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論題圍繞死亡、孤獨、抗爭、創傷、記憶、成長、溝通和表達，書寫是為了鎮痛，或村上春樹說的「鎮魂」，為了在煉獄中的生者和死者！
 
——洛楓
 
執手當代理論大師，走過時代的荒漠
孤獨是寫作的本質，思索堅定意志
書寫是為了鎮痛，或者鎮魂
 
理論就是某種高點，賦予我們框架去觀察時代與自身，思考現實與行動。本書文章聚焦歐陸哲學當代思潮，包括羅蘭巴特、班雅明、福柯、阿甘本、蘇珊桑塔格等；並討論當代著名作者如村上春樹、昆德拉、里爾克、夏宇、西西等。書中從理論大家以及經典作者的作品中尋找書寫理論的根柢，探求書寫的內在動力與自我要求，同時一一面對嚴肅評論不敵網絡口水泥沼、閱讀氣氛低迷、時代狀況令人失語等等負面條件，再轉而尋找書寫的堅實意志，兼具批判力與情感召喚。為當代理論愛好者、文青、創作者與研究院學生所必讀。
 
同好推薦
 
「洛楓是我當年的同事，她的新書， 內容豐富，都是我喜歡的題目， 真是迫不及待想拜讀。作家和散文家筆下的理論， 就是與眾不同，可以把文化理論融入essays的模式。」——李歐梵（學者）
 
在孤獨的核心兀然四望，書寫的策略原來如此豐饒。洛楓為作者和評論人燃點的指路明燈，有意無意地完成了辯證的溝通。能與一個又一個「孤清」的身影相遇，注定必須獨然，卻不寂寞。
——朗天（文化評論人）
 
做不合時宜的事，往往就是合時的。洛楓，她喜歡思考，喜歡閱讀跟她一樣喜歡思考的人，然後寫下一段一段她們的邂逅，其實是一個一個的邀請，請我們一同思考。在這個不特別鼓吹思考的年代，寫這樣的一本書，多不合時宜，多合時。
——周耀輝（學者／作者）
 
不合時宜者，正因錯過當下，而得以享有與任意當下一再斜身對接的自由。作品要求重讀，理論期待重寫，洛楓在書中勾出私選清單，砌作群像，反思書寫在當下的意義。於此，洛楓以實踐印證，理論正是生活的方式，也是生活下去的可能。
——葉梓誦（作家／《字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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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蘭．巴特一生寫作而且決定持續下去，歸根究柢還不是源於一種不得不寫的存在狀態？這種狀態只為個人出發，不涉及讀者的考量、刊物的載體或媒介市場，甚至公眾利益或道德教化，完全只是自我界定的一種行為。
——〈死前留言：羅蘭．巴特的慾望書寫〉
 
阿甘本對「當代性」（contemporariness）的第一個定義是「不合時宜」（untimely），指出真正的當代人不與時代吻合、也不順應時代的需求，他們徹底是不相關、不切題和毫不相干（irrelevant）的人；然而，正正由於他們跟時代斷開連接，才比其他人更能抓住當下，這種不合時勢並不代表活在其他時空，這些人不過是鄙視那個既不能改變又無法逃避的時代而已。
——〈不合時宜與透視黑暗：阿甘本論「當代性」〉
 
評論人問：「別人對你的詩的理解總是不及你自己？」夏宇答：「這個問題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有意義。」詩人認為一個讀者怎樣閱讀作品，無論是否理解、同意不同意，作家不一定知道，也很難干預，這種狀態像極了愛情：「我愛你，可是與你無關！」
——〈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夏宇詩學〉
 
| 目錄 |
 
自序—暗夜獨行：理論的生命滋養

I 寫作學
死前留言：羅蘭．巴特的慾望書寫
沒有聲音的尖叫：杜哈絲的孤獨寫作
寫作的身體與創傷：村上春樹的創作觀
凝視孤獨的深淵：里爾克的《給青年詩人的信》
時代的碎裂：跟創傷同命相依⋯
發現病徵，成就藝術：弗洛依德的「屏障記憶」
在「後二〇一九」尋找書寫的靈光：班雅明的〈說故事的人〉
肖像畫與寫作：《刺殺騎士團長》的藝術觀⋯

II 創作論 
小說的歷史學與輸入法：昆德拉的時代思慮
讓殘缺的字自由思考：夏宇詩學
站著寫作：西西的小說講臺
從手書記事到電腦鍵盤：日記書寫
解放記憶：從班雅明思考抒情詩的當世景觀
在亂世，我們棲居於詩：海德格的詩學
寫作直到世界終結：貝列西寫在動盪時期的詩

