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外的造反派：漢族青年眼中的內蒙古文革與民族屠殺
A Chinese Rebel beyond the Great Wal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Ethnic Pogrom in Inner Mongolia
 
內蒙古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親眼見證
一場「種族滅絕」╳「政治滅絕」的時代悲劇
名義上「自治」卻無法「自治」的內蒙古自治區
★文革階級鬥爭／民族鬥爭──清洗蒙古人政治精英
★定居者殖民主義──「洗人口」降低蒙古人比例
★「中華民族共同體」神話──任何自主意圖都會被視為「分裂國家」

　　在中國大躍進期間，數十萬名內地饑荒難民湧入內蒙古，本書的主角程鐵軍，也在1959年隨父親來到內蒙古。1966年中國陷入文化大革命，正值大學生年紀的程鐵軍也加入翻騰全中國政局的階級鬥爭熱潮，成為「造反派」紅衛兵的一員。本書以程鐵軍身為紅衛兵的親身回憶為基礎，配合寶力格及塞爾登兩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內蒙古所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全中國十年浩劫的一部分，更存在中共摧毀蒙古人自治能力、清洗蒙古人政治精英，迫使蒙古人永遠效忠國家的意圖。此外，本書提出的蒙古人例證，也可作為當代中國對待維吾爾人、西藏人，甚至香港人等民族（群體）的參考，了解中國為求鞏固政治穩定與「中華民族共同體」神話，是如何將國家機器伸入邊疆地區。

　　階級鬥爭還是民族賦權？文革期間傷亡慘重的蒙古族人
　　根據官方統計與眾多學者研究，文革共造成1.6萬到30萬不等的蒙古族死亡，當時蒙古族的人口約莫有120萬，也就是說每千位蒙古族，就有13到250人死於文革，這比例明顯高於官方提出的全中國平均數字每千人有10人死亡。中共官方至今不僅沒有表達任何明確的歉意，也始終將這場「革命」定性為「階級鬥爭」，而漠視蒙古族爭取政治自決與文化自決的可能。

　　從「種族滅絕」到「政治滅絕」的理解框架
　　本書認為，文革時期內蒙古發生的針對蒙古族的大規模迫害與屠殺，雖然帶有明顯民族性質，但不宜簡單歸類為「種族滅絕」。本書提出「政治滅絕」一詞，強調這場暴力的真正目的是摧毀蒙古族的政治自主性與組織力量，而非消滅整個族群本身。

　　放任漢族「洗人口」與定居者殖民主義
　　透過檢視歷史脈絡，本書指出文革中針對蒙古族的壓迫延續了中國自清末以來的「定居者殖民主義」邏輯。漢族在內蒙古逐步獲得的地位與特權，讓他們得以施展國家機器迫害少數民族。據資料統計，蒙古族的人口占比從1800年的近50%，一路下降到2022年的18%，漢族則占到79%。「內蒙古自治區」已成為蒙古族名義上「自治」，卻無法「自治」的民族自治區。

　　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西藏、內蒙古到新疆不斷編織的神話
　　本書指出，自2017年以來中國在新疆推行的高壓政策，以及2020年開始內蒙古中止蒙古語教育，都是官方數十年來持續不斷控制、同化、甚至消滅少數民族自我認同的舉措。少數民族不再是享有領土、政治、文化、語言等憲法賦權的「民族」，而是變為須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族群」。因此，《長城外的造反》探討的內蒙古經驗，不僅是文革問題，不僅是歷史問題，更與今日中國的民族政策及國際人權議題密切相關。

共同推薦

　　 王力雄｜作家，《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作者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特聘研究員
　　 柯志明｜中央研究院院士
　　 劉燕子｜作家、博士（學術）、譯有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
　　 濮德培｜耶魯大學中國史教授，《中國西征》作者
　　（依姓名筆劃排列）
 
| 目錄 |
 
台灣中文版序言
英文版序言
前言
簡介
第一章 河北農家子，孤身闖塞外
第二章 文革前奏曲，傳言滿天飛
第三章 造反時刻到，文革風雷起
第四章 初現紅衛兵，自發大串聯
第五章 軍人殺學生，全國開首例
第六章 造反初獲勝，權力歸軍方
第七章 挖肅運動起，奉調當記者
第八章 深挖內人黨，罪在造反派？
第九章 領袖發指示：「內蒙古擴大化」
第十章 全區被軍管，內蒙古遭肢解
第十一章 批林整風後，告別內蒙古
結語 定居者殖民主義，少數民族和政治滅絕──從邊疆視角，重評文化大革命
譯後感言
注釋
 
