》與哲學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與之後的劇作《卡里古拉》和《誤會》，構成著名的荒謬系列。並出版有小說《瘟疫》和隨筆《反抗者》等等。底層出身的卡繆一生以小說、劇作、隨筆多樣形式創作，他的書不只知識精英讀，更觸及廣大群眾，許多作品至今高居暢銷榜，屹立不搖，帶來深刻的撞擊力。

相關著作：《異鄉人：最值得珍藏的名家譯本》

| 譯者簡介 |

陳素麗，台大外文系畢業，里昂二大電影碩士，巴黎三大電影博士預備班學位（DEA）。
曾任台灣國際動畫影展節目策畫，從事口筆譯工作多年，現於台灣法國文化協會及台大外文系擔任法文老師。譯作《發現圖唐卡蒙》、《林先生的小孫女》及童書《好農夫》、《奧斯瓦多的起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