III 藝術評論
文字的刀刃：評論人作為藝術家
為誰而寫和寫了甚麼：藝術評論的危機與機制
讓我散落四周：福柯的〈甚麼是作者？〉
如何說好論辯：伊格頓的〈評論的功能〉
功利庸俗的評論機制：蘇珊．桑塔的〈反詮釋〉
拒絕溫柔的年代：札記《藝術評論的終結》
不合時宜與透視黑暗：阿甘本論「當代性」
 
| 內容節錄 |
 
在「後二〇一九」尋找書寫的靈光：班雅明〈說故事的人 〉 
 
偉大的說故事者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擁有在個人經驗的階梯上升降起落的自由—這是一個論述，也是一個比喻，懷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的。班雅明的文字難讀卻又有牽引追看下去的動力，他的大部分著作屬於理論系列，卻佈滿詩意和象徵，他是繼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之後讓我體驗跨文類書寫的實踐，讀到盡頭不再汲汲於界分到底是論述還是故事，而是沉浸於那些街道、人潮和城市的生活氣息，以及星空、顏色、光影等細節羅列。班雅明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做〈說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原是論析俄國作家尼古拉．科夫（Nikolai Leskov）的寫作，卻以說故事的方式勾出甚麼是「說故事」（storytelling）的概念，而且連接歷史和記憶，讓我思考當代城市的身世。
 
一、故事的根源：流徙與留守
 
「說故事者」已經消失了，「說故事」的藝術已經終結！班雅明在文章的開首便這樣慨歎，而消失和終結的原因是生活經驗的貶值，人們甚至沒有交流經驗的能耐。二十世紀是戰爭和媒介發達的年代，前者的殘酷及其帶來經濟、民生與精神文明的崩潰，讓痛苦的人無法言說；後者伴隨科技而來鋪天蓋地的資訊，代替了表述的方式。班雅明追溯以前口述故事的流傳形態，說的和聽的彼此交換經驗；他說「故事」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遠遊外地的經歷，另一種是活在原居地的體驗，遠行回來的人必有故事要說，而居留者也有許多當地的事件或傳統可以分享，如何敘述一個或一些地方，便是故事的根源。班雅明指出，說故事者很務實，以教誨引動道德和智慧，目的不是要為難題提供答案，而是打開故事延展下去的可能，從而追尋真理—當我們想弄清楚一些事理的時候，便會繼續聆聽和講說故事，這是溝通的橋樑，將分散的人聯繫起來。
 
班雅明開宗明義的闡釋讓我串連香港的處境，「後二〇一九」的歲月裡，我城的故事也有兩種，一種來自海外的流徙者（流亡或移民的），另一種便是留守本地的人，合起來便是如何「書寫一個地方」的命題。跟班雅明的論述有點不同，我們的流徙者大部分都不再回來，那麼他／她們的故事到底跟誰說呢？只是，「香港文學」的定義從此跟過去截然不同，產生的變貌更繁複、分歧也更多！前些時候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提問：移民遠走的人不能一輩子寫香港故事，寫完了離去的經驗後還如何寫下去才是創作更大的考驗；另一方面，留在原居地的人每天承受城市不合常理的異變、不合比例的崩塌，當文學不能改變現實的時候，該如何擺放寫下去的位置和理由？時代的板塊仍在分裂和移動中，二〇二三年的這一刻，還沒有足夠的歷史距離讓我看清變異和發展，但可以確定的是，評論人和文學史研究者已經不能用舊有的方式理解香港文學的組成，如果說書寫「香港」的都是這個地方的文學，這是個怎樣的「地域」邊界？無論是游徙還是留守的，又是怎樣的身分結構？在離散和連結的矛盾中，我們怎樣評價「如何寫」的形式和「寫甚麼」的內容？寫給誰看的這個「誰」到底是誰？
 