| 內容節錄 |
 
【結語】
 
我們希望以對內蒙古文革經驗之於社會正義與民主化的反思，作為本書的結語。這些目標，正是許多造反派當年奮鬥的理想。起點是這樣一個觀察：自一九七○年代末以來，中國陸續出現民主運動，至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達到高潮，卻遭嚴厲鎮壓。其後，大批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主要流向美國，亦遍及歐洲與亞洲多地。在這些流亡者中，不乏文革期間的造反派與一九八九年民運的積極分子，他們日後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重要支持者。其影響力也延伸至台灣、香港的後續民主運動，乃至全球華人僑民社群。
 
文革時期的造反派程鐵軍，後來於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成為美國的民主人權活動人士。有趣的是，一些美國的民主運動參與者將中國民主運動的源頭，追溯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的「十六條」，而該文件後來催生了《七五憲法》中所載的「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中國及海外的民主倡導者譴責，這些被稱為「大民主」的憲法權利，在鄧小平一九七九年鎮壓「民主牆」運動之後，透過一九八○年修正《七八憲法》，被正式取消。
 
這些民主理念突破了對投票權的狹隘理解，強調每個人都有權直接挑戰權威、賦權於弱者。然而，這也留下了一個隱患：動員式民主政治可能以「大多數」的名義，剝奪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這種悲劇性後果於文革期間已在內蒙古清晰展現；而今，即便不再依賴自下而上的群眾動員，這一邏輯依然在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持續重演。
 
因此，內蒙古的文革經驗，對中國治理的核心原則（包括漢族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基本結構，以及憲法所保障的政治權利）提出了獨特而深刻的挑戰。一九六七年初，內蒙古的造反派在與保守派和軍方的對峙中，處於壓倒性的劣勢。軍方掌握著武力，以及國家機構、經濟與政治資源。但當毛澤東發出將矛頭對準「走資派」的號召，而內蒙古又爆發軍官槍殺學生造反派的事件後，中央文革小組（由周恩來主持），乃至毛本人，開始支持造反派，並促成該地區黨政軍的全面改組。造反派的地位急劇上升，迅速接近自治區的權力核心。當時尚未大學畢業、甚至被禁止入團的程鐵軍，與其他學生一同被任命為《內蒙古日報》記者，成為中共在區內的宣傳喉舌。他在師院的兩位造反派同伴（一位教師與一位學生）更被任命為新成立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常委，進入自治區領導層。儘管如此，實權依然牢牢掌握在軍隊與黨的「核心小組」手中。
 
正如本書所指出，一九六六年，造反派與忠於黨的保守派一同批判烏蘭夫及其「黑幫」，指責他們搞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等嚴重罪行，並競相表演，力圖在聲勢與立場上超越對手，以顯示徹底與「敵人」切割。與此同時，在軍方主導的挖肅運動中，蒙古族造反派自身也成為被清算的對象，而掌握權力的漢族造反派，在極少數例外之外，大多積極支持這場屠殺。由此可見，中國動員型政治中，那種以製造「受害者」為手段的政治文化，在針對蒙古人的政治清洗中表現得尤為深刻。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二十年間，蒙古人在烏蘭夫主政的內蒙古政權中一直扮演著積極角色。但在這場大屠殺之後，他們幾乎失去了任何有效的政治能動性。代罪羔羊政治並不限於某一派別，它本身就構成了對建立能夠調解社會深層分歧的民主制度的挑戰。有人主張，流亡海外的前造反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早的「民主派」，但他們所謂的「民主」並非來自於對投票制度的訴求，而是致力於擴大那些能夠在政治結果中發揮作用的社會階層。然而，內蒙古大屠殺也提醒人們，即便是「民主派」在面對「他者」時──無論是少數民族、共產黨人、地主、知識分子，還是宗教信仰者，仍同樣可能施加壓迫。歷史也揭示這樣的悖論：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曾嚴厲批評國民黨壓迫少數民族，率先提出建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保障少數民族權益，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卻是他們親自發起了對蒙古人的大清洗；進入二十一世紀，又在西藏、新疆等地實施大規模的民族鎮壓。
 
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常被視為防止種族滅絕、民族屠殺等集體暴力的良方。但本書想提醒讀者，一個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所有面向未來的民主社會：少數民族的權利，究竟該如何保障？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憲法是否應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有的話）對「多數」加以限制，尤其當這個「多數」本身就是在某一區域或全國占壓倒性人口和權力優勢的民族、種族或宗教群體？又或者說，如何在尊重民主原則中「多數決定」的同時，確保「少數」的權利和生存不被犧牲？這一張力，不僅貫穿中國的政治現實，也同樣存在於當代美國、歐洲，以及歐美現在或過去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只需看看當下的美國便可明瞭：白人至上主義根深柢固，警察暴力頻頻針對非裔、美洲原住民、亞裔及其他有色人種；在歐洲，極右翼民粹主義則將移民視作攻擊目標。在全球北方，教育體系也正經歷一場劇烈的撕裂：支持去殖民化的學者與批判種族理論的反對者之間，爭執不斷。這場衝突本身，正是種族主義持續影響社會結構的明證。
 
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應當用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所使用的分類方式，來理解中國內部的民族與文化多樣性。威廉．基姆利卡（William Kymlicka）提出，應當將「少數民族」與「族裔群體」做出明確區分。這兩類群體有著不同的歷史淵源，其形成與國家建構的過程密切相關。他所說的「少數民族」，是指那些原本擁有自治權、地域上相對集中、具有自身文化傳統的群體，這些群體後來被納入一個由異質文化或族群主導的更大國家之中。而「族裔群體」則通常由透過遷移而定居在新國家或地區的個人及家庭構成，是一種較為鬆散的社會聯合體。由於形成路徑不同，這兩類群體對於國家的期待也不盡相同。少數民族往往希望保持自身的獨特社會形態，能夠與主流文化並行共存，並爭取各種形式的自治，以保障自身作為一個獨立群體的延續。而族裔群體則多半希望融入主流社會，並被視為其正式的一員，獲得平等對待。
 
兩者的區別，經常被進步派政治人物、學者以及人權運動者忽略，尤其是在美國與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他們往往忽視，甚至拒絕「少數民族」這一分類，將其視為共產主義話語的產物，而堅持使用「族裔群體」這一稱呼。然而，釐清這兩者的差異至關重要。舉例來說，當我們比較蒙古人、維吾爾人和藏人（這些居住在本民族歷史地區的少數民族）與遷入這些地區的漢人時，這種分類的意義尤為明顯。若不做區分，或不自覺地套用與多元族裔國家相關的政治倫理，將可能誤解少數民族的訴求，甚至在幫助他們的過程中，造成進一步的不公。例如，外界對中國政府或漢人歧視少數民族的批評，常常立基於民族團結與族群平等的理想之上，而這些理想忽視甚至否認了少數民族希望在其歷史家園中實現文化與政治自治的願望。結果便是，這種批評立場可能無意中與中國打壓所謂「民族分裂主義」及推行同化政策的行動站在了同一陣線上。
 
文革時期，一些漢族造反派以「大民主」和「平等」為名，猛烈抨擊所謂「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他們的激烈言行在事後看來，與隨之而來的大屠殺之間有著令人不寒而慄的聯繫。這提醒我們，內蒙古（這個歷史上屬於蒙古民族的故鄉）已經轉變為一個漢族的定居殖民地，這一現實構成了蒙古人行使與漢族相對獨立的自治權利，或在名義上維持其作為「主體民族」的地位的結構性障礙。在這片土地上，相較於占絕對多數的漢族人口，蒙古人早已成為絕對少數。
 
截至二○二二年，內蒙古的人口結構中，蒙古族占百分之十八，漢族占百分之七十九，其餘為其他少數民族。漢人在內蒙古的定居殖民，早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便已開始。一九六六年烏蘭夫及其蒙古族盟友被罷黜之後，接下來的五十年間，多次大規模移民潮不斷推進，使得政治控制權徹底落入漢人之手。回看二十世紀上半葉，漢族移民在邊疆對當地民族的壓制方式，不禁讓人聯想到美國西進運動期間，牧場主和農民如何驅逐乃至屠殺美洲原住民──只是中國的情形缺少了美國那套「牢固民主傳統」的制約機制。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在日本入侵之後，許多西北和西南邊境的漢人本身就是難民。儘管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仍以「反帝」和「反分裂」為名，對邊疆的土著群體採取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這種程度的暴力，最終也引起了中共高層的憂慮。一九五○年，時任總理的周恩來，罕見地向少數民族發表了公開道歉：「我國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矛盾很大。在漢族同少數民族的關係上，是漢族對不起少數民族。今後我們漢族同志要代為受過，並向他們賠不是。要多做解釋工作，說明今天的中國和過去不同，不會再去壓迫少數民族了。說一次不行就再說一次，不怕多說幾次。人家終究會知道你的話是對的。」
 