二、直面不可說的死亡
 
寫於一九三六年，〈說故事的人〉剖析當時媒介社會導致人類溝通出現碎片化的現象，資訊以洶湧而搶耳的姿態佔據每日生活，人們得到一堆沒有關連、彼此割裂、平庸、冰冷而彷彿事不關己的訊息，無從也不去求證當中的真假。人們不再需要「故事」，而是五光十色和無遠弗屆的資訊，「說故事」的藝術從此沒落和消失。班雅明認為故事無論來自鄉村、海洋還是城市，都是一門溝通的手藝，讓說故事者沉澱生命，猶如製陶工人抓住黏土器皿上的指印那樣再現出來（又是一個生動的比喻），而為了呈示生命，說的故事必須直面死亡。在遠古的時候，（西方）人不忌諱死亡，而是勇於思考永恆與再生的力量，但自十九世紀以降經歷一系列公共衛生、人口政策、城市發展、公眾與私人的規範之後，死亡從日常生活中隔離，在現代社會裡，死亡被越推越遠，以至不可觸碰。班雅明指出，「死亡」是生命的來源，也構成故事的底本，當它被裁決變成禁忌，便削弱了故事的根基，無法形構道德和智慧的內容。班雅明這個論述，使我想起了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臺譯米歇爾．傅柯）著名的文章〈論其他空間：烏托邦與異托邦〉（Of Other Spaces: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當中勾勒二十世紀在城市規劃下，為了開發更多有用的土地，不惜將原本建在市中心和教堂旁的墳地遷移到邊陲的地方，促使人減退了對死亡的宗教信仰與膜拜、對家族記憶的存念和延續。「死亡」觀念的改變，不但顛覆了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同時也影響了文化和藝術的想像；對班雅明來說，「故事」被平板的資訊取替，說故事者也不得不失去了應有的位置，而更重要的是「死亡」不單關乎個體，也聯繫歷史—這才是班雅明苦苦扣連的核心論述！
 
三、故事作為記憶：記錄破敗的歷史「故事」連結生死（life and death），生死是年代記（chronicle），年代記是史詩（epic），史詩是史料編纂（historiography），而史料的基礎便是記憶（memory）——這是班雅明猶如鎖鏈環扣的論述線路，他說只有通過全面的記憶，史詩式的書寫才能吸收發生的事件，使它超越死亡的力度，因此，記憶是歷史的形態！「記憶」跟時間（Time）競賽，是生存留下的唯一憑證，一代一代流傳下來便建構了傳統的鏈接，只有當故事一路說下去，才能完成歷史的敘述。美國後現代理論大師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在他的《班雅明：多重面向》（The Benjamin Files）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班雅明這樣的扣連，是以「故事」來重新定義「記憶」，記憶標誌客體或物體的存在，同時通過值得紀念和可供記認而識別，那就是傳統說故事人的述說；這些民間藝人是歷史的見證者，化身為口述的、老輩的、圍在篝火旁或榕樹下的說書人，娓娓道來關於戰爭的、死亡的、疾病的故事，藉以重建希望和治癒創傷。寫到這裡，頓然發現班雅明和詹明信彷彿在論述我城的境況，這是理論超越了時空？還是人類歷史一直在走圈圈的輪迴？當亂世來臨，真相會變成濁流混淆不清，記憶會被禁止、清洗、截斷、抹掉或取替，我們如何書寫自己的年代記？怎樣跨過時代的生與死？納粹時期的猶太裔女孩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藏匿於不見陽光的閣樓，以日記形式記錄逃避政治屠殺的日常生活和青春的蠢動；史太林時代被流放的索隱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用集中營一天的敘述框架，寫出極權統治下人性的剝削與生活的嚴酷；還有經歷布拉格之春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政治抓捕的黑暗沼澤裡，融入個人的生命、希望與傷痛，寫成《無權勢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倡議以活在真實中的信念來對抗極權。有人說亂世文章無用，的確，文學不能改變現實，但可以改變人心，拓闊對將來的想像，給予勇氣和希望，同時記錄曾經發生的人和事情。這是由班雅明的概念延伸而來的當代思考，說故事者是時代和地方的歷史見證人，層層挖開被掩埋的記憶和真相，用故事承載道德和智慧，只要有人想聽，故事便會延續下去⋯⋯
 
（未完待續）
 
 
| 作者簡介 |
 
洛楓，香港詩人﹑文化評論人，香港大學文學士及哲學碩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擔任台灣金馬獎電影評審委員、香港電台廣播節目《演藝風流》主持、香港舞蹈團舞劇《中華英雄》的文本構作，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
 
著有詩集《距離》、《錯失》、《飛天棺材》、《頹城裝瘋》、英譯詩集《自我紙盒藏屍的日子 Days When I Hide My Corpse in a Cardboard Box》和《愛在創傷的城 Love in the City of Trauma》；小說集：《末代童話》、《炭燒的城》和《第三身》，以及散文集《變臉幻書》。另有評論集《世紀末城巿：香港的流行文化》、《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女聲喧嘩：媒介與文化閱讀》、《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請勿超越黃線：香港文學的時代記認》、《情書光影：洛楓演藝評論集I》、《迷城舞影：洛楓演藝評論集II》、《游離色相：香港電影的女扮男裝》和《獨角獸的彳亍：周耀輝的音樂群像》等。
 
其中詩集《飛天棺材》獲2007年第九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詩組首獎，文化評論集《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獲「2008香港書獎」及「我最喜愛年度好書」等獎項；2016年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家年獎」（藝術評論界別）、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頒發「城市當代舞蹈達人獎2016」，2023年再度獲得「藝術家年獎」（文學藝術界別）。