中共在建國初期，刻意將自己與傳統的漢族政權區分開來，尤其是與國民黨和軍閥勢力劃清界線，並向少數民族表達歉意，借此為民族和解鋪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少數民族在共和國成立之初，選擇了與中共偕同。一九四七至一九六六年，烏蘭夫主政內蒙古期間，蒙古人在治理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在經濟上也取得了發展；與此同時，漢族移民的權益亦受到保護。然而，中共的道歉並未伴隨政策性撤離漢人移民。相反地，這是一項有意為之的政治策略，其目的在於透過持續推動漢人定居來加強邊疆控制，同時緩解少數民族的抵抗情緒。文革期間，尤其是在挖肅運動全面展開之後，早期的悔意徹底消失。黨國政權借「蒙古民族分裂主義」之名，展開了大規模政治清洗。大量蒙古人遭到殺害或致殘，倖存者普遍經歷嚴重的心理創傷，而原有的政治自治制度也被徹底清除。最終，毛澤東下令停止清洗，只留下一句輕描淡寫的批示：「在清理階級隊伍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
 
問題的核心在於：少數民族權利這一政治議題，雖然在世界各國均以不同形式存在，當代中國是否能夠給予有效保障，仍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文革期間內蒙古的政治歷史，以及新疆、西藏和內蒙古當下的發展現實，以不同方式凸顯了保障少數民族權利所面對的阻礙。文革期間實施的政治滅絕留下了一種持久的後果：少數民族在多數人和國家權力機關眼中，往往不再被視為遭受中國剝削或壓迫的受害者，而是可能叛國的「第五縱隊」；與此同時，漢人則被看作是在中共領導下捍衛中華民族的堅定力量。
 
從這個角度來看，內蒙古文革的經驗，無疑為我們審視近年來新疆的種種提供了一個視角。自二○一七年以來，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了嚴厲的政策，監禁了數十萬或更多的維吾爾人及其他穆斯林公民，聲稱要對他們再教育，讓他們成為「更好的」中國公民。與維吾爾人生活、語言、宗教、飲食相關的文化規範、音樂及藝術成為破壞的目標，許多代表性文化人物失蹤、被捕、噤聲。現行政策的出台，固然跟某些漢族知識分子的攻擊有關：他們批評國家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例如在高考中，為少數民族加分，或免除「一胎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一些著名中國學者批評民族政策，特別是自治制度，助長了維吾爾分離主義。這些批評與文革期間的譴責密切相關，也是中國政府唯一一次公開支持對其民族政策的攻擊。與文革時期的內蒙古情形相仿，如今幾乎所有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漢族定居者，普遍對當地少數民族「自認為家園主人的態度」感到不滿。中國政府則藉此不滿情緒為憑，以打擊民族分裂主義與少數民族暴力之名，壓制其所謂的民族主義訴求。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程鐵軍，澳門大學社會系榮休教授。1943年生，原籍中國河北饒陽縣，1959年隨父親移居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念中學，親身參與且見證了內蒙古在文革時期的慘狀，以及蒙古人如何遭受民族迫害。2001年在澳門大學任教期間，與內蒙古最重要的造反派領袖高樹華合寫回憶錄《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2007年）。現居美國加州，為自由撰稿人。

烏．額．寶力格 Uradyn E. Bulag，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研究橫跨中國與內亞地區，特別關注蒙古人在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革命、意識形態與文化轉型，以及在國家主導的暴力與種族迫害過程中，如何努力建立自身的認同與主權。寶力格認為蒙古人兼具征服者與被殖民者（被壓迫者）雙重身分，可為當代探討國族建構、主權、定居者殖民主義與種族滅絕，到多民族國家中的少數民族治理，以及外交與國際關係等議題，提供豐富的研究素材。

馬克．塞爾登 Mark Selden，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社會學與歷史學榮休教授、康乃爾大學東亞研究計畫資深研究員、《亞太雜誌》創刊編輯委員，近年與潘毅、陳慧玲合著有《蘋果背後的生與死：生產線上的富士康工人》（2015年），與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合著有《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2014年）。

| 譯者簡介 |

程鐵軍，澳門大學社會系榮休教授。1943年生，原籍中國河北饒陽縣，1959年隨父親移居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念中學，親身參與且見證了內蒙古在文革時期的慘狀，以及蒙古人如何遭受民族迫害。2001年在澳門大學任教期間，與內蒙古最重要的造反派領袖高樹華合寫回憶錄《內蒙文革風雷：一位造反派領袖的口述史》（2007年）。現居美國加州